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國慶節那天，全長沙放了個大假。
那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全國都在歡慶，長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園、博物館、旅遊場所全部免費，上午我跟同學在教室看完閱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從泉塘到市區去玩，那時候泉塘還十分荒涼，學校周圍盡是農田，我們從學校出來要走好遠的路才能攔到中巴車，車招手即停，一停下來，車裡的人都一臉不滿瞪著你看，原來因為免費，上車後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車裡人多得能擠碎你的骨頭，開不了幾里地，有人暈車，吐了一尼龍袋，難聞的嘔吐味夾雜著汽油味佈滿車內，我們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著窗外，忍受著漫長的痛苦駛進了長沙市區。
原本同學們打算去新開的世界之窗，但聽說人山人海，根本進不去，我們就轉道去了烈士公園，公交車上有個同學還被扒手給扒了一百塊錢，那時我們食堂兩塊多能吃一餐飽飯，一百塊是我們當年半個月的生活費，同學都急哭了，我們也沒什麼好辦法，大家都窮，只能一路好言好語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園漫無目的地遊蕩了半日，打聽到湖邊晚上會放煙花，傍晚時分我們走到湖邊，但來得晚，佔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上，湊點錢買了些餃子過來分食。
天黑後，果然放起了煙花，煙花倒映在湖水裡，天上湖中一片炸開，引得我們這些湖南小城市過來的人，都覺得璀璨好看，我們或坐或臥，看著那煙花直衝雲霄，心裡頭都有些激動，我們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說：
“不知道二十年後，我們都好大了，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二十二年轉瞬就過去了。
這二十多年來，不僅整個中國發生了鉅變，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動起伏中不斷變化，慢慢地，我從激烈變成了平緩，從易怒變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區域性，只盯著一件事、一個人，總是喜歡先將整體攤開一起來看。
我發現大多數事情並不是單一的，而是跟大系統有關，你瞭解到了大系統的運作方式，就能更深層次地瞭解一件事出現的前因後果，你會發現許多事情背後的規律，也知道如何抽絲剝繭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間與時間線放長一點，就發現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東西，也總能站在歷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脈絡與痕跡。
二十二年前，當我和同學看著長沙烈士公園的煙花向上升起時，我們對這個國家還充滿了忐忑與不解，但現在我漸漸理解了她，理解了這七十二年的變遷。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七十多年，我們通常會把這段歷史切成兩節，就是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
對於後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程序，我平時能接觸到的人，大部分觀點是認可的，而對於前三十年的歷史，大部分觀點是持不理解的態度。
因為在大家的回憶裡，前三十年總是與林林總總的運動息息相關，從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1956年的肅反、1957年的整風與反右（1980年十萬右派平反）、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1964年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鄉、1972年批林整風、1974年批林批孔，一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才踩住了剎車。
這中間還發生過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三線建設，以及不堪回首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
把這些事件累積在一起，看起來這三十年是極不平靜且艱苦的，許多人的不滿情緒，也集中在這個階段發生的事情當中。
但如果將中國的歷史拉長，我們會發現每一次中國完成大統一時，都會發生大約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內部動盪期，為的是統一思想和集中權力，這個規律一直沒有打破過。
同時，每一次統一完成時，也會伴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新生國家會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機。
第二點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點講一下這個地方。
我個人認為，其實從1949-1979年，中國一直處在戰爭或臨戰狀態，而我們是在這種狀態下推進工業化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給國家內部施加了難以想像的壓力，而國家必須想辦法承受，在承受的過程中，間接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運動。
在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我們是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全年糧食產量只有約1.1億噸，5.4億人人均只有208公斤糧食，全國只有1000萬人是產業工人，其他幾乎全是農民，同時全國只有12萬名工程師，合格的還只有4萬名，因為沒有石油、天然氣等，我們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國結束時全國森林覆蓋率只有12.5%（2018年是23%），造成水土流失，引發洪災和泥石流，生態環境惡劣。
建國那年時，全國90%國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10%不是文盲，5.4億人每年只有67萬小學生入學，不到20%適齡兒童讀小學，初中入學率僅為6%，能讀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11.7萬，在農村，95%的人屬於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識分子。
一直到1990年代末，我學校的老師上課跟我們說，他們當年一下到水電站，只要聽說你讀過大學，所有人就服氣，覺得所有搞不懂的問題大學生都能解決，當神一樣看他們。
而且他們對知識有敬畏之心，寫有字的報紙斷然捨不得拿來墊屁股坐地下。
這就是當年知識匱乏留下的後遺症。
按當時的國力，我們的土地無法承受5.4億人的生存，只有向工業化要生存空間，我們才能活下來。
當時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有能力向外輸出工業化，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而這兩個大國是敵對的，我們必須從中二選一，因為美國在解放戰爭中支援國民黨，也因為蘇聯跟我們在地理和意識上更接近，我們最終選擇了靠近蘇聯。
透過英勇的抗美援朝，我們極大的震撼了蘇聯人，他們想不到竟還有國家能將美國最精銳的部隊擊退，蘇聯對中國肅然起敬，1952年蘇聯打算援建中國50個重大專案，1953年增加91個，1954年再增加15個，最後定為156個。
這些專案包括煤炭25項，電力25項，鋼鐵7項，煉油2項，化工7項，有色金屬11項，機械24項，輕工1項，醫藥2項，其他還有44項軍工專案等。
蘇聯還向我們提供了31440套設計檔案，12140套機器草圖和2970套技術檔案等，這些資料只向我們收取了影印費。
我國根據國內礦產和交通的分佈情況，將這156個專案中的50項放在了東北，其他大多數放在了中西部地區，國防企業為了安全，也儘量放在了中西部。
為什麼儘量放在中西部？是因為當時世界各國都覺得可能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放在沿海地區不太安全。
蘇聯派來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搬來大量圖紙和裝置建成了這些專案，還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以我們老一輩子知識分子學的都是俄語，到我們八零後時，因為世界格局的變化，開始轉學英文。
學什麼語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個國家的工業產業鏈。
民國時我們火柴都造不出來，叫洋火，到1957年一五完成時，我們就突然從一個純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可以生產汽車和飛機，擁有大部分重工業的國家。
我們1956年沈飛開始產飛機，1959年產59坦克，包括核潛艇、火箭、原子彈、人造衛星等等，最早都是蘇聯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蘇聯來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是真正出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大公無私教我們完成工業基礎。
但就算蘇聯科學家無私，蘇聯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盤。
1957年，一五還沒有結束，赫魯曉夫就說要在中國建長波電臺、搞聯合艦隊，其實就是想控制中國的軍事力量。
但是中國只想獨立自主發展自己的國家，我們革命了這麼多年，就是要將一切外國勢力驅逐出去，一定要做純粹的主權國家。
我們感謝蘇聯的援助，但拒絕了蘇聯的控制。
這件事惹惱了蘇聯，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到9月就撤回專家1390人，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專案。
此後中蘇關係越來越惡劣，1961年越戰爆發，我們支援北越對抗美國，1965年蘇聯援助北越，對我們提出武器過境之類的五點要求，我們只答應了一條，加劇了蘇聯的不滿。
1969年中蘇累積的矛盾在珍寶島爆發，蘇聯在遠東邊境線陳兵110萬，號稱72小時能打到北京，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還威脅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國的東北、華北、西北全線備戰，也加速了三線建設。
電影《你好，李煥英》裡講的就是一家從東北搬到湖北的工廠，這家工廠就屬於三線建設的一部分，這個宏大的專案從1964年開始幹到1978年，安排了1100個建設專案，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2052億元。
為什麼要搞三線？就是擔心國家的工業被蘇聯一把打沒了，趕緊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個萬一，也給中國留下工業的火種。
我們來理一下這段時間線，就會發現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當時有多艱險。
建國後，我們選擇了蘇聯，為了保家衛國，在朝鮮打退美軍，這時是與蘇聯親近，與美國敵對，大約與蘇聯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這是中國難得的和平建設時期。
從1960年開始，我們跟蘇聯開始有了裂痕，但沒有正式決裂，這時是與蘇聯疏遠、與美國敵對，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危險期。
1969年珍寶島衝突爆發時，我們同時跟世界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處於敵對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封鎖包圍我們，以蘇聯為首的陣營要對我們進行核打擊，中國此時可以說生死一線。
當時世界兩個老大，發展中國家必須二選一，同時得罪兩邊，是一個國家最最艱難的狀況。
據三線子弟回憶，那時候他們家裡發各種手冊，包括化學戰民兵手冊、防核打擊手冊、防範生物武器攻擊手冊，都是按末日戰爭的設定來的。
可見我們也意識到自己所處環境十分危險。
幸運的是，眼見中國跟蘇聯鬧僵，美國戰略家們迅速決定與中國聯手對抗蘇聯，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過來探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開始轉和。
1978年12月我們宣佈改革開放，1979年2月即發生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中間其實是有關聯的。
我想在這裡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並不是將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並不是說我們前面三十年就在過著愚昧的日子，然後突然醒悟過來，改革開放是指跟蘇聯整個工業體系過不下去了，已經跟蘇聯徹底鬧翻了，沒辦法從蘇聯那學習到東西了，我們的國家還十分虛弱，我們還要繼續學習，這時候只能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解開封鎖，我們要對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業體系中去。
剛好這也是美國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攏我們一起幹蘇聯。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後蘇聯支援156個專案一樣，1979年教訓完蘇聯的小弟越南，中美關係也開始走向親近。
但美國人可比蘇聯人精明多了，畢竟蘇聯早些年還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美國人賊精，給的東西遠遠沒有蘇聯好。
1980年代跟美國關係最好時，美國向中國賣了24架民用版黑鷹、轉讓了TOW導彈技術、幫殲8進行現代化改造（沒成功）、轉讓了MK-46反潛魚雷技術等等。
好在美國是西方陣營的頭頭，他一鬆口，各種日資、港資、新資、韓資、臺資都湧進中國大陸，長三角珠三角開始接過中國工業的接力棒，熱火朝天地開始建設。
亞洲四小龍從此躺平。
改革開放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從前三十年的一個發展系統，轉換到了另一個發展系統，讓國家能繼續完成工業化的程序，這就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們不能用後四十年的發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七十多年工業化的累積，並不是前面閉著眼睛摸黑了許多年，到改革開放就把眼睛睜開了。
但為什麼總有人傾向於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個人認為，有一個客觀條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對前三十年否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中國在發展工業時，選擇的道路，決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國選擇了前期難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條路，就是先發展重工業。
因為重工業能解決工業鏈裡兩個基礎問題：一是擁有了原材料生產能力，二是擁有工業機器生產能力。
日本和韓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朴正熙對不按他要求發展重工業的企業家，直接抓去坐牢，強逼國家發展重工業。
每一個從零開始發展重工業的國家，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
我們常聽到一句源自西方語境的話，叫“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餓死人”，因為蘇聯、中國、朝鮮曾經發生過，所以推導是社會主義造成的。
他們說這句話時，好像忘記了愛爾蘭、孟加拉、印度大饑荒。
其實並不是這樣，古巴就沒有發生過饑荒，這句話是強行定義，本質是發生過饑荒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發展過程中，側重於重工業，是過度發展重工業付出了代價。
我們以斯大林舉例。
在列寧時期，農民允許擁有一塊私有土地，交完糧食後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熱火朝天地開幹，到了斯大林時期，他預判世界大戰即將開始，因此不惜代價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在農村搞餘糧徵集制，農民只能留一點點口糧，為了更好地控制收糧食，還強推集體農莊，禁止擁有私人土地，誰要是不聽，就處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來的糧食分配給工人，或者出口換外匯，賺來的錢，再購買工業相關產品。
烏克蘭大饑荒來源於此。
如果再查查剛起步時，同樣側重重工業的日本和韓國，會發現他們的農民也出現過極困難的局面，像日本早期為了對抗大清，農民的負擔是大清農民的五倍，韓國在人均GDP追上朝鮮時，老百姓的生活也明顯不如朝鮮，一直到達工業進步後再開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國一起步就重點搞輕工，大家的生活質量會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裡，我們無法獲得重工業的話，就沒有實力實現完整主權，也會降低國家發展的天花板。
中國重視改善生活是1973年的四三方案，到1982年才全部投產，這時候已經距建國已經過去33年了。
一個大國，要獲得發展的上限，開局就要點重工業，但人民會過得十分艱苦。
要讓人民過得輕鬆，開局可以只點輕工業，人民會過得相對輕鬆，但國家的上限會被人鎖死。
我經常看到許多人在爭論，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權”好一些，還是“自由”好一些，其實我覺得要換一種思路，就是任何國家在保證安全前提下，主要是兩大功能，一個是創造財富，另一個是分配財富。
這兩步必須先完成第一項，才能去做第二項，是前後關係。
創造財富就是工業化，國家到底是用什麼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只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們承接的是蘇聯的工業系統，所以也學習蘇聯的集體主義，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私人空間沒有集體氛圍重要，在後四十年，我們承接的是西方的工業系統，所以也學習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出現了一大波財富英雄，私人空間比集體氛圍重要。
前三十年中國社會氣氛相對緊張，各種運動不斷，人們生活的氣氛十分嚴肅，主要是三個原因：
一是國家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且是重集體主義的蘇聯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國完成大一統，都會發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與思想動盪期；
三是中國一直處在戰爭狀態或者戰爭的邊緣，外部高壓擠壓了內部生存空間。
但這不是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是一脈相承的，換了個門派修習心法，但目標還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們可以對前三十年提出質疑，但不能全盤否定，沒有那一代人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搞出核武器、衛星、坦克、飛機，我們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運被別人握在手裡。
1999年國慶節的晚上，我和同學在焰火下相互提問，“不知道二十年後，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22年過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時的自己，中國基本完成了創造財富的第一步，現在正在轉向分配財富的第二步。
只是創造財富這個過程，充滿了痛苦與血淚，許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對。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發生過的事情，讀一讀那時的文字，都難過得心如刀絞。
那些為了中國工業化而努力過的每一個人，或者被歷史的車輪不小心傷害到的人，都是應當被緬懷的。
文章最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對與不對時，通常會意識形態優先，比如有人會說“美國模式比較好”，也有人說“蘇聯模式比較好”，說著說著兩邊就開始動手了。
我建議放下意識形態之爭，轉而用經濟鏈來分析問題，當你這樣思考“我們透過向蘇聯學習，完成了基礎的重工業奠基，現在我們要發展輕工業，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現在我們學習誰更好？”
只要能達成目的，學誰其實並不重要。
讓人民富裕，並且分配好財富，讓社會變得更美好，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執著於意識形態，顛倒了過程與目的的關係。
執著的認定某種方法一定是對的，是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不知道靈活變動的處理問題。
我們要的是一個好的結果，而不是什麼完美的過程。
最後引導我們走向復興之路的，必定佈滿了坎坷與機遇，拉長曆史來看問題，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其實是一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