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的一天,洞庭湖畔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四處都透露著春意盎然的生機。湖南省岳陽縣新牆鎮文家屋場轟動了,鄉親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只為迎接一位大人物的到來。這位大人物就是時任解放軍湖南軍區副司令員的文年生將軍,32年前,年僅12歲的他負氣出走,如今回來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將軍。
文年生,1907年2月28日出生在文家屋場,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但他們家有一個聲名顯赫的祖上。根據族譜記載,文年生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第十二代後人,或許正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勵著後人,讓文年生成為開國將軍。但在文年生的童年記憶裡,卻只有一個“窮”字。
據文年生後來在自傳中寫道:“當時家裡只有田二畝,房子四間,另外欠債光洋一百多元。主要依靠父親文養然種田、做短工、抬轎子,母親紡紗織布勉強維持生活。一年的糧食只夠半年吃,四季離不開雜糧野菜。”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年生8歲開始幫父親種田、打柴、撿糞,幫地主家放牛。10歲時進入文氏祠堂的私塾中讀夜學,但僅僅學了一本《百家姓》,就因為家裡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無論文年生怎樣鬧著要上學,家裡總歸還是無力支付。母親本著“手藝在身不怕窮”的原則,為他選了一條更為穩妥的道路,將他送到姑父瞿海平那兒學裁縫。
翟海平既是文年生的姑父,也是舅父,算得上的極為親近的親人了,但這個駝背男人性情暴戾,待他極為刻薄,動不動就用做裁縫的尺子打他。姑母小名叫麼姑娘,平日裡對侄兒也沒什麼好臉色。文年生白天做工,回來還要給姑母看孩子,孩子哭了還得捱揍,整天受氣捱罵,連飯都吃不飽。
1919年初的一個晚上,天氣非常寒冷,文年生舉著一盞桐油燈上茅房,一不小心將燈掉進了糞坑。第二天,姑媽逼著他光著膀子跳進一人多深的糞坑,把燈撈上來。性格倔強的文年生感到受了奇恥大辱,一氣之下跑回家去。回到家裡,生活還是那樣貧窮,文年生吵著要讀書,得到的不過是母親的唉聲嘆氣。到最後,母親還是逼著他回姑父家去學裁縫,文年生卻再也不願回去了,年僅12歲的他在一個清晨負氣離家出走了。
文年生雖然小小年紀,對於這次出走卻是非常的堅決,他徒步60多里穿過荒山野嶺,隻身一人流落到了岳陽縣城。之後,他又越過長江,走到了離岳陽縣城80裡外的湖北監利縣尺八口鎮,在一家木匠鋪當學徒。年幼體弱的文年生連木匠鋪的斧頭都掄不動,只能做一些打雜的活。兩年後,文年生又回到湖南,在華容、南縣等地幫人做工、種田、挑土築堤,受盡了屈辱。
1926年,北伐軍攻佔華容縣城時,19歲的文年生連工資和行李都不要來,就跑去參軍。1930年,文年生不滿新老軍閥連年混戰,就想去投奔紅軍,但策劃了幾次都沒成功,卻有三位兄弟因此被槍殺。直到1930年6月份,文年生終於離開湘軍到了長沙,正好趕上彭德懷率部攻佔長沙。
文年生在紅軍中作戰勇敢,長征時已經升為團長。張國燾搞分裂時,曾命令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率騎兵,阻止中央北上。在此之前,為了保護毛主席的安全,彭德懷派文年生率領紅三軍團教導營,去當毛主席的護衛。在激烈的爭辯中,李特竟然拔出手槍要行兇,正在毛主席身邊的文年生見狀,也拔出了手槍,對準李特,警告他不要做蠢事,只要李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一個都跑不了!
抗戰爆發後,文年生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團團長兼政委,留守陝甘寧邊區。在此期間,文年生率部抗擊了日寇向邊區河防發動的23次進攻,大小戰鬥70餘次,勝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給他的保衛黃河的任務。此外,文年生還因為在大生產運動中的優秀表現,被評為生產模範。毛主席為他題詞:“書贈文年生同志:生產教育二者兼顧。”
文年生離家多年杳無音訊,母親認為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這麼小一個孩子獨自出走,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為此,母親悲痛欲絕,年復一年以淚洗面,哭瞎了雙眼。直到19年後的1938年,時任八路軍團長的文年生才從延安寄回來一封信,並附了一張他身穿八路軍軍服的照片。可惜,母親此時已經看不清兒子的模樣了,只是哭著撫摸兒子的照片,說:“我的年伢子還活著啊!”
在共和國的將帥中,有太多像文年生一樣,少小離家投身革命,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與家中音訊隔絕。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常年受到蔣介石集團的封鎖,別說沒有通訊的渠道,就算有也不敢往家裡寄信。到了陝北,尤其是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後,他們才得以往家裡捎回隻字片語。楊得志將軍當時給家裡寄了一張軍裝照片,姐姐看到後藏在了牆縫裡,直到解放後將軍回家才拿出來,跟他說:“這樣的照片,壞人看見要殺頭的。”
文年生的家人如何處理那一張戎裝照,我們不得而知。但就在文年生寄回照片後不久,他的家鄉岳陽淪陷,文家屋場一帶被日軍佔領達7年之久,家鄉人民慘遭屠戮。他的大弟文和平在一次去稻田放水途中,遭遇日軍巡邏隊,被誣為游擊隊便衣偵探,被日軍用刺刀刺死於稻田水中。母親聞知兒子被殺,悲憤交加,氣病而亡。這一切,遠在西北黃河前線抗戰的文年生並不知曉。
直到1951年,離家32年的文年生將軍回家探親,也得知父母和一個弟弟都已不在人世的訊息,家中僅剩一個小弟文慶祥。然而,文年生卻沒有急著回家,他到了曾經流浪過的岳陽縣城,這個洞庭湖畔重要的商埠和港口,由於地處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四處都是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文年生不禁痛心,再三叮囑陪同的縣裡領導,一定要儘快做好城市恢復工作,要讓人民有房住,有飯吃。
文年生此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視察一座大型軍需工廠的建設情況。因為建設需要,要拆掉幾條街巷,搬遷幾百戶居民,因為部隊建設和抗美援朝前線的需要,工程進度極為緊張。同時,妥善安置好拆遷的群眾,保證他們的生活也是重中之重。文年生忙完了這些事情後,才終於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縣裡、區裡、鄉里的領導聽說文年生要回家,全都趕來陪同,卻都遭到了拒絕。將軍說:“我是回家探親的,不是回來光宗耀祖的,我們共產黨人不搞那種前呼後擁,鳴鑼開道的事。”走在文家屋場的小道上,一切還是那樣的熟悉,在連年的戰亂中,這片土地歷經30多年仍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那樣的窮。有所不同的是,鄉親們臉上佈滿了希望的笑容。
文年生拿出隨身帶著的糖果、香菸招待興高采烈的鄉親們,用不變的鄉音跟他們噓寒問暖。問他們分了多少地,春秧都插完了沒有,往年的收成怎麼樣。走進困難戶的家裡,看見特別困難的,就給點錢。他對他們說:“我雖然當了共產黨的官,但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貼,不能給鄉親們多大的忙,你們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勤勞致富。”
接下來,文年生做了一個讓大家意外的舉動,他特地來到姑父瞿海平所在的瞿家屋場,去看望了曾經刻薄虐待自己的姑父。瞿海平見到當了大官的侄兒來看自己,高興得合不攏嘴。文年生儘管對他沒有太多好感,但出於尊重長輩的緣故,還是送了姑父一件羊皮袍子和許多香蕉等水果。
瞿海平見到這些從來沒有吃過的水果,更加高興了,逢人便說:“當年我一尺把他打出去,沒想到打出一個將軍來。”別人聽了,也就嘲諷他說:“你一尺還打出了一件羊皮袍子呢!”直到今天,岳陽縣至今還流傳著“一尺打出個將軍”的傳說,說文年生當年是因學藝走神,被師傅一尺打出去的。這一傳說的源頭,便是瞿海平的吹牛。
在周圍親戚家走了一圈後,文年生還是回到了文家屋場,小弟文慶祥張羅了一桌子家鄉的飯菜招待哥哥。這些味道是文年生多年未曾嘗過,又多次在夢裡縈繞的,吃著吃著不禁又讓他想起了父母,只是再也見不到他們了。當天晚上,兄弟倆講了整整一夜的話,仍說不盡這32年的思念之情。
第二天,文年生在弟弟的陪同下,來到父母的合葬墓前,默默地站了好一陣,然後和弟弟一起拔除了墳頭的雜草。第二天,文年生便告別家鄉回長沙去了。
匆匆而回,匆匆而去,文年生關心家鄉的發展,體察人民的冷暖,卻沒有給自己家裡帶來任何的特權。弟弟文慶祥曾想要跟哥哥出去做事,遭到了極為果斷的拒絕,“你沒有文化,年齡又大了,還是種田好。你有一個當官的哥哥,人家沒有當官的哥哥又怎麼辦?”
文年生用實際行動,讓家鄉的鄉親們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偉大。在過去,有哪一個當官的不會讓自己家人跟著飛黃騰達?別說是當這麼大一個將軍了,就算是管著芝麻大點事,怕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文年生的弟弟有沒有怪罪哥哥不得而知,但大家都清楚地看見,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的田地。
1961年,已經被授予為開國中將,擔任廣州軍區常務副司令員的文年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家鄉搞調查研究。然而,文年生卻沒有選擇回家,而是在距離家裡6裡地的鎮子裡搞起了調查。文慶祥聞訊趕來,請哥哥回家看一看,沒想到這點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文年生對他說:“我是來搞調查研究的,是出公差,不是辦私事,你要是沒什麼事,就趕緊回家忙活去吧。”
文慶祥當然是有事才趕來的,他帶著自己的二兒子,希望他能跟著伯伯去廣州讀書。文年生看了一眼侄兒,當著眾多幹部的面,給出的回答跟10年前竟一模一樣,“你家有一個當官的伯伯,別人家沒有當官的伯伯又怎麼辦?”文慶祥聽哥哥這樣說,也就知道事情辦不成了,默不作聲帶著兒子回家去了。
文年生沒有回家,整天為當地嚴重的旱情奔波,他跟區委書記毛致用一起組織抗旱工作,到省裡爭取撥款,修建一座中型水庫,解決幾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但當縣裡一些領導請他幫忙解決一些緊缺物資時,卻都被他拒絕了。無論怎麼關心家鄉的人民,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文年生始終堅持。
家鄉人民為了感謝文年生,曾託人送去狗肉、黃骨魚、臘豬肉、牛肉、黃豆等土特產,文年生執意不收,後來見盛情難卻,便說:“家鄉的禮物代表家鄉人民的心意,我收了。我對你們表示感謝,但錢一定要付!”文年生將軍就是這樣一個堅持原則的人。
1968年,61歲的文年生將軍遭迫害致死。1975年,文年生的妻子蘇楓給毛主席寫信求助,毛主席看過後作批語“可能是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