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許多轉折的關頭，常常是不知不覺地悄然降臨，然後又悄然改變著個人的命運。
1982年12月，我從四川南充接兵回來不久的一天上午，帶排班人員正在炮場訓練，見營部通訊員氣喘吁吁地跑來通知我去營部開會，估計有急事。我把指揮和管理班排的任務交給一位年長的班長負責，然後隨通訊員往營部奔。
當年任排長時在連隊排房走廊上的一張留影
到營部，見會議室裡坐著團長、政委和營長、教導員等一干首長。大家都息聲屏氣地朝中間坐著的一位年過半百、模樣清瘦的首長注視。我在門口喊了一聲“報告”，得到許可後，進入會議室，先向首長敬禮，並喊到“炮團一營一連二排長羅良偉前來報告”。
教導員叫人搬來一張凳子讓我在一旁坐下，然後向年長的首長介紹我的情況。
營部書記悄悄地告訴我，中間坐的是軍裡的副政委，今天來營裡召開座談會。
副政委聽完教導員的介紹，朝我和藹地問了幾句、說了幾句。第一次見軍裡的首長，我有些緊張，加上來時跑得有點急，我起立冒著汗回答首長的提問。十分鐘之後，團長、政委陪軍首長離開，我隨營長、教導員送首長走後，便諮詢營部書書，叫我來是什麼意思？書記說，首長想了解分配在這兒“學生官”的工作生活情況。
座談會不久，接團政治處幹部股的通知，我來到團政治處，幹部股的戰友帶我到會議室。裡面有一位陌生的首長，在一旁同陪的團政治處首長介紹說，這位是軍政治部宣傳處的曾紹忠副處長（後任55軍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教導處處長），今天來團裡找你面試和談話。
我雙腳並立，向首長敬了一個軍禮。曾副處長還禮後上前與我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問了一些基本情況。這些情況，估計在我沒來之前團政治處已向他作了彙報，再問這些，例行公事和走程式的成份較多。之後他說，軍裡要成立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準備抽調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幹部去擔任文化教員，團裡推薦了你。今天過來看看，徵求一下意見。我邊聆聽曾副處長說話，邊用眼睛的餘光迅速掃描了一下會議室，除了團政治處有關首長，還有幾位來自基層的戰友。
對於抽調幹部去軍裡擔任文化教員一事，前段時間軍裡副政委來營裡召開座談會時就有耳聞，今天曾副處長來，終於把此事挑明瞭。
對於要不要去軍文化補習學校任教，我曾猶豫、彷徨和苦思過。人生的路，選擇幾多。由於選擇失當而遺恨終生的事兒沒少聞。有時候決定我們成長進步的，不是我們的能力，而是選擇。方向正確的人，三五年勤奮之後就會開始有收成。方向錯誤的人，十年以後也許還在靠天活命。
我是第一批從地方招收的軍校畢業“學生官”，目前團裡像我這樣的人不多，有年齡、文憑和專業優勢，希望趁年輕，在戰鬥連隊好好表現，一步一個腳印，紮紮實實地幹出一番事業來。軍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是個臨時設立的單位，我去那兒是學非所用，幹部文化補習是階段性任務，一旦完成，終究還是要回到基層。二至五年後再回去，團裡各級領導對我的瞭解又要從頭開始，自己所學的專業和技能多年不用就基本上廢了，同批、同級的戰友也許早就幹出了佳績，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談話結束後，我向幹部股的戰友請教。他說，一是現在的發展空間有限。部隊戰後從戰士中提拔了一批立有戰功或表現突出的幹部，這批幹部在短時間內很難消化，團裡的崗位就這麼多。待這批幹部消化了，你的年齡、學歷和專業優勢也就過去了。二是到上面工作接觸的面廣、認識的人多。軍幹部文化補習學校雖是臨時機構，它靠近軍機關，接觸上面的首長和機關幹部的機會較多，一旦被首長和機關幹部賞識、發現，會有更好、更大的發展平臺。他最後說，服從組織安排，爭取出去。
當年55軍軍炮團給我開具前往桂林步校培訓的行政介紹信
1983年2月下旬，又接團政治處幹部股通知，我來到團政治處，幹部股的首長說，接軍裡宣傳處的通知，軍區將在桂林步校舉行為期半年的文化教員培訓，經軍裡同意，擬抽調你等一批同志前去參加，請帶好個人物品和有關證明於2月底前去桂林報到。說完，他給了我一張前往桂林步校培訓的行政介紹信，又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去桂林步校應帶的物品、注意事項。
回到連隊，我向連長、指導員分別報告此事，然後到司務長那兒開具供給關係介紹信（註明工資標準、發放截止何月，有沒有借支來往旅差費等）；到班排與兩位班長就排裡的工作和武器裝備進行交接和交待。再收集整理個人有關物品。當時個人的物品非常簡單：被褥、軍裝、換洗衣服和幾本書籍。晚上，在連隊晚點名之後，我集合全排作了一番短暫的講話，提了幾點希望（這也是我與排裡戰友們的最後一次集體談話）。
當年55軍軍炮團幹部股的一位首長給我寫的前往桂林報到有關事項的紙條
第二天凌晨，我揹著揹包（主要是被褥、雨衣、膠鞋等）、挎著軍用書包、水壺，提著簡單的行李包搭坐28寸的載重雙槓單車離開連隊，前往潮安汽車站，準備到那兒乘車前往廣州。
離開炮團，過了黃金塘村很遠，我驀然回首被黃田山夜霧籠罩的軍營，陡生一種戀戀不捨之情，在這裡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灑下了我的青春熱血和無數汗水，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已熟悉了，與戰友們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生活也走上了正軌，正是大展身手的時候，今天這一離開，也許就是永遠地告別，一切又要從頭開始。想到這，我有些黯然神傷，趕緊把目光轉向潮州城區那更遠的方向。
早上五點多，我乘上前往廣州的長途班車。在海豐中途休息時，許多當地人向我們兜售電子手錶和收錄機。他們說這是走私貨。電子手錶8元一塊，收錄機600元一臺。我看電子錶的做工有點粗糙，估計是外來加工品。
深夜抵達廣州，當時的廣州火車站過了晚上十一點就基本上沒有北上的列車了。火車站對面有許多廉價的旅社、客棧，我前去諮詢，都告客滿，後來有家旅社的值夜工作人員見我是當兵的，便把他的值班床鋪給我對付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我乘列車北上。下午在衡陽站下，在這兒換乘前往桂林的列車。
在衡陽火車站候車大廳候車時，在一片“嗡嗡”的吵噪聲中，突然聽到身旁一夥青年男女操作一口我十分熟悉的口音（贛州官話），便問他們是不是贛州人，他們回答是。他鄉遇鄉人，倍感親切，於是與他們交談了起來。列車進站後，我與他們匆匆道別，上了車發現，他們也在這趟列車上。此時才得知，他們是廣西柳州人。
廣西柳州話與贛州話怎麼會這麼相似呢？這個問題困惑了我多年。
十多年後，我轉業回到家鄉得知，當年（明朝）王陽明從廣西帶三千柳州兵前往江西贛南剿匪，這三千柳州兵分駐在贛州府和信豐縣。贛南是中國客家人最早、最大的集散地，先民從中原遷徙過來時，基本上是一個家族一個地區在一起遷移、生活，在贛州形成了“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的特定地域文化。彙集到贛州府，口音混雜，為與兵營往來、做生意，當地人都學說柳州話，為統一口音，據說王陽明也把柳州話作為當時贛州的官話。造成現在贛州城市和信豐縣城的口音與廣西柳州話十分相似。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前往體驗一下。
（注：下篇為《在桂林步校培訓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