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5日，真鍋淑郎獲得了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所謂“世紀之初日本政府諾貝爾獎計劃，誓言今後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的說法又被翻出來，以證明日本令人矚目的科技發展是政府計劃的結果。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日本政府從未推出過所謂“諾貝爾獎計劃”。一個大國政府如果出臺這樣一個專門和諾獎較勁的計劃，成了還好說，不成只會貽笑大方。“今後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另有出處，那就是日本2001年出臺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確實有“50年內要拿30個諾貝爾獎”的表述，但這只是彰顯決心的“勵志口號”，計劃集中投資的生命科學、資訊通訊、環保和奈米材料四個領域，都有明確的產業方向。計劃的重點是以競爭性的研究資金吸引和培養年輕的研究人員。本世紀日本最年輕的諾獎獲得者是山中伸彌，出生於1962年，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推出的2001年也已經39歲了，其他的諾獎得主更談不上和該計劃有什麼關係了。
因此，在日本幾乎沒有人把本世紀以來日本的“諾獎井噴”歸功於這一計劃，因為時間對不上。
比如，本次獲獎的真鍋淑郎已經九十高齡，他獲獎的成果發表於1960年代，顯然和“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毫無關係。而且，真鍋淑郎早在1975年已加入了美國國籍，他的主要研究工作都是在美國進行的。此次真鍋氏獲獎後，日本輿論第一反應是為什麼會“人才流失”，而不是感謝日本政府大力推動科技發展。
真鍋淑郎的美籍身份和高齡獲獎可以算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但是本世紀獲得諾獎的日本科學家，他們中大部分都在1990年代前後獲得了主要研究成果，而“第一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是1996年才出臺，與這些科研成就扯不上多少關係，遑論2001年制定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2002年田中耕一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更是日本政府、學術界始料未及的“意外事件”。田中的主要科研成果是在1985年-1987年間取得的，顯然和“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沒有任何關係。更有意思的是，田中耕一不是國立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而是典型的日本工薪族。他在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後，進入著名科技公司島津製造就職，和掌管科研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無緣。以至於田中耕一獲獎後，日本媒體照例向文部科學省查詢相關資訊，可是文部科學省竟然對這位新出爐的諾獎獲得者不甚了了。所以，日本國內也沒有人把田中耕一獲得諾獎和日本政府的科技政策聯絡在一起，他的成功獲獎應該歸功於日本科技企業強大的科研實力。
那麼，日本在本世紀“諾獎井噴”真有什麼獨門秘訣嗎？透過分析諾獎得主數量的各國排名，會發現其中的共同規律，日本並非例外。
截止到2020年，歷年獲得諾貝爾獎得主20人及以上的國家有12個，這是“諾獎競爭榜單”的第一梯隊。北美的美加兩國都在其列，西歐有歐盟的七國再加瑞士，還有日本和俄國。在“第一梯隊”中，除了俄國以外，諾獎強國分佈於經濟最發達地區。如果把諾獎得主數量作為科技強國的指標，那麼經濟強國和科技強國基本可以劃上等號。
而且，從各國發展的歷程看，成為經濟強國是成為科技強國的前提條件，而不是相反。
日本在1970年代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獲得諾貝爾獎的科技成果集中於1990年代，經濟實力轉化為科技實力用了近20年時間。這一點和美國的科技發展軌跡是很相似。美國1907年就出了第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阿爾伯特•邁克耳孫，但是直到二戰後才在諾獎名單上頻頻出現。而美國經濟躋身全球一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0年代，也經歷了二三十年的轉化期。此外，德國的情況也和美、日相似。
從時間線分析，是經濟發展推動了科技實力提升，從經濟實力轉化為科技實力大約需要二十年到三十年時間。
有了經濟基礎，還需要人口基礎相配合。全球主要發達國家人口數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有八個出現在“諾獎競爭榜單”第一梯隊的12國中。“諾獎競爭榜單”排名前四的美、英、德、法都是發達國家中的人口大國，排名第五的是“諾獎主場”的瑞典。主要發達國家中僅次於美國、也是發達國家中“唯二”人口破億的國家日本，排名僅次於瑞典。這也不難理解，經濟發達為科研提供了物質保障，在此前提下人口數量是培育、挑選頂尖科研人員的基數。
不可否認的是，教育水平、科研環境也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政府相關政策與之息息相關。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主導科研是科技實力提升的捷徑。日本科學界就對政府主導科研頗多批評，其中也包括了被一些人奉為典範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2018年，京都大學的本庶佑教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在記者招待會上和京都大學校長山極壽一“一唱一和”，兩人毫不客氣地批評了近年來日本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科學技術政策，其中就包括“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本庶佑教授主張“不要迷信於定論和權威，也不要唯教條是從”，並不認為這些政府計劃對自己的獲獎有什麼促進作用。
當然，“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或許有可借鑑之處，但是絕非本世紀日本“諾獎井噴”的原因，更不是神乎其神的發展捷徑。從各國的經驗來看，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沒有捷徑，經濟基礎和人口基礎缺一不可，此外就是保障科研的良好環境——既能給本庶佑教授科研自主的空間，又能讓田中耕一這樣的工薪族在企業科研中大展拳腳。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關不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