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用“黑暗中的光”來形容盲人運動員的領跑員。在徐冬林看來，領跑員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自己作為運動員生涯裡的一道光。
上跑道前，徐冬林做了一個大幅度的深呼吸，橘色背心上貼的標籤“Guide”也隨著胸腔起伏。劉翠青聽到了這一聲長長的吐氣。她沒有多問，在賽場上，她只負責不停地跑，方向、節奏、成績，全都交給徐冬林主導。
這是2021年9月4號，東京殘奧會田徑女子200米T11級的決賽現場。殘奧會前，賽事方會根據選手的殘疾情況和運動能力進行評估，情況相近的選手分在同一組進行比賽。劉翠青是一名盲人運動員，參加的是T11級比賽，T代表徑賽，11是指全盲，而12和13則是不同程度的視力障礙。根據殘疾人田徑比賽的規定，盲人運動員需要有領跑員帶跑，協助完成比賽。徐冬林就是劉翠青的領跑員，他們已經合作了8年。
這一天，東京下了點小雨，徐冬林攙著劉翠青，慢慢走上溼滑的跑道。劉翠青戴著眼罩，右腳先碰到了擺在左腳邊的起跑器。她把整個身子往右邊挪了挪，彎下腰，摸索著將右腳先擺到起跑器上。徐冬林站在身後，幫她固定好左腳，在劉翠青直起身子之後，雙手扶住她的肩膀，把方向調正。隨後，徐冬林踩上隔壁跑道的起跑器，撿起放在地上的引導繩，把自己的四隻手指套進繩子一端的橡皮圈，繩子另一端的橡皮圈已經套上了劉翠青的四隻手指。
長年累月的訓練和配合，讓徐冬林和劉翠青在奔跑中的技術動作幾乎完全一致（熊琦 攝/ 新華社供圖 ）
這條10釐米的引導繩，會在奔跑時把運動員和領跑員連線在一起，就像運動會上常見的“兩人三足”專案，只不過他們被綁住的是手。徐冬林要透過這條繩子帶著劉翠青跑向正確的方向，當劉翠青邁右腿時，徐冬林要邁左腿配合。兩人的抬腿高度、步幅、擺臂幅度需要完全一致，動作稍微不同，就會發生磕絆和拉扯——從側面看，只有一個人的身影。
一聲槍響，4組運動員和領跑員全都從起跑器上彈了出去。最後50米，劉翠青和徐冬林開始加速，拉開第一、第三跑道的運動員，只是相鄰的巴西運動員始終跟得緊，幾乎和劉翠青同時衝過終點線。
停下後，徐冬林雙手撐著膝蓋，表情有些痛苦，眼睛盯著遠方的大螢幕。大螢幕上，“劉翠青/徐冬林”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成績是23.94秒。徐冬林一下子直起身擁抱劉翠青，用力拍了拍她的背，告訴她“我們是第一名”。劉翠青看不見，聽到徐冬林報出成績時，也笑開了，抱著徐冬林蹦起來。但不到兩秒，徐冬林又扭頭轉回大螢幕，表情不太放心。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劉翠青感覺到了搭檔“沒有那種興奮了”，她的笑也逐漸消失，看起來有些迷茫。
大螢幕上，巴西選手和領跑員的名字雖然排在第二，成績卻同樣是23.94秒。
很快，徐冬林又轉向觀眾席，伸出右手食指做出“1”的動作，眼神急切地尋找教練。這一次他堅定了許多，高高舉起劉翠青的手，大聲喊出“第一！”。劉翠青跳起來，喊了一聲“耶！”。徐冬林又一次伸手比“1”，一邊走到觀眾席旁，接過一面國旗，讓劉翠青披在身上，把她舉了起來。此時，電視轉播插入了兩次回放，用一道橫線標出了運動員撞線瞬間的差距——劉翠青比巴西運動員快了0.004秒。
9月4日，東京殘奧會上，徐冬林和劉翠青以千分之四秒的優勢，奪得女子200米T11級決賽冠軍，拿下東京之旅的第二塊金牌（IC Photo供圖）
以千分之四秒的優勢，他們拿下了東京之旅的第二塊金牌。這是徐冬林和劉翠青在東京殘奧會跑的最後一槍，此前9天，他們已經連續跑了10場比賽，兩人的體能和精神都到了極限，在之前的一場接力賽中，徐冬林因為一個急剎車扭傷了腰。這場決賽前，他在心裡做了最壞的打算——這可能是自己職業生涯最後一槍。嚴格來說，徐冬林不知道自己能撐到哪一場，他打著繃帶，大腿勒得緊緊的，今年殘奧會上的每一槍，都當作最後一場比賽來跑。2020年訓練時，徐冬林的膝蓋半月板震裂，一直沒有恢復好。去東京之前，他的腿傷復發，膝蓋發炎、積液滲出，只能不停地打消炎針和抽積液。最嚴重時，徐冬林無法下地走路。“這麼頻繁抽積液，你的腿還要不要了？”醫生質問他。到東京奧運村時，他是坐在輪椅上，由隊友和教練推著去的。
“隱形人”
在百度搜索裡輸入“徐冬林”的名字，自動跳出的一個聯想詞是“好帥”。徐冬林身高1.84米，長得方正，長期運動使得他的四肢肌肉線條明顯，面板曬得有些黝黑，看起來很有精神。和徐冬林約定採訪的那個上午，由於教練臨時安排了一場訓練，每位運動員在隔離房間裡透過線上影片的方式一起練習，他把採訪時間推遲了一個小時。採訪前，徐冬林多次道歉，仔細解釋是為10月初的全國第十一屆殘運會做準備。他很健談，也很耐心，對本刊記者提出的許多基礎問題都不厭其煩地解答。
如果沒有當上領跑員，徐冬林運動生涯的最後一槍或許在10年前就跑完了。1989年出生的徐冬林原本是江西省體工隊的一名專業短跑運動員，2011年，因為訓練時大腿嚴重拉傷，他的成績始終無法有新突破。徐冬林有些氣餒，打算直接退役，和許多同學、隊友一樣，謀求一份體育老師或是體校教練的職位。也是在那一年，他接受了殘聯教練的邀請，成為一名領跑員。
要為盲人運動員找到一名合適的領跑員並不容易。瀋陽體育學院田徑教研室講師邢昊天曾經總結，領跑員需要是30歲以下的男性，身高在1.80米至1.85米之間，且近4年內在市級以上運動會上，電子計時成績不低於100米11秒20。這些要求對專業運動員而言，不算太高，但一個領跑員需要的遠不止這些。胡正觀是中國殘疾人田徑隊的“金牌教練”，也是殘奧會冠軍周國華、劉翠青的教練，他告訴本刊，選擇領跑員時，不是一味求快，更重要的是領跑員和運動員的動作風格相近。“我們偏重於力量型的人。有些人可能跑得快，但主要靠技術動作取勝，跑起步來腳下輕飄飄的，不太合適。最最重要的是，輔助盲人，一定要有耐心和愛心。”
2011年時，“領跑員”在大眾眼裡還是一個極其陌生的名詞。殘奧會的關注度遠不如奧運會，即使是拿了冠軍的運動員，也常常不為人知。領跑員更像是運動員身邊的一個“隱形人”，成績欄上沒有領跑員的名字，雖然能和運動員一起站上領獎臺，卻沒有獎牌可領。成績拔尖的運動員大多揹負著比賽任務，也有自己的規劃和抱負，成為“領跑員”幾乎等於放棄了職業發展前景。因此，大部分領跑員由體校在讀學生擔任，當學生畢業時，運動員就不得不重新更換領跑員。
領跑員第一次走進大眾視野，是2008年北京殘奧會。在女子100米T11級比賽的頒獎現場，獲得冠軍的運動員吳春苗在國歌響起前，摘下胸前的金牌，掛在了領跑員李佳雨的脖子上。
那時的李佳雨是瀋陽體育學院大四的學生。他不是專業運動員，但短跑成績不差，在學校的運動會上跑出過百米10秒05的成績。或許正因為不是專業運動員，2006年成為吳春苗的領跑員時，李佳雨沒有其他負擔。他和吳春苗一起訓練了兩年，照顧吳春苗的生活起居，“每年只有初一放假一天，大年三十都在訓練”。
2008年9月9日，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08殘奧女子100米-T11決賽決賽，吳春苗奪冠並重新整理殘奧記錄。（視覺中國供圖）
北京殘奧會是他們參加的第一個大賽。時隔14年，李佳雨還能記起領獎臺上的那一幕。他站在吳春苗身後，看著她戴上金牌。突然，吳春苗轉身，把金牌從脖子上摘下來，往李佳雨的方向比畫。她一句話也沒說，但李佳雨明白那個意思。他有點害羞，“不知道該不該去接這個金牌”。吳春苗的雙手停滯在空中，幾秒鐘後，李佳雨還是把頭伸過去接住金牌。賽後的採訪裡，李佳雨才聽吳春苗說：“我聽說沒有頒給領跑員的金牌，很失望，金牌裡也應該有他的一份。”
北京奧運會結束後沒多久，李佳雨畢業了，不再擔任領跑員。按照原先的規劃，他成了遼寧一所小學的體育老師。當領跑員是他生命裡一段寶貴的經歷，如今他的微信朋友圈封面，還是2008年奪冠後自己和吳春苗一起披著國旗在跑道上奔跑的照片。“聽說北京殘奧會以後，領跑員也有獎牌了。如果能給我補發一塊當作紀念就好了。”
磨合
雖然不認識李佳雨，但徐冬林第一次知道領跑員這個角色，正是在電視上看到了李佳雨和吳春苗的比賽。
“這怎麼跑啊？兩個人動作完全一致，還要把控方向。”他覺得不可思議。後來，江西省體工隊和殘疾人運動隊共用訓練場，徐冬林常在操場上看到盲人運動員練習跑步。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女運動員，小小的個子，刻苦要強，一圈一圈地跑，反而是領跑員體力不支，練著練著，蹲在操場邊吐了。“這怎麼能行，帶個女孩子還把領跑員給跑吐了，咋訓練下去。”徐冬林想。
接到殘聯的電話時，第一個浮現在徐冬林腦子裡的畫面，就是奔跑的女運動員和嘔吐的搭檔。但他沒有猶豫太久就答應了，想嘗試這個新鮮的角色，也想著能幫上盲人運動員，“他們太難了，有個好一些的領跑員或許更容易出成績”。
起初，徐冬林以為自己的任務“就是帶著運動員跑步，給他們指方向”。真正當上領跑員後，他才發現，跑步、訓練、日常生活，一切和運動員相關的方方面面，領跑員都要參與其中。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意氣風發，退役後重新回到訓練場上，卻總牽著個女孩子，他有些不好意思，感到昔日的隊友總投來“異樣的目光”。直到他帶著第一位合作的運動員拿下全運會的三個冠軍後，這種目光才逐漸少了。
2013年，徐冬林成了劉翠青的搭檔。他是專業運動員，又有帶盲人運動員的經驗，是難得的領跑員。然而，兩人的合作卻沒有想象中順利，徐冬林總覺得，他們溝通起來十分費勁，“中間隔著一道，想不到一塊去”。劉翠青性格內向，徐冬林講十句，也不一定能得到一句回應。他一遍一遍給劉翠青講動作，告訴劉翠青腿要如何扒地、如何摺疊、抬腿高度是多少。劉翠青站在一旁聽著，偶爾“嗯”地回答一聲，不多說話，再練習時，卻還是做不標準。徐冬林有些著急了，心裡嘀咕，“我講了十幾分鍾，口乾舌燥了，‘嗯’是聽明白還是沒聽明白呀？第二天讓你做，又做不出來”。
劉翠青也有自己的煩惱。她不敢放開腿跑起來。有時候，徐冬林站在跑道前方，拍手給她指示方向，衝她喊：“沒有東西，很空曠，你大膽跑吧！”但只看到“翠青很努力地在跑，速度卻上不來，猶猶豫豫的”。劉翠青告訴本刊記者，盲人習慣重心向後，跑步時也會後仰，他們總是擔心前方有障礙物，“磕到手腳，總好過磕到頭”。但那時候，她不知道如何向徐冬林解釋這種原因。徐冬林也試過牽著劉翠青練習慢跑，即使有意放慢步子，劉翠青也常常落在他身後，兩人的手肘常常碰撞到一起。
以前當領跑員的經驗似乎完全派不上用場了。徐冬林猜想，問題可能還是出在視力上。他合作的第一個運動員視力受損，能看得清近處，而劉翠青是全盲，沒有一點光感。徐冬林找來眼罩，嚴嚴實實地戴上，想體驗劉翠青的生活。結果，原本計劃持續一天的體驗活動，不到半天就提前結束了。“完全進行不下去。”徐冬林對本刊記者說。他發現，世界一片漆黑之後，喝水、上廁所這種最普通的事情，自己也做不到。更大的感受是恐懼，“無論在哪裡、做什麼，都很焦慮、很警惕，沒有一點點安全感”。他伸手摸到身邊的桌子、凳子時，還能慢慢地沿著邊緣走；什麼障礙物都沒有，心裡反而一下沒了底，愈加恐慌。
他想明白了，一直橫在他和劉翠青中間的“那一道”，是不信任感。“就算親人帶著我走路，我都不放心，何況我是一個陌生人，翠青哪敢跟我奔跑？”他變得耐心了不少。採訪時，徐冬林多次提到教練胡正觀說過的一句話：“領跑員和運動員，除了睡覺、洗漱不在一起，其他時間都待在一起。”做力量訓練時，徐冬林站在一旁，先輔助劉翠青訓練，幫她調整各種器械的位置，控制器材加減重量。劉翠青練完後，徐冬林再選個休息時間加練。一日三餐，他帶劉翠青去食堂吃飯，挨個報菜名，讓她點菜。8年下來，徐冬林已經熟知劉翠青最愛吃各種蔬菜和豬蹄，魚肉是從來不碰的。訓練閒暇時，他也帶劉翠青去看電影，劉翠青聽聲音，他講解電影裡的畫面。劉翠青知道自己性格內向，也有意配合徐冬林，“別讓他自言自語，好尷尬”。以前，徐冬林提示前面道路上有障礙物時，她只會“嗯”一聲作為回應。後來，她會多問一句：“是什麼東西？什麼顏色的？在哪個位置？”
講解動作時，也不能只靠“講”了，“她從來沒見過標準動作的樣子，只告訴她怎麼做，她的腦子裡是沒有概念和畫面的”。徐冬林開始手把手地教，教練佈置完動作後，他先學會了，再把每個動作一點點分解，擺好姿勢，讓劉翠青摸著自己的手和腿，感受腿的摺疊角度、抬手高度。然後，換徐冬林扶著劉翠青的手和腿，幫她做出標準動作。反覆練習到動作穩定後，兩人才開始練習配合，先是站在原地，快速地同步擺臂，然後再拉著牽引繩慢跑，逐漸過渡到高強度快速跑。
徐冬林比劉翠青高20釐米，步幅更大，得時刻提醒自己“收著”。剛開始，跑著跑著，徐冬林常常會忘記自己還帶著人，“我顧著跑自己的，她就落到我身後去了，繩子時不時就狠狠拉扯一下”。練習的時間長了，默契程度越來越高，磕磕絆絆才逐漸少了。
每場比賽，徐冬林還擔負著把控節奏的任務。他會根據劉翠青的體能狀態和競爭對手的水平，告訴翠青，需要以多大的強度才能跑到決賽。慢慢地，兩人捨棄了奔跑中的語言交流。400米比賽有兩個彎道、兩個直道，以前，徐冬林會口頭提醒劉翠青，“上彎道了”“下彎道了”。他感到比賽過程中說一句話，都會影響呼吸節奏，分散兩人的注意力，慢慢改成使用引導繩做暗號交流。徐冬林的手向劉翠青的方向拐一點，是上彎道；手稍微上抬，是下彎道；向後擺手臂，是終點線兩米的提示，劉翠青需要做出壓線的動作，率先衝過去。按照規定，領跑員必須在運動員之後過線，徐冬林常常開玩笑，“我永遠是第二名，跟在她後面”。
轉折點
與徐冬林的合作像是一條引信，把劉翠青身體裡的運動天賦和能量點燃了。一年多之後，在2014年仁川亞殘運會上，劉翠青成為一匹黑馬，囊括女子T11級五項比賽的金牌。2015年世錦賽上，她再次贏得四項T11級別的冠軍，並打破巴西選手保持了10年的世界紀錄。2016年，劉翠青入圍了勞倫斯年度最佳殘疾運動員獎候選人名單，勞倫斯獎是世界體壇最具影響力的大獎之一，過往的中國獲獎者有姚明、劉翔、李娜。
這是劉翠青從沒有想過的命運。她今年30歲，扎一個簡單的馬尾，雖然已經拿過這麼多世界大獎，是殘奧會上的“名人”，劉翠青依然靦腆，就像徐冬林所說的，習慣用“嗯”來回答問題，只有談到訓練的事情，話才會多起來。採訪中，劉翠青好幾次提到對徐冬林的感謝，把徐冬林稱為自己的“第二雙眼睛”。
劉翠青並不是天生的盲人，她出生在南寧市吳圩鎮的一個村子裡，家庭貧困，和爺爺奶奶、父母、弟弟擠在幾間簡陋的平房裡，房瓦都已經破碎，一到下雨天，家裡常常漏水。爺爺和父親身體不好，家裡只靠母親種地維持生計。10歲之前，劉翠青和其他小姑娘一樣活潑愛動，在幼兒園舞蹈班的紀念照片裡，四五歲的小翠青穿著白裙子，頭上用淡黃色頭花扎兩個小辮子，撲著紅臉蛋，大眼睛靈動，眉心還點了一個紅點。
小學三年級時，10歲的翠青開始眼睛紅腫，媽媽以為是普通的紅眼病，買回了眼藥水。兩天後，翠青沒有好轉，媽媽又帶她上鎮裡打點滴。連續打了一週，依然沒有起色，母女倆才上南寧市的醫院檢查。媽媽不識字，“在醫院裡到處問人”，最後，翠青被確診為青光眼，斷斷續續治了4年，視力不斷下降，直到14歲時徹底失明。她變得敏感、悲觀，常常把自己封閉在小房間裡，不與人說話。後來，劉翠青被送到了南寧市盲聾學校。在這裡，劉翠青開始練習跑步，被選拔到柳州市訓練，還在一些全國性比賽中得到過第三名、第四名的成績。廣西的地方媒體曾到盲校採訪翠青，報道她的“身殘志堅”。在談到自己未來的理想時，劉翠青說，想開一間按摩店，能照顧父母和家裡人——那時，她的家庭條件依然艱難，父親得了肝癌，因為家裡無力支付治療費用，次年就去世了。
“我沒有別的選擇啊。確實也有人當老師、練唱歌，但少之又少。在大家眼裡，盲人除了按摩，還是按摩。”如今回想起來，劉翠青依然覺得，那是最貼近實際的規劃。
成為一名田徑運動員，是劉翠青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劉翠青17歲那年,廣西殘聯的教練鍾文發現了這個盲人姑娘。當時的劉翠青瘦小，成績也不起眼，但鍾文力排眾議，帶著劉翠青開始進行系統的田徑訓練。2010年，她又被選拔進了國家隊，並在廣州亞殘運會上獲得了一塊銀牌。遇到徐冬林之前，劉翠青已經跑了4年，成績一直不溫不火。4年裡，她沒有固定的領跑員，平時由隊友帶著訓練，只有每年需要參加比賽時，才會提前三四個月分配到一名領跑員。她合作過4名領跑員，都是體校在讀的學生，好不容易和對方開始熟絡起來，有了一些默契，跑完比賽後合作也結束了。等到來年訓練時，又來了新人，一切不得不從頭開始。
原本，劉翠青想著，自己可能會默默跑到退役的年紀，然後走上按摩的路。但和徐冬林配合之後的事情完全超出了劉翠青的想象，他們彷彿是天生的搭檔，在各種大小賽事上披荊斬棘，成績就像一條陡然上升的曲線，一路走高。或許是成績帶來的自信，劉翠青也開朗了不少，會跟徐冬林和隊友們開玩笑，還開始注意打扮，上街買化妝品。
共同的比賽
徐冬林的心態也在變化。最初，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幫助者，來協助運動員比賽。長年累月的相處和合作裡，他開始把自己當作比賽的一分子，“是我們共同的比賽”。
他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裡約殘奧會。他和劉翠青第一次搭檔參加殘奧會，400米報名成績是56秒多，遠超過同組競爭的運動員成績。女子400米小組預賽前，徐冬林告訴劉翠青：“按照平時58秒的節奏跑，我們可以輕鬆拿下小組第一進決賽，不用太快。”
開槍之後，一名女運動員和領跑員跑在他們前面。徐冬林沒有太放在心上，這名運動員的報名成績是一分多鐘，從未在任何大賽上與他們對抗過。但進入最後100米時，他發現女運動員還在前面，開始有點慌了。“難道我的節奏出問題了？”沒有時間思考太多，他喊劉翠青：“加速，加速！”自己雙腿也猛然發力。一陣撕扯感從大腿傳來，徐冬林顧不上這些，只想全力拿下比賽。兩人率先衝過終點，但最後不到100米的距離比原計劃快了近2秒，徐冬林的大腿嚴重拉傷，在床上躺了一天。
決賽前，教練問徐冬林：“你這個情況可能上不了場。腿要緊，是不是放棄？”徐冬林說，如果是一個人的比賽，他的腦海裡會幻想放棄時的樣子，或許畫面會有一點像北京奧運會上劉翔的身影。但這是兩個人的比賽，如果他不上場，劉翠青也跑不了。徐冬林心裡過不去那道坎，“就打著繃帶直接幹唄”。他叮囑劉翠青：“你跟著我就行，就算走，我也會把你帶到終點。”56.31秒的全速奔跑，徐冬林的腿疼到沒有了知覺。他的半月板嚴重撕裂，腿部拉傷滲血，以第一名的成績過線之後，緊繃的身體一下子放鬆下來，徐冬林重重摔在跑道上。但他很快又爬了起來。劉翠青還等著他告訴最後的成績。當兩人一起站上領獎臺，升國旗、唱國歌時，徐冬林感到“一切都值得了”，作為一個曾經的運動員，奧運金牌以一種未曾想過的方式掛到了他的脖子上。
採訪中，徐冬林幾次用“難以形容”來描述一些事情，比如他和劉翠青之間神奇的默契感，比如當領跑員給他帶來的改變和意義。許多人用“黑暗中的光”來形容領跑員，在徐冬林看來，領跑員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自己運動員生涯裡的一道光。今年殘奧會之後，他在微博上曬出獲得的兩塊金牌和一塊銀牌。未來退役之後，他也許會和李佳雨一樣，成為一名普通的體育老師。但看到上幼兒園的兒子用小手指著電視裡站在東京領獎臺上的自己，不停喊著“爸爸”的影片時，徐冬林意識到，“一切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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