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4年,一聲巨響在新疆羅布泊響起,之後升起的一朵蘑菇雲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
這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聲音,這顆名叫“邱小姐”的原子彈,也意味著中國從此站起來了,不再會因為軍事方面的落後而被人隨意欺辱了。
這顆原子彈的誕生意義重大,同時,卻並不容易,耗時14年,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也衝破了太多的阻力。
下定決心搞原子彈
1955年10月8日,被美國關押了五年之久的錢學森終於回國,為此,中國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給出了能夠打動美國的交換條件。
11月5日,陳毅在北京飯店宴請了錢學森、蔣英夫婦,他向兩人轉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問候,並邀請他們在全國各地轉轉。
錢學森第一站便選擇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當時,時任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生病住院,便由時任國防部副部長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的陳賡陪同參觀,在一個實驗室中,陳賡看著錢學森,問了一個問題:“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錢學森一聽這話,頓時就來了精神,他對於美國關押自己五年的事情不能釋懷,心裡正憋著一口氣:“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幹?難道中國人比別人矮一截?”
陳賡大笑著拍拍錢學森的肩膀,“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11月26日,陳賡帶著錢學森來到醫院看望彭德懷,彭德懷熱情的伸出手:“歡迎歡迎,我們太需要像你這樣的火箭專家了,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射程500公里的導彈,我們搞得出來嗎?造這樣的導彈,我們需要多少人力財力?”
錢學森思考了一下,給出了客觀理性的答案,彭德懷很滿意。後來,陳賡又領著錢學森見了其他元帥,交談的話題基本都圍繞著“中國人能不能造導彈”這件事。
其實,造導彈這件事情,並不是因為錢學森的迴歸,心血來潮做出的決定,早在1945年8月,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扔下兩枚原子彈的時候,在整個世界都圍繞在核恐怖之中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就已經在考慮這些了。
當時,毛澤東還在延安的窯洞中,美國女記者安娜慕名而來,見到毛澤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美國投下原子彈的問題,毛澤東氣吞山河的回答:“原子彈是紙老虎”。
對外的話雖然這麼說,對內在面對核威脅這件事情上,毛澤東可一點都沒含糊,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一個月的時候,便建立了中國科學院,1950年5月,毛澤東親自批示建立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院。
1954年,聶榮臻到昆明、重慶等軍工基地考察,所看到的景象卻令他大失所望:“在重慶,我看到那裡有一些破窯洞,光學儀器工廠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遠鏡,連瞄準鏡都不能生產。”
既然起點低,條件差,那麼一方面要自力更生,一方面也要尋求幫助,而且中國一直以來的想法便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國慶大閱兵結束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與蘇共書記赫魯曉夫進行了會談,其中提到了原子彈的援助計劃,赫魯曉夫希望中國能夠加盟蘇聯人的核保護傘,毛澤東一口回絕。
送走赫魯曉夫,中國領導人還沒有散會,周恩來很冷靜的說:“赫魯曉夫要中國參加蘇聯的核保護傘,很明顯就是不想中國擁有原子彈。”
彭德懷也說:“赫魯曉夫哪懂得中國國情啊,我們地大物博,六億人擠在一把傘下,怎麼可能經得住風吹雨打啊,根本就罩不住!”
“我看問題的關鍵不是罩不罩得住,而是長期仰仗這把傘的保護,中國就被人拿捏在手裡了”,毛澤東一語驚醒夢中人。
晚上,毛澤東一個人坐在書桌前,他在紙上寫下了一個字:鋰。
沒過多久,周恩來打來電話,在電話中,他興奮地跟毛澤東報告“主席,我們找到鋰礦了!”第二天下午,地質部副部長劉傑來到菊香書屋,他手上抱著一個鋁合金的箱子,箱子裡面是一塊黃中帶綠的石頭,毛澤東湊上前來:“挺普通一頑石啊”。
劉傑拿出一支鋼筆形狀的蓋革計數器,筆剛靠近石頭,便發出響聲,毛澤東反覆試驗了幾次,問劉傑:“為什麼會響呢?”
“因為已經測到鋰的輻射量,這塊礦石品位好,含鋰量高,應該說,我們國家是一個富鋰國”。劉傑臉上漸漸帶上興奮和自豪:“從我們勘探的分佈來看,不僅廣西有,湖南的湘南和雲南也有不少發現,就是在大西北也有!”
“好!我們發現了鋰礦,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還需要進行大規模勘探,我們不僅可以依靠它造出原子彈、氫彈,還可以發展原子能、發電、造福人類。”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菊香書屋宴請了錢三強和李四光:“兩位大科學家,今天,我們這波人都是小學生,請你們給大家上上課,講一講有關原子能和原子彈的問題。”
錢三強和李四光兩個人一說就是一下午,大家也全神貫注的去了解去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問:“剛才是我們當學生,現在輪到我們當先生了,到了中央該下定決心的時候了,原子彈要不要搞?我的意見是要搞,但是我們不先進攻別人,別人要是欺負我們,我們要防禦,要反擊。”
“當然要搞!”,朱德狠狠的拍了一下茶几,“過去戰爭年代,有蔣介石給我們當‘運輸大隊長’,如今是現代戰爭了,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了,必須自己動手,有備無患,靠別人的保護傘,註定避免不了風吹雨打啊。”
周恩來接著說:“我們也是被逼的,美國人仗著有原子彈,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時不時就來恐嚇我們,現在到了中央下定決心的時候了,我贊成舉一國之力,突破原子彈,帶動整個核能工業的發展。”
毛澤東做了最後發言:“我們只有有人,有資源,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這件事情總是要抓的,現在也是時候抓了。”
4月,錢三強作為中國原子能代表團成員,去到蘇聯商討並簽訂了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協議。當時的赫魯曉夫是非常大方的,不僅答應幫助中國建造一座7000千瓦功率的重水反應堆,還無償提供科學技術資料,培訓中國科技術專家和技術人員。
艱難處境下的原子彈
在一段時間裡,中國研製原子彈相關事宜的進行還是非常順利的,直到1958年中蘇關係開始交惡。
當時,鄧稼先和一批科學家剛被調去研製原子彈,他們準備先接受蘇聯專家的培訓,沒過多久,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帶走重要檔案圖紙,鄧稼先等中國科學家只能獨自研究。
不過,這群年紀不大的中國科學家們,所面對的困難太過巨大,以鋰濃縮為例,直至1960年,相關工廠還未建成,而且蘇聯牢牢掌控著含氟潤滑油、氣體擴散法假種分離膜等關鍵材料的生產技術,同時,蘇聯拒絕提供原子彈模型和圖紙資料。
而這段時間,中國正值困難時期,從上到下,日子過得很苦,所以“原子彈應該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成為了討論的重點。
一部分同志們表示,國家確實困難,蘇聯又撤走了專家,我們能不能研究出來還不一定,但是以陳毅為首的“堅持派”則表示,為了除去中國人頭頂上的核威脅,這顆原子彈無論如何都要搞出來,而且要儘快搞出來,不然中國人就挺不起脊樑,頭頂上成天懸著把“刀”,也沒法安心搞生產。
毛澤東認同陳毅的看法,1962年,羅瑞卿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報告,上面表明,若是想要原子彈爆炸,需要全中國的支援,並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毛澤東即刻批准,建立了以周恩來、賀龍等人為首的委員會,推動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可是,研製原子彈是非常花錢的一件事情,對於當時國力還並不強盛的中國來說,所需要的費用更是一筆天文數字,於是,毛澤東提議減薪,以緩解國家困難,隨後,國家領導人全部帶頭減薪。
困難的還有科研人員,當時是由鄧稼先帶隊,他帶著科技人員們從頭學起,因為書籍和資料都是外文,而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就先組織一個人閱讀,翻譯出來後連夜印刷。
自學本身就很困難了,同時裝置也很拉後腿,鄧稼先和同事們,只能用算盤珠子算出那些複雜又精密的數字。
當科研人員出成績的時候,鄧稼先會獎勵他們糧票,那個時候,他們通宵達旦的工作,經常餓得發虛,幾張糧票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珍貴的東西了。
而且就是這些糧票,還是向全國人民徵集來的,徵集的時候,聶榮臻說道:
“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搞一點糧食和副食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研人員實在是太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啊。”
一場論戰
1963年,就在全中國上下一心為原子彈努力的時候,也出現了不少的風言風語,尤其是在國際上,不少西方媒體嘲諷我們:“連褲子都穿不起,還要研究原子彈。”
陳毅在接受採訪的時候,用一句話回應了這些負面的聲音:“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就是這一句讓很多中國人為之振奮的話,卻遭到了金庸的抨擊,當時的金庸並不是寫小說的,他是做報紙的,《明報》就是他於1959年創辦的,至於寫小說,則是為了報紙的銷量,這些在《明報》上連載的小說,確實為金庸積累了一定名氣。
在金庸聽到陳毅這句話後,很快就在《明報》上發表了一篇《要褲子不要核子》的文章:
“中央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說道‘即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一個政府將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生活放在第二位,那絕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憤慨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除此之外,金庸在文章中還有不少過激言論,所以,這篇文章也順利引發了人們的目光和爭論,《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多家報紙都對金庸展開了“圍攻”,一時間,香港文壇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堪稱華山論劍。
面對多家報紙的批評,金庸迎難而上,多次在《明報》發表文章,堅持自己反對研製原子彈的立場,整整一年時間,金庸都沒有停歇。
在金庸持續抨擊的時候,中國也沒有停下自己對原子彈的研製,1964年9月1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完成組裝,這顆炸彈,幾乎凝聚了當時中國工業體系的最高成就。
9月29日,“邱小姐”的正式試驗用原子彈從青海221基地運往試爆場,試爆場選在了新疆羅布泊的戈壁灘,這裡一年四季都是極端天氣,不是零下30度的嚴寒,就是40度的酷暑,這樣的天氣,對於精密裝置的原子彈來說,是個考驗,因為塔上爆室的溫度需要穩定在15-25度中間。
舉個例子的話,馬斯特研製試發火箭失敗,就是因為火箭上一顆小小的螺絲釘被腐蝕了,而腐蝕的原因,是因為處在太過潮溼的環境之下,為此,馬斯特還冤枉了一位員工沒有擰螺絲。
總之,要在新疆這樣的天氣之下,保證恆溫,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工作人員需要在塔上爬上爬下進行反覆測試,有些時候,塔上溫度20度,塔下溫度零下30度,可想而知,他們有多辛苦。
一切準備就緒,10月16日這一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蘑菇雲升起的那一刻,中國人有了脊樑,併為往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國不再經受戰爭紛擾打下基礎。
隨後,毛澤東接到了報告喜訊的電話,他很冷靜地問了一句,“是真的原子彈爆炸嗎?”張愛萍笑得合不攏嘴,“當然是!”
中央人民廣播電視臺也開始播放這一則訊息,全國人民都在歡呼,就連國際上,對中國研製出原子彈這件事情也給出了一些正面的評價。
而金庸還是維持著他的觀點,他又在《明報》上發表了文章,強調自己的觀點,並說自己沒有改變的必要。
這一番操作,激怒了全國多家報紙,大家聯合起來發布文章反駁他,沒過多久,金庸再次釋出文章,說這些人對他的批評是錯的,不過他們有批評的權利。
而這一次,沒有人再對金庸的新言論發表任何意見,這場持續很久的論戰很快也偃旗息鼓了,之所以會停下來,是因為陳毅發聲了。
在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吃飯的時候,陳毅主動說起了這件事。
作為一個軍人,陳毅最明白原子彈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而且他作為參與其中的一員,瞭解具體情況,也知道中國人有這個底氣搞出原子彈,當時西方媒體光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陳毅不能認慫,自然要反駁回去。
不過陳毅也說,自己的表達和說話方式有些欠妥,當時說那句話的時候很過癮,但也有點片面了,
“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有什麼民族尊嚴呢?國家的安全還有什麼好保障的呢?我們共產黨還有什麼光榮偉大的呢?再說,有了核子,沒有褲子,怎麼打仗啊,我和《明報》的那位查先生(金庸原名查良鏞),兩種說法合起來,就全面了,以後,我們就爭取做到,手上既有核子,也有褲子,說是褲子,其實也就是個比喻,是說中國人豐衣足食,然後中國還有顆不大不小的原子彈。”
“況且,毛主席說過,我們要正確對待批評,所以歡迎任何人來批評我們,指正我們,共產黨人不害怕批評,只要你說的對,我們就接受,共產黨會打仗,會專政,但最終目的,還是為人民服務。”
除此之外,陳毅還還替金庸說了幾句話:“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罵我罵的有道理,我就當他是摯友,查先生要中國人有褲子穿,說到底還是愛中國人的嘛,那就請大家高抬貴手了。”
也就是因為陳毅的話,這幾家報紙也不再反駁金庸了,所以這件事情沒多久也就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