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犀 整理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館受贈文物展”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每件展品背後都有著或廣為傳頌、或不為人知的捐贈故事。捐贈者中既有以胡惠春、潘達於、譚敬、沈同樾、顧麗江、樂篤周、孫煜峰、丁燮柔、羅伯昭、李偉先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也有包括鄭振鐸、徐森玉、吳仲超、謝稚柳、陳植等早期文博事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澎湃新聞特邀上海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館員張東對展品背後的捐贈故事進行解讀,將分(上)、(下)兩篇予以刊發。
展覽首先展示的是鄭振鐸先生在1956年捐贈的漢代人物畫像磚。這是一塊很典型的漢代畫像磚,也是第一次展出,反映了鄭振鐸那一輩的老先生作為文化界、文博界組織者和領導者發揮身體力行的帶頭作用,將自己收藏的重要文物都捐贈出來,幫助建館初期的上海博物館打下藏品基礎。
鄭振鐸曾擔任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對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他本身也是版本學家、金石學家、文字學家,將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萬冊古籍全部捐獻給國家。
漢代人物畫像磚旁邊則是徐森玉先生捐贈的箕形虢硯臺、《雁塔三藏聖教序拓本》、和黃士陵《篆書八言聯》,這些藏品也充分體現了徐老個人審美品味和情懷。
徐森玉是中國著名文物鑑定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也是上海博物館早期的籌劃者,上海博物館館長。中國近百年文博大業,幾乎都有徐森玉的參與和貢獻,出於對他的學養及為人的尊敬,人們很早就稱他為“森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則又稱他為“國寶”。
徐森玉參與籌備建立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他利用自己與國內收藏家的關係,運用本人鑑別專長,全力以赴開展了文物徵集工作,訪求文物珍品、善本圖書,為博物館、圖書館收購了大量稀世之寶。
徐森玉在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博物館館長期間,徵集了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唐懷素《苦筍帖》、宋司馬光《手跡》、宋蘇軾《文同合卷》、宋拓孤本《鳳墅帖》、《鬱孤臺帖》和明天啟刻《蘿軒變古箋譜》等,均為稀世珍品。
徐森玉也把自己最心愛的收藏捐贈給了上海,先後四次將其收藏的書畫、古籍、拓片等藏品捐贈給上海文管會和上博。
此次展覽把鄭振鐸先生和徐森玉先生捐贈的文物比鄰展出也是饒有意味,因為鄭振鐸先生和徐森玉先生等人當年一同為保護和搶救文物免致走私和外流而竭力奔走。徐森玉被人稱為“國寶”,而最早尊稱徐森玉是“國寶”的,也正是鄭振鐸。
展品還包括馬衡先生1953年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漢代紅絹鳥獸幾何紋彩繡殘片。該彩繡殘片大小不一,共計28片。刺繡圖案有飛禽走獸,三角幾何紋和曲線等。以極為細膩精巧的鎖繡針法繡成,繡線色彩有黃色、草綠、青綠、硃紅等色。
馬衡先生是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畢生致力於金石學的研究,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抗戰期間,馬衡先生主持故宮博物院西遷文物的維護工作。抗戰勝利後,主持故宮博物院復員與西遷文物東歸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為確保故宮建築與文物的安全,他堅守院長崗位,並與社會名流呼籲國民黨當局避免戰火,保護北平文化古城。 北平解放後繼續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馬衡先生在1952年將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獻故宮博物院。他去世後,其家屬又遵囑將家藏金石拓本九千餘件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
捐贈人王一平先生曾任上海市委書記,也曾短暫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反右”期間,他保護了很多上海博物館的職工。熱愛藝術的他與林風眠、潘天壽、唐雲、謝稚柳夫婦等的交往也成就了一段段佳話。1990年代後期,王一平常到博物館反覆觀展,目的就是衡量和確保自己計劃捐贈給博物館的藏品都能達到館藏標準,其後他陸續將藏品捐贈國家,包括朋友和家人。他曾先後4次將其收藏的書畫、瓷器、印章、古籍及工藝品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在散盡了幾乎所有的藏品之後,收藏對於他來說彷彿已成為過眼煙雲而煙消雲散。
其子王時駟回憶父親的收藏人生時提到,“收藏是一個很花錢的愛好,父親購買收藏品的經濟來源完全是工資收入,每月工資三百餘元,扣除黨費、房租水電費和保姆工資,餘額兩百餘元幾乎全用於收藏,而全家節衣縮食,由母親一人工資(140多元)維持日常開支,如果說父親的一半收藏是母親從家用開銷中摳出來的,也一點不為過。
1994年,王一平(中)和谷牧(左)在欣賞字畫。
隨著我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文物藝術品價格也水漲船高,以父親的工資收入是無力再買入收藏品了,此時父親基本停止了所有收藏行為,轉而開始自己動手整理收藏品。”
此次展覽展出他舊藏的文徵明《半塘煙月圖軸》、《徐渭小像軸》、高鳳翰銘玉帶池端硯、伊秉綬銘半璧端硯等。這些藏品也體現了王一平先生個人的藝術修養。
《伊秉綬銘半璧端硯》的硯盒上題名有“先揚州公半璧研”,因為伊秉綬曾任揚州太守,故有“揚州公”之稱,“先揚州公”是其後人對伊秉綬的尊謂。硯呈半璧形,又如古代學宮前半月形的泮池,故有“半璧彎環是泮水”之言。斯硯有二段題銘,其中一段伊秉綬作於嘉慶9年(1803),抒發了人老志不磨的情懷。
另一段是伊秉綬之子伊念曾之銘,記錄了道光庚戌年(1850) 象潮(無考)孫入泮(指童生經考試合格後被錄取進入府州縣學,因學宮前有泮水,故稱入泮),伊念曾以此如泮水樣硯贈之,並請韓彝刻銘的事情經過。“上巳”即陰曆三月三日,“遂昜官舍”是伊念曾的室名。
展出謝稚柳先生捐贈的宋代王詵水墨本《煙江疊嶂圖》。此畫最初由謝稚柳鑑定認定是王詵真跡,但在收購文物鑑定專家會議上有不少贗品意見,後由謝稚柳先生自己購藏。
謝稚柳先生曾任上海文管會副主任,上海博物館顧問,國家文物局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組長。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書畫珍品多數都經其鑑藏,並留下寶貴的手寫鑑定意見。謝稚柳先生在1951年、1996年兩次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上海博物館捐贈文物,其中包括水墨本《煙江疊嶂圖》卷。
唐永徽六年李世延母馮氏等造像是張珩1950年捐贈的。張珩是古書畫鑑定專家,公認的中國書畫鑑定界泰斗,祖父張均衡、伯父張乃熊均為著名藏書家。出身於南潯四大富家之一的張珩自幼秉承祖叔父所好,酷愛書畫收藏,精通版本目錄學和金石書畫鑑賞。
他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書畫鑑定奠基人,他將書畫鑑定在前人基礎上加以總結,並運用多年實戰經驗,將書畫鑑定作為一門學科,提升到理論層次上。其為培養書畫鑑定人才,將多年來的經驗,在中央美術學院開課授業,其講義被劉九庵、薛永年先生記錄,啟功、王世襄校訂,出版了《怎樣鑑定書畫》,成為現代書畫鑑定始祖文獻。
張珩先生經過多年購藏活動,建立起門類齊全收藏體系,所藏書畫上至晉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尤其是對高古書畫的收藏,名列榜首。1947年好友鄭振鐸為其編撰《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啟功先生曾稱讚“韞輝齋所藏書畫無一贗品”,這些足以證明張蔥玉先生收藏的水平。
張珩於1950年、1952年兩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文物,其中包括珍貴的漢唐石刻、漢代木簡等。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馮氏等造像,張珩 1950年捐贈(區域性)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馮氏等造像,張珩 1950年捐贈(區域性)
展覽展出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捐贈的青銅爵。馬館長曾立下規矩,文博工作者一律不許搞收藏,他帶頭於1955年和1960年將自己收藏的8件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歷任館長沈之瑜館長、楊寬副館長等也都把自己收藏的東西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馬承源捐贈的青銅爵
夏衍先生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的納蘭成德《手札》卷也亮相本次展覽。夏衍是中國近現代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49年以後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位。
納蘭成德也即納蘭性德、納蘭容若,清代著名詩人,也被認為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原型。1961年,夏衍先生在北京琉璃廠花了一大筆稿酬購得此手札,愛不釋手,此事也在文化圈引起了小小轟動。夏衍先生當時委託上海博物館將手札進行珂羅版複製,作為當時文化部代表團出訪禮品。後來該卷一度遺失,最終被尋回。夏衍先生在手札上蓋的收藏印是“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他出生地杭州仁和,“沈”是他的本姓,“曾藏”而不是通常的“珍藏”,表明了夏衍先生不佔有文物的態度。
夏衍在1989年首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納蘭成德《手札》卷,其後又向上博捐贈其收藏的郵票146枚。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的納蘭成德《手札》卷
巴金於1963年將其收藏的董其昌《行書詩》冊捐贈給上博。作為當時的中國文壇大家,巴金先生向上海博物館捐贈藏品,也能從其藏品中品讀出他的文化修養。
巴金於1963年捐贈的董其昌《行書詩》冊
唐雲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書畫家,還是紫砂收藏大家。唐雲對曼生壺情有獨鍾,他對自己收藏的曼生壺進行鑑定、辨偽,精選八把曼生壺藏於八壺精舍,這也是他晚年以“八壺精舍”為齋名的淵源。
此次展覽展出了唐雲捐贈給上博的曼生銘提樑紫砂壺等,它們是研究紫砂茶壺的標準器。
(本文綜合參考了展覽配套圖錄《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館受贈文物》)
責任編輯:陳若茜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