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今年的獲獎者一共有三位，那麼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關於經濟的驚天秘密才讓他們從一兩千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奪得桂冠呢，今天就帶大家用最簡單的語言一覽他們的真本事，也希望大家能從他們的偉大發現中獲得一些啟發！
先來介紹一下三位獲獎主中的其中兩位，他們合作解決了一個在經濟學歷史上無法解決的難題，在一般科學界中，所有的結論都要透過做實驗獲得才能得到大眾認可。
但是在經濟學中，一些實驗就不太可能完成，比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省份的經濟政策，就無法做實驗。如果改變一個學生讓他上某所大學，如何排除他的個人因素，得出教育對於他未來收入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因果結論呢？
一個現象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我們不可能穿越時空回到沒有發生的狀態改變它並再次觀察它。這些宏觀的經濟現象，都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參與在內，這就無法讓數量如此龐大的群體參與實驗。但這些經濟問題，又與我們普羅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調整最低工資，勞動力的供給配比，一個政策的制定，這些都急需高智商人物們想出一個可行的實驗方法，在實施一個政策之前，先來為其評估和測試，正在全世界都愁壞了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兩位來自以色列與荷蘭的約書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奎多·W·因本斯（Guido W. Imbens）登場了。
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兩位經濟學家開發了「擬自然實驗」這個工具，首次向世界展示瞭如何從自然實驗中得出精確的因果結論。
接下來我會用最簡單直白的方式來解釋這個方法，先回到剛才舉的一個例子，假設政府對某個地區進行了投資，而這個區域本身也在持續地經濟增長，怎麼評估如果政府沒有投資對於這個地區的作用有多大呢？投資帶來了增長，增長帶來了更多投資，因與果相互糾纏，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回到“假如沒有投資”之前再去觀察了，我們的世界只能觀察到一種結果，怎麼辦呢，「擬自然實驗」還能繼續嗎？他們想到了辦法，可以利用一種名為“差中差”（雙重分差法 / DID)的方法，所謂的“差中差”可以簡單理解為減法再減法，就可以完成上述的「擬自然實驗」，就是尋找另一個條件非常相似的地區，唯一的區別是這個地區沒有得到幸運的投資，這個時候，就得到了一個對比的樣本。
第一步，把兩個地區沒有獲得投資之前的原始經濟指標做一個減法，得到一個結果，也就是差。
第二步，把其中一個獲得投資後的地區，和依然沒有獲得投資的地區兩個經濟指標再次相減，得到第二個差。
第三步，把第二個差減去第一個差，得到的結果就是第三個差，這個結果或者說差，就約等於之前無法透過實驗得到的答案，也就是政府投資所帶來的具體效果。
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就透過“差中差”這個原理十分簡單的，又十分容易理解和運用的方法給解答了！要知道，這在以前，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的！
但這個方法對於剛才提出的另一個問題，當改變一個學生讓他上某所大學對未來收入影響如何時，似乎束手無策，他不可能把人生重新走一遍來讓我們觀測，像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找到可對比的樣本，怎麼進行實驗呢，這時，他們兩又貢獻了另一個解決辦法：
“斷點回歸”
所謂斷點回歸就是找到一個斷點，然後在確定因素裡找隨機性，比如高考分數670分可以上清華大學，669分不能上，65歲能退休，64歲不能退休，22歲可以結婚，21歲不能結婚，中間這條分割線就叫斷點，高考的隨機性就是分數，比如一群高考學生們成績穩定在670分，上下20分浮動，就可以認為這些學生的學習水平基本沒有太大差別，而他們唯一的差別就是“是否上了清華大學”，對比他們將來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大致排除其他因素，得到“是否上清華大學”對於他們收入的影響。
有了他們兩這些看似原理極其簡單的方法貢獻，卻對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甚至國際關係等等學科都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如今他們使用的“差中差方法”已經成為了每一位研究實證經濟學者都必須學習的基本工具之一。
而今年另一位經濟學諾獎得主大衛 · 卡德（David Card）的發現，離我們的生活更加貼近了一步，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之前，幾乎所有的傳統經濟學家都有兩個共同的想法，一個是如果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一定會導致企業的工資成本增加，企業壓力增大逐漸被迫裁員，進一步導致就業率減少，失業率上升。第二個是外國移民增多會導致本地人的失業率上升，因為外國移民增加會奪取本地有限的工作席位，這兩種想法在理論上都站得住腳，但所有人都苦於這兩個理論無法用實驗來證明或推翻。
為了調查法定最低工資如何影響就業，來自加拿大的大衛 · 卡德和另一位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透過電話調查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快餐店市場，使用剛才提到的“差中差”方法做了實驗，終於頂著壓力推翻了傳統觀念，他們發現新澤西州在提高了最低工資之後，快餐業的工作並沒有出現如預料般減少，反而有了幾個重要的新發現，包括更高的工資換來的是工作效率的上升，員工更加自願地工作，並由此吸引來更多的人才。而企業可以透過提升產品價格來彌補工資成本的上升，而且產品價格的提升幅度也只需要非常小，他們發現最低工資從7.25美元上升到10.10美元，提升了近40%，而快餐店僅僅只需要將產品的價格上升2.7%，就可以覆蓋上升的工資成本。對於企業和員工來說，這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對於整體經濟來說，也是一個良性迴圈，因為員工拿著增加的工資回家，就會加大消費，並很可能會將這筆錢投資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得到更好教育的孩子將來會得到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為社會和經濟作出貢獻。
提高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好處，重新整理了所有人的認知，而後引發了大量的經濟學家後續研究。
而為了研究外國移民對於本地人工資和就業率的影響，大衛 · 卡德更是想到了利用1980年的古巴難民事件，因為這個事件在左右翼兩派時常爭論不休，兩方持著完全相反的想法。大衛 · 卡德決定做一次剛才提到的「擬自然實驗」，古巴難民事件是20世紀最大的移民事件之一，僅僅4個月時間就有近15萬難民抵達美國的邁阿密，令當地的勞動力供給一下子增加了7%，而剛好這些移民中有60%都沒有完成高中教育，另外40%的人也因為語言不通和沒有專業技能，從事的都是體力勞動工作。
按當時的理論來說，大量的此類移民會衝擊當地人的工作，尤其是當地的體力勞動者，而這剛好屬於外生性衝擊，經濟學領域裡有外生性和內生性兩種變數，先前提到的“差中差”就是為了解決內生性變數問題，外生性變數大致可以理解為要藉助外部資料，這裡我們只需要知道這次外生性衝擊是一次難得的經濟學研究機會。
但研究的一個難點在於，我們已經無法回到在沒有移民湧入邁阿密之前的勞動力市場變化，也就是說，沒有合適的對照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在眾多城市中分析並找到了洛杉磯、休斯頓、亞特蘭大等四個城市作為邁阿密的對照組，因為這四個城市剛好在各方面都有相似的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照出一個【以前的邁阿密】，大衛 · 卡德最後發現，即便衝擊如此巨大，也沒有讓體力勞動者的工資下降或失業，反而，本地居民的工資收入因為大量移民而受益。
具體結果顯示，邁阿密在古巴移民潮5年後，其工資相對於另外四個對照組城市的工資最高上升了9%和10%，失業率也不升反降了最高3.5%和5.8%。後來實驗將範圍縮小到黑人群體和拉美群體，甚至古巴裔內部群體，得到的結論都極其類似。
而且大衛 · 卡德也在教育領域裡多次質疑傳統觀點認為的受學校教育資源和受教育得到的回報關聯性較小，並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學校的教育資源對於學生的教育回報來說非常重要，併成功改變了這個世界對於教育的看法。
毫無疑問，以上三位在二三十年前透過簡約卻不簡單的方法和實驗，都多多少少地改變或驗證了所有人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 Peter Fredriksson 說，“大衛 · 卡德對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以及 安格里斯特 和 因本斯 的方法論貢獻表明，自然實驗是豐富的知識來源。他們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回答關鍵因果問題的能力，這對社會大有裨益，”
現在的我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了更加強大的知識框架，三位獲獎者的發現改變了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且可以讓更多的科學家藉由這些方法更快地回答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也許下一個有巨大發現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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