提到中國書法,有一個人的名字是絕對繞不開的,那就是書聖王羲之,從古至今,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曾湧現出無數書法家,但他卻以一己之力壓蓋了他所在及不在的所有不同年代,令後代的書法家不得不為之服膺,直至千百年後的今天仍無人超越。
不過,令人惋惜的是,書聖王羲之居然沒有一件書法真跡能夠流傳下來,而我們現在所知的所有王羲之的作品,無一例外全都是摹本,馬未都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王羲之寫《蘭亭集序》這件事,距今已經有一千六七百年,王羲之的真跡肯定是沒法傳世了,因為時間太久了,先不說這字能不能傳,紙都保留不下來,那麼傳世的都是摹本,你比如王羲之寫的尺牘平安帖,在中國臺北故宮的摹本就是唐代雙鉤的硬黃紙本的。
前些年嘉德拍過一個,上海的大收藏家劉益謙花了三個多億買的平安帖的手卷,可能是世界上平均每個字最貴的一個書法作品了,這些東西都還不是王羲之的,原則上都是摹本,古代的唐以前的書跡基本上也都是摹本 ,《蘭亭集序》這個真跡呢,據傳是唐太宗死後被殉葬為昭陵,傳世的都是摹本。
現在見到的有虞世南的、褚遂良的,馮承素的等各個摹本,當然普遍公認為馮承素的這個摹本是最接近於真跡,馮承素摹本,他卷首印有唐中宗李顯的神龍年號的小印,故稱神龍本,但也有人說這個卷首的神龍小印不是唐中宗內府前的印,而是後人添上去的,所以這事也說不清楚。就是對於這麼古老的版本,各說各的,都是頂級專家,都很難統一。
雖然王羲之的真跡沒能流傳下來,但即便是他的摹本,市場價一樣也是很高,2010年,在中國的嘉德秋拍夜場上,王羲之的摹本《平安帖》拍出了3.08億的天價,也打破了當時中國書法拍賣中單字價格最高的記錄。2018年,王羲之的《十七帖》的最佳館本——宋拓《十七帖》文徵明朱釋本在中國的嘉德秋拍中以1.92625億元成交。
而在這些臨摹王羲之的作品中,以唐摹本最為珍稀,我們最為熟知的馮承素版《蘭亭序》一樣也是唐摹本,拍出3個億的《平安帖》同樣也是唐代的摹本,至於元宋摹本相對而言價格就要偏低一些了。
也正因為如此,王羲之的一副《上虞帖》(也叫夜來腹痛帖)的唐摹本,雖然只有短短的58字,長不過23cm、寬不過26cm,但卻被明朝大書法家詹景鳳推許為“唐摹之絕精者”,上海博物館藏品百萬,但唯獨這幅唐摹王羲之的《上虞帖》成功當選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上虞帖》的歷史地位以及價值到底有多高了。
可是你們知道嗎?這幅價值難以估量的書法作品在上個世紀70年代剛被人發現的時候,竟是從一個倉庫的垃圾框裡撿到的,1973年,上海博物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從垃圾筐撿到這幅書法作品後,多次送給專家鑑定,但一直都被鑑定為贗品,且長達數年不被重視。
直到三年後,經過各路專家的多次查證以及觀摩,這幅書法最終才被確定是真的唐摹本,而且在《上虞帖》從垃圾筐裡被撿到後,經過了38年,到了2010年,其價格居然還飆到了3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萬育仁,1916年出生,萬育仁14歲的時候來到蘇州的集寶齋給人當學徒,師從拓裱大家孫伯淵,五年期滿後,他繼續跟隨孫伯淵學習書畫古董鑑賞。
1955年,萬育仁進入上海文管會,同年5月,安徽省壽縣的民工在對城西門內北側取土加固城牆時,意外發現了一座古墓,這座古墓後來被命名為蔡侯墓,同年秋天,青銅器專家陳夢家赴安徽去研究蔡侯墓中出土的青銅器,他看到青銅器上的銘文很多,有著極高的研究價值,唯一的煩惱是苦於無人能拓。
不久,陳夢家出差途徑上海,在跟上海文管會副主任徐森玉聊天的時候,碰巧提到了這件事,徐森玉便向陳夢家推薦了萬育仁,萬育仁果然不負眾望,最終只用了一年時間就將出土的所有青銅器銘文都拓了出來,而且每一個銘文都是黑白分明,十分清晰,萬育仁也因此獲得了“傳拓神手”的稱號。
《上虞帖》曾被古今收藏家幾易其手,它原本收藏在南唐的集賢院御書房,後來輾轉到宋徽宗趙佶手上,再後來又隨著歷史的變遷,在明朝成立以後,被收藏進明朝晉王府裡,為禮部左侍郎韓世能的兒子韓逢禧所有,到了清朝嘉慶年間,《上虞帖》又被翰林商載收藏,後又歸大興程定夷。
1969年10月,《上虞帖》被移送至上海博物館,但卻被當時的專家鑑定為贗品,隨後《上虞帖》被隨手丟進倉庫裡的一個垃圾筐中。
1972年,上海成立了文物清理小組,對上海被抄家物資裡的書畫古玩進行鑑定以及清查,而萬育仁當時正好代表上海博物館參與這項清查工作。
一天中午,萬育仁來到倉庫對文物進行清理,結果當他在清理的時候,從旁邊一個棄置的垃圾筐中發現了一張捲起的“廢紙”,他撿起來翻開一看,看到紙卷的卷頭上有宋徽宗的瘦金體寫著:“王羲之上虞帖”。
看到上面的字後,萬育仁感覺卷面字跡秀逸逼人,非尋常之作,又看到卷頭上還鈐有圓形的雙龍印、政和、宣和的騎縫印,歷史基本功紮實的萬育仁一看到這些印章,立馬認出這些都是宋徽宗的收藏印章,他知道,這張捲起的“廢紙”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上虞帖上的印章》
萬育仁立馬拿著《上虞帖》趕回上海博物館,並找到相關專家進行二次鑑定,但可惜的是,上海博物館的專家仍舊跟第一次一樣,還是認為該手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跡也不是唐摹本。
專家二度否定,可是萬育仁的專業知識卻告訴他:該手卷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確確實實就是如假包換的唐摹本,在矛盾掙扎中,萬育仁最終還是決定跟從自己的內心,並作出了決定:他沒有聽從專家的意見將《上虞帖》交還給文物清理小組,而是偷偷地將它藏了起來。
萬育仁
三年後,也就是1975年,上海博物館的館長沈之瑜重回工作崗位,萬育仁聽說後知道機會來了,他將之前偷偷保管起來的《上虞帖》拿出來給沈之瑜看,沈之瑜看完後也很認同萬育仁,他說:
上海如果不能鑑定,那就送到北京去!
時任保管主任的馬承源聽說後,拍著胸口說:
用不著拿去北京鑑定,咱們上海有謝稚柳。
馬承源口中的謝稚柳那可是位大師,謝稚柳,原名謝稚,稚柳是他的字,是中國書畫大師,同時也是赫赫有名的書畫鑑定大家,他與被譽為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鑑賞家、泰斗級的書畫鑑定家張蔥玉齊名,世有“北張南謝”之稱。
沈之瑜派人將這幅《上虞帖》送到了謝稚柳家請他鑑定,這謝稚柳剛看到《上虞帖》,就立即拍案叫道:
上海居然也有這麼好的東西,現在我們也有王羲之了,雖然只是一件唐摹本,但也要作真跡看待。
十天後,謝稚柳又在這幅《上虞帖》的字心處發現了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以及“內合同印”,這下他終於可以百分百肯定,該帖就是唐摹本,而不是什麼後來偽造的贗品。為了保險起見,沈之瑜還找來了現代軟X光等儀器對畫進行檢測,最終證實了該字帖就是王羲之《上虞帖》如假包換的唐摹本。
沈之瑜
這個訊息傳開後,上海的文物界都沸騰了,《上虞帖》是在1972年被萬育仁從倉庫的垃圾筐裡撿出來的,38年後,也就是2010年,王羲之的《平安帖》唐摹本在中國嘉德的秋拍夜場上,一舉拍出了3.08億的天價,有著相似規模的《上虞帖》也隨之水漲船高,身價也一度飆漲上了3億,不過如今《上虞帖》已經成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其人文藝術價值難以估量,絕非幾個億的金錢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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