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87歲的聶榮臻元帥看著一份判決書不禁淚眼婆娑,裡面的內容是對36年前一個名叫沙飛的攝影師槍殺日本醫生一案的判決,當初他被判處死刑,這次則是撤銷原判。
沙飛作為一個攝影師,官至解放軍正師級幹部,可見他是有過人之處的,那麼為何他會無故槍殺一名日本醫生呢?難道36年前此案存在錯判冤判?不然怎麼事隔多年還進行重審,甚至連聶榮臻都為之觸動呢?
1912年5月5日,廣州開平的一戶藥商家裡迎來了一個健康的男嬰,這戶人家是當地世代從事醫藥生意的司徒家族,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裡,能在這樣的家庭出生可謂是含著金湯匙了。
最後男嬰被父親取名為司徒傳,也就是後來的沙飛。因為家境殷實,他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不過因為家族裡人丁興旺,人才輩出,所以受到這些優秀的人影響,沙飛也算是德智體美多方發展了。
當時的廣州是革命中心,到處都充斥著新思想,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沙飛也逐漸成為了一個思想進步的愛國青年,時刻關注著國家命運的走向,心中更是有入伍參軍的衝動。
1926年,機會終於來了,北伐戰爭的進行讓尚在讀書的沙飛毅然決然地加入國民革命軍,並被分配成為一名報務員。雖然這項工作沒有上前線殺敵那麼令人慷慨激昂,但沙飛依然認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此時的沙飛還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幹什麼,即便是退了伍結了婚也依然像個孩子一樣在各行各業裡嘗試,即便涉獵了無數行業,他也沒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在陷入迷茫之際,沙飛於1935年接觸到了攝影,並因此加入到一個名叫黑白影攝的團體。自此,他開始迷戀上了攝影,認為這就是他此生最熱愛的事情。
然而,與當時絕大多數攝影師不同的是,沙飛的想法非常獨特,他認為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去拍攝那些花草風景,不是最好的選擇,當他看到一張1914年拍攝的薩拉熱窩事件,才恍然大悟,原來記錄歷史的攝影才是最有意義的。
這個想法讓沙飛非常興奮,他向妻子王輝講述了自己的計劃,並表示要辭職專門做這件事。要知道當時沙飛的月工資可是150塊大洋,這些錢足夠讓一家人過上體面舒適的生活,所以妻子直接提出了反對意見。
然而,固執的沙飛卻沒有將妻子的意見放在心上,在他看來,自己這是在做一個偉大的事情,它記錄歷史,見證歷史,讓歷史流傳下去。與這相比,穩定的生活算什麼?
於是,沙飛孤身來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進行深造,也是在這裡,他見到了自己從小就敬仰的魯迅,並憑藉著為其拍攝的一組照片成為整個攝影界都知曉的人物。
那是在1936年10月2日,魯迅前來參加第二屆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沙飛得到了前來攝影的機會,並在展覽上拍下了魯迅與木刻家們對話的珍貴照片。
之所以說它珍貴,是因為當時的魯迅身體已經非常不好了,而這些照片成了他生前的最後一組留影。
這件事情的發生更加堅定了沙飛投身攝影的決心,然而令他難過的是,自己的工作不僅受到廣州當局的打壓,就連妻子也不支援,甚至以離婚相挾。無奈之下,他只好選擇與妻子離婚並表示:“不願屈服,犧牲到底。”
全身心投入事業後,沙飛連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了,當“盧溝橋事變”揭開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後,他果斷拿起相機奔赴前線。
在他看來,用一篇密密麻麻的文字去喚醒有百分之八十文盲的國人的愛國之心,遠不如一張戰場上真實的照片來得直接。
於是,沙飛一人一機,帶著滿腔熱血來到晉察冀軍區,也是在這裡他結識了當時的司令員聶榮臻。
對於這個少有的知識分子,聶榮臻非常欣賞和重視,他知道,戰爭年代中宣傳的威力不亞於一門鋼鐵大炮。
在聶榮臻的安排下,沙飛成為了戰區的專職攝影記者,在他的鏡頭下,留下了無數優秀的作品。有八路軍與當地老百姓的魚水情,有老母親為當兵的兒子整理軍裝的母子情,有日寇殘忍殺害平民的悲壯,也有八路軍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的英勇。
事實上,作為一名戰地記者,沙飛的危險不亞於那些上前線的戰士,因為想要獲取最真實的戰鬥場面,就要冒著槍林彈雨與大家一起衝鋒。不過在他心裡,這些危險對於拍攝來說可謂不值一提。
沙飛的夢想是用鏡頭記錄歷史,而他也確實達成了心願,因為對革命宣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被任命為華北軍區政治部畫報社主任。
然而,一直以來廢寢忘食的工作讓沙飛的身體出現了問題,最終不得不於1948年在石家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住院治療。
也正是在這裡,沙飛犯下了一件葬送自己性命的案子——殺害日籍醫生津澤勝。
眾所周知,在戰場上有幾類人是不能殺的,其中就包括醫護人員,因為他們沒有政治立場,只負責治病救人,這也是為什麼我軍的野戰醫院會有日本醫生的原因了。
然而,面對給自己醫治的津澤勝,沙飛卻從心底裡感到憎惡,他認為不會有日本人願意真心幫助中國人,這個日本醫生肯定是以治療之名陷害自己。
而沙飛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其實跟他多年在前線拍攝有關,畢竟在那裡,他看到的都是毫無人性的日軍,無數八路軍和無辜的百姓都是死在他們之手,這種長年累月帶來的衝擊是不可能一下子消散的。
除此之外,沙飛在1943年曾經親手創辦了晉察冀畫報社,然而一起奮戰的戰友卻在日軍的兩次攻擊中或殞命或被俘,自己也是身負重傷。
於是沙飛便將這份仇恨放在了津澤勝身上,甚至連他來詢問身體情況時也用各種方式拒不配合,事實上,此時沙飛的精神狀況已經出現了一定的問題,而這也是典型的迫害妄想症。
1949年12月,沙飛身體上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醫院在評估後決定讓其出院,然而這時他的精神疾病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是在那個年代裡,大家對這方面的意識都比較薄弱。
15日是沙飛正式出院的日子,在離開前他特意將自己的主管醫生津澤勝叫到了病房裡,並藉故將旁人支開。相比於之前的態度,今天的沙飛非常溫和,甚至還請求津澤勝給自己開藥。
然而就在津澤勝轉過身去的那一刻,沙飛從口袋裡掏出佩槍,毫不猶豫地射向了他。兩槍過後,津澤勝倒在血泊中掙扎,沙飛見狀又對準他的腦袋補了一槍,讓其當場身亡。
殺人之後,沙飛異常冷靜,他坐在病房裡等人前來,甚至當被人問及為何要這樣做時,他所有的理由都是指向津澤勝利用治療之便,想要將自己置於死地。
當然,這不過是沙飛的個人妄想罷了,後來保衛部在經過仔細的調查後也證實了從他入院開始,津澤勝的所有治療方案及用藥都是合乎規範的。
中國自古以來都講究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沙飛這次犯下這麼大的錯誤肯定要受相應懲罰。只是當判決遞到聶榮臻處時,這個鐵血硬漢還是為自己欣賞的後生感到難過。
聶榮臻知道,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大環境出發,沙飛都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國內外有無數雙眼睛都在看著這個新生的政權,如若解放軍部隊對其進行包庇,那勢必會成為反動派勢力手中的把柄。
最終,沙飛殺人案證據確鑿,經華北軍區軍法處判處死刑,終年38歲。
只是對於這個結果,沙飛的家人是無法接受的,並在這之後多次提起申訴,由於當時國家法制尚未健全,一直到1986年這個案件才被重審宣判。
在這次重審中,北京軍區法院認可了當時沙飛存在精神問題,在作案的時候對自身行為無法自控,所以最終撤銷了當年的判決,並恢復了他的軍籍。
當然,殺人依然是既定事實,只是按照當時的情況,不應該對一個有精神疾病的人判處死刑,而這,也是沙飛家人多年來申述的原因。
被殺的津澤勝醫生,死的時候也僅僅只有42歲,在他的身後還有妻子和四個孩子,其中最小的僅僅只有5個月。津澤勝死後,甚至還因為給“敵人”治病,連骨灰都不能放入家族墓地。
在這起事件中,無論是沙飛還是津澤勝都是受害方,從表面上看是沙飛造成了這場悲劇,但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其實是日本軍國主義,兩人都是戰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