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87週年紀念日。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重溫劉伯承元帥寫的回憶錄，一起回到那個艱苦卓絕的光輝歲月。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開始從江西瑞金出發，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到達陝北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中央蘇區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徵。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雲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鬥力量。
但是，為什麼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麼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
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汙衊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
“左”傾路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和界限，主觀地急於要超越民主革命；低估了農民反封建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不瞭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瞭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瞭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鬥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錯誤地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 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軍事路線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這時，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遊擊性和運動性當作所謂“遊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不瞭解正確的人民戰爭。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偶然獲勝， “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於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援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掉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於被動，東堵西擊，窮於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後，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
開始長征，由於“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後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麼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後追，企圖消滅我軍於湘江之側。
面臨敵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託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 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 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廣大幹部眼看反第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 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 與反第四次 “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這時，二、六軍團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黔湘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蔣介石為了阻擋我軍會師，忙調重兵堵截、追擊。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戰鬥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採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於是，部隊在十二月佔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後，立即出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於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並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儲存了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基幹，並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陝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經過十多天的休整，部隊體力稍見恢復，又進行了整編，立即移師北上。 這時候，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地區頗有發展，但是因為敵人駐在芷江一線，防備我返回湖南，因而無法取得聯絡。四方面軍在川陝也粉碎了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當中央紅軍經桐梓、習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四川軍閥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佈防，派其模範師(郭勳祺師)四處巡弋，並封鎖長江，防我北渡與四方面軍會合。當我軍挺進至滇東北之威信時，敵周渾元、吳奇偉縱隊已從湖南趕來。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師，敵又大軍麇集。我乃放棄北渡長江的意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佔桐梓、婁山關和遵義，消滅王家烈兩個師。
這時，敵周、吳縱隊也已趕上，和我軍展開激戰。天下大雨，山路濘滑，我三軍團與幹部團和敵人反覆爭奪老鴉山制高點，一軍團趁黑夜從西 側插入敵人大隊中，號聲四起，山鳴谷應，敵人腹背受敵，頓時大亂，倉皇南逃。我軍邊追邊打，直到烏江邊，殲滅敵一個多師。殘敵渡江南竄，怕我追擊，把烏江浮橋拆掉，來不及過江的敵人也悉數被殲。這一戰役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
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捱打， 疲於奔命。 這些情況和 “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我軍在遵義一帶幾次尋戰，敵卻小心防守。三月，我軍便自遵義西進，佔仁懷，由茅臺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敵人料我將北渡長江，大為恐慌，連忙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企圖封鎖圍殲我軍。但我軍卻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臺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外，其餘的繼續北上。
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嶽和湖南部隊東往餘慶、石阡等地佈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於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餘主力穿過湘黔公路， 直插雲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背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於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
一過公路，甩開了敵人，部隊就像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並渡過了北盤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入滇時，佔領宣威，後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沾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雲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峽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地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這時，蔣介石似乎已經發覺了我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來偵察。我軍三路連夜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一軍團搶龍街渡，三軍團搶洪門渡，幹部團搶皎平渡，五軍團仍舊殿後掩護。
幹部團偷渡金沙江襲擊並消滅了川軍一排守敵，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皎平渡兩岸渡口，前後搜獲七隻小船。而團主力則由北岸的深谷，急進至幾十裡外的高原，擊潰了川軍援兵。這時，洪門渡因江流太急，無法渡過；龍街渡又因江面太寬，敵機可以低飛騷擾不便渡江，因此，一、三軍團都集中到皎平渡渡江，而仍以五軍團的一個師擔任掩護。
三天後，敵人的敢死隊十三師約五六個團的兵力，向皎平渡追來，被我五軍團打了個措手不及，沿河潰退下去。原來蔣介石也發覺了我軍的戰術方針有了新的變化，於是就在貴陽 召開會議，研究我軍近來的作戰特點，規定了“長追穩打”的戰術方針，以免被我軍殲滅。現在敵十三師見脫離主力太遠，被我一追，不知虛實，不敢輕舉妄動，就在團街固守起來。我軍就依靠皎平渡七隻小船，經過九天九夜全部渡過江去。第二天，敵人的大隊人馬才趕到，而這時候，船隻已經燒燬，紅軍早已遠走高飛了。
從此，我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會理休息了五天，繼續北上。經西昌、瀘沽，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使老伍族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援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族，則反覆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
安順場原名支大地，瀕臨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從此北渡未成而最後失敗之處。這裡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這樣的深溝中，部隊無迴旋餘地，兵力亦無法展開，極易為敵人伏擊消滅。因此，四川軍閥曾揚言紅軍將蹈石達開覆轍。河南岸安順場駐著四川軍閥的一個營，僅留一隻交通用的小船，其餘船隻都被他們拉到河北岸去了。
我們在河南岸包圍安順場川軍時，找到了那一隻小船，便組織突擊隊渡河。十七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佔領了渡口，接著，我第一師陸續渡過河去，掃清北岸沿河之敵，並在化林坪擊潰了川軍劉文輝的北岸預備隊劉元堂旅。隨即與南岸二師夾河而上，向瀘定橋前進。第二師先到，敵人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我軍便攀緣鐵索衝過大渡河與第一師會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後，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 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佔領川西北之達維、懋功（今小金)等地，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合。
四
中央紅軍長征期間，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曾經取得粉碎敵人六路圍攻的勝利。可是，這時張國燾卻繼續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放棄了川陝根據地，帶著全部人馬，向西退卻逃跑。這支部隊，在渡過嘉陵江、涪江、岷江後，到理番(今理縣)、懋功一帶，即與一方面軍會師。
對於張國燾的錯誤，毛主席始終採取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會師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繼續北進。會後，毛主席率領部隊於六月下旬啟程，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松潘附近的毛兒蓋。可是，這時張國燾並沒有放棄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他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業已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由此可見，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肅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時他仍舊堅持預定計劃，向西康、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退卻。因而中央屢屢電催不應。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隊籌糧，準備過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兒蓋停留了一個月。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對我國的進攻，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華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佔領和侵襲了我國半壁河山！
我黨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發表宣言，表示願意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而國民黨反動派卻置民族存亡 於不顧。一面降日賣國，一面卻繼續增兵“圍剿”和追擊紅軍，妄想將我全部消滅。其倒行 逆施，令人髮指。國內輿論，對我黨堅持大義，深表同情，期望我黨能負起抗日大任。我黨早已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打擊了蔣介石堅持內戰的反動政策。
接著，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並決定分兵兩路北上。右路軍由中央、毛主席率領，包括一方面軍之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率領，包括四方面軍之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及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
右路軍穿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帶前進，在包座河邊的救濟寺，消滅了胡宗南一個師。左路軍由卓克基出發，經草地向阿壩、班佑一帶前進。但到了阿壩後，張國燾進一步露出了他分裂黨的野心，竟打電報給中央，要右路軍全部南下。中央雖曾幾次去電，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糾正其南下的錯誤，後來甚至嚴詞責令北上，但張國燾卻悍然不顧中央指示，仍堅持其錯誤路線。
這時，右路軍雖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堅定不移。九月，部隊自巴西出發，渡包座河，沿白龍江前進，過棧道，攻克天險臘子口，然後即越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 地區，到達甘南之岷縣、西固(今宕昌)間的哈達鋪。敵人急忙拼湊了二三十萬人馬，準備在渭水堵擊。紅軍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便作出向天水前進狀，誘使敵人將主力集中天水。我們卻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順利渡過渭水封鎖線，相繼佔榜羅鎮和通渭城。
十月，經回民區連續突破會寧、靜寧之間的封鎖線及平涼、固原之間的封鎖線，擊敗敵四個騎兵團的追 擊，翻越六盤山高峰，過環縣，抵達陝北根據地之吳旗鎮，與陝北十五軍團勝利會師。直羅鎮一仗，粉碎了蔣介石向陝甘邊區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會議批判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記憶體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玻這些錯誤，都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了決議。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才獲得可以系統地闡明政治策略方面的問題。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會後毛澤東同志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個報告，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 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
五
張國燾公開和中央分裂後，擅自率領左路軍及右路軍中原屬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再過草地、翻雪山，經毛兒蓋、懋功、寶興等地，向川康邊境的天全、蘆山一帶退卻。在卓木碉， 他終於奸心畢露，公然進行叛黨活動，宣佈成立偽中央，自己擔任主席。朱總司令在這樣的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張國燾要他發表宣言反對中央，他不但嚴詞拒絕，而且耐心地向幹部宣傳中央的正確主張。
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一帶停留了三個月。這時，敵中央軍周渾元部隊入川，與劉湘配合，向我們攻擊。兩軍對峙，仗越打越大。部隊消耗很大，張國燾卻舉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爐霍、瞻化(今新龍)、甘孜和大金寺一帶，仍舊企圖向青海西寧方向逃跑。
這時，二方面軍由湘鄂川黔邊界根據地出發，經貴州、雲南，長途轉戰，歷盡艱辛，也來到甘孜。由於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同志堅決維護中央正確路線，加上四方面軍廣大幹部也逐漸認識到南下是錯誤的道路，紛紛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就完全失敗了。這時，他被迫取消了偽中央，並率領隊伍北上。
部隊由甘孜出發，經東谷、阿壩、包座，再次過雪山草地，八月到達甘南，佔哈達鋪、大草灘、臨潭。這時，中央已經派聶榮臻、左權同志帶領部隊西征，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並準備組織靜(寧)會(寧)戰役。二、四方面軍乃兵分兩路：四方面軍為左路；二方面軍為右 路。右路軍經西和、武山之間東去，連克成縣、徽縣、康縣、兩當，並圍攻鳳縣，拖住胡宗南的尾巴。
聶、左部隊已將毛炳文、許克祥包圍起來，通知張國燾前來協同聚殲。誰知張國燾竟繼續他逃跑主義的錯誤，以組織岷(縣)洮(臨洮)西戰役為名，擅自帶領左路軍仍舊向西撤走，準備去青海西寧。後因部隊不滿，而且渡河困難，張國燾只好將部隊又拉回來。
但張國燾野心不死，竟又藉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結果過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趕來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隊，照他的預定計劃，西進至甘州、肅州地帶，即被國民黨軍輾轉包圍。雖經英勇抗擊，但終於遭受失敗。
張國燾的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但由於遵義會議以後，全黨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才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能夠發生更大的危害。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對從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下挽救四方面軍，對從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儲存中國工農紅軍，對長征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終於在會寧會師。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滅胡宗南部一個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從此，我軍就親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為爭取實現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奮鬥。回顧長征的全部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長征是徹底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領導，才取得勝利的；長征是在與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他的分裂陰謀作了堅決鬥爭，並堅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取得勝利的。
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澤東同志久經考驗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戰略思想，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只有它，才能賦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賦予革命軍隊以無堅不摧的戰鬥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導紅軍奇蹟般地戰勝千苦萬難，完成長征，走向新的勝利。
長征，用它鐵的事實宣佈：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戰勝的。
劉伯承元帥簡介：1892年生，曾用名劉伯堅，四川省開縣人。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辛亥革命時期從軍，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護國、護法戰爭，任連長、旅參謀長、團長。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暫編第十五軍軍長。1927年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後留學蘇聯，先後在高階步兵學校及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軍大學副校長，中央援西軍司令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 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中原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 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南京市市長。 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0年辭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1982年後因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國家和軍隊領導職務。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至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曾獲得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