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街巷口
在許多人印象中,延安在抗戰中似乎沒有遭受日軍的侵略,屬於安全的大後方。是日軍沒有打延安的主意嗎?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延安不僅遭受了日軍的空襲,在地面上也屢屢遭受日軍威脅。所幸的是,日軍沒能得逞。
1938年2月太原淪陷後,侵華日軍大舉向南推進。3月,兵臨邊區河防的日軍與同蒲鐵路南下的敵軍合兵一處,同時向陝甘寧邊區河防地域發起進攻,企圖徹底摧毀我抗日根據地。
按照主席的部署,我邊區河防共分成4個防區,統稱“綏德警備區”,由黃羅斌、賀晉年、文年生及閻紅彥四人負責。而統一指揮他們的,是紅軍時期曾任教導隊隊長兼隨營學校校長的陳奇涵。
在作戰會議上,司令員蕭勁光認為,單靠留守部隊的兵力去鞏固河防,顯然是不夠的。但在黃河東岸,整個山西地區都有八路軍、部分友軍不斷打擊日軍,因此,守住黃河同樣也是保衛延安的關鍵。
會後,陳奇涵便率綏德警備區下轄的警備1、3、8團,投入到緊張的戰備工作中。部隊一邊加緊訓練,一邊對當地地形進行調查,讓幹部戰士心中有數。除此之外,陳奇涵還發動百姓一起修築工事,加強各個渡口前沿陣地。
在黃河對岸,陳奇涵還將一部分部隊化整為零,一面蒐集情報,一面破壞敵人的通訊、交通。在遊擊部隊的協助下,陳奇涵不僅能第一時間獲悉敵人動向,還可讓遊擊部隊牽制敵軍行動,讓日軍舉步維艱。
綏德警備區管理的宋家川、軍渡渡口,是太原通往延安的重要樞紐。這裡也是日軍主要進攻的目標之一。日軍每次進攻,少則2000人,多達上萬人。而我軍在此地的防禦方向上,部隊的兵力最多不過一個團,戰鬥兵員還不足千人。日軍每次來襲,投入的重型火炮多達20餘門以上,有時還會派飛機助戰。反觀我軍,每個團只有2門迫擊炮。敵我兵力對比至少有2:1,火炮更是10:1
河防部隊雖然面臨兵力單薄、裝備落後的窘境,但對進犯的敵人採取積極防禦的措施,巧用游擊戰、正面陣地戰打擊敵人,讓日軍連續七八次都沒能渡河,只能望河興嘆。
1938年4月,日軍連續對宋家川、軍渡發起了5次大規模攻勢,均未能奏效,敵人在次月佔領河東離石後,調集一個旅團的兵力,配屬30門火炮,經柳林向軍渡猛攻。
陳奇涵判斷,敵人的意圖是要佔領渡口,將邊區、晉綏地區的交通線切斷。他讓警備8團東渡,在汾離公路沿線打伏擊,不斷騷擾敵人。5月10日,警備8團抵達柳林一線時,發現敵軍的一個聯隊正在老婆山上宿營。團長文年生經戰鬥會議後決定,派出一個加強連的兵力,主動對其發起夜襲。
戰士們悄悄爬上敵人的宿營地,發現裡面的日軍還在酣睡。消滅敵人的哨兵後,戰士們取出手榴彈,向窯洞裡丟。被一連串爆炸聲驚醒的敵人還沒來得及反應,便被我軍的大刀砍了脖子。僥倖活命的,一邊提著褲子,一邊驚慌地端著步槍向後退卻。
經過數小時戰鬥,我軍成功消滅200餘人,繳獲大批槍支彈藥。日軍渡河未成,反被重創,只能連退幾十裡,再做打算。
幾次與敵人交手後,陳奇涵摸出了“門道”:敵人進攻是有規律的。一開始,日軍會調集重炮對我軍發起猛烈炮擊,炮兵打完,部署在後的騎兵部隊就在火力掩護下強行渡河。在佔領河岸後,日軍會再用重炮猛擊我河防陣地,待摧毀我軍工事後,步兵才會在火力掩護下集中強渡。
對此,陳奇涵針對性地提出“半渡而擊”與“主動出擊”這兩個戰法。前者是趁敵軍渡河之際,突然用各式火力猛烈開火,大量殺傷敵人。但在敵人尚未抵達我軍隱蔽區之前,要頂住敵人的攻勢,加強隱蔽,必須等到敵人進入我軍火力網之後,最大限度地發揮火力。
而主動出擊,則是趁敵混亂時,將山上作戰與山下游擊結合起來,配合正面作戰。不過不能採用單純防禦戰術,要選好時機,或於戰鬥前,或於敵人潰逃時。由於先前我河防部隊常會派出小分隊偵察敵情,因此對於敵人的情報瞭如指掌。隨後,這兩套戰法便在河防部隊推廣,效果顯著。
1939年的軍渡渡口作戰中,日軍改變以往大搖大擺走公路的習慣,改為分路並擊,把防守柳林的閻軍打得潰不成軍,6月初,柳林、軍渡相繼失守。隨後,日軍又接連突破東馬關頭、涼水崖等地,再一次重兵壓境。
我綏德警備區得知敵情後,隨即派出部隊堅守陣地,在宋家川與敵人對峙三晝夜,以火力封鎖渡口,讓日軍付出重大傷亡的同時不敢輕易渡河。同時,我河東部隊又連續出擊,襲擊其補給線與側翼,使其不得不節節後退。戰至6月9日時,入侵的上萬日軍已盡數撤回蒲縣黑龍關一帶。
之後數月,不死心的敵人又發起三次大規模攻勢,但在綏德警備區構築的銅牆鐵壁前,他們頻頻碰壁,到頭來還是隻能把有限的兵力調回後方,放棄了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
在近兩年的河防保衛戰中,我軍共擊退敵人23次進攻,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主席曾在延安召開的會議上特別表彰:“陳奇涵保衛了延安的東北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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