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先後在福建、江蘇任地方官。他辦事幹練，誅奸抑暴，無論貧富，秉公斷獄，被譽稱為“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春，調任臺灣知縣，政績卓著，受到當地官員百姓的衷心愛戴，“所至士民好之”，特別是率領檯灣軍民浴血抗擊英國侵略軍，為保衛臺灣捍衛民族尊嚴立下不朽功勳。他詩書滿腹，熟知軍事，是個名副其實的儒將，《冷廬雜識》評價他“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
妙手穩地方
1816年春，姚瑩接任福建漳州平和縣知縣。這裡自然條件極為惡劣，除了深溝險壑，就是湍急的溪川，幾乎沒有多少平坦之地，百姓各自依山而居，自然形成以家族為單位的小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又十分尖銳。
姚瑩到任後，決定以信、廉、威、恩四字開啟局面。要立信，必須先從清理積案入手，天還沒亮，便開始升堂辦公，夜深人靜，仍在條分縷析，每案必公，必無異議方結。令上下刮目，百姓信服。他大力倡辦文化和教育，移風易俗，鼓勵生產，發展經濟，風氣明顯改觀，百姓從心裡敬服這位清、正、廉、明的姚知縣。
由於治績突出，姚瑩被調往漳州府的首縣龍溪任知縣。龍溪的治理難度更大。這裡的百姓習於械鬥，民風強悍，結社甚多，結怨甚深，戰場隨處可見，命案習以為常，官府人多則一鬨而散，官府人少則群起而攻。
面對嚴峻形勢，姚瑩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智慧。首先，他親自率領縣衙捕快，深夜突入勢力最大、影響最壞也最為險惡的大“社”，一舉將首惡分子拿下，迅速審明其所犯的一樁樁重罪，於城門處向百姓公佈其罪狀，並押著他們到曾經做下壞事的各地教育群眾，然後召開萬人大會就地正法。境內惡跡斑斑的不法之徒，聞風喪膽，斂行匿跡，治安效果大為好轉。其次，釋出公告，對有悔過表現的從惡者給予自新機會，勸諭他們立即改邪歸正，否則，膽敢繼續頂風作案必將嚴懲不貸。
然後，他又親自接見鄉間富有威望和號召力的族長和鄉紳，曉之以理，約之以法，勸他們約束子侄，使侵奪他人土地和產業的，各自歸還；燒了別人房子的，負責給人修葺好，並適當賠償；對負有命案者，官府不再抓捕，而是由其家長自己捆送到縣衙，量刑時可視為自首適度從寬。
姚瑩的膽識、魄力，使一團亂麻般的龍溪迅速穩定下來。漳州知府大為賞識，不時向他徵求施政方面的意見，閩浙總督也是欽佩不已，高度評價他的政績，推他為“閩吏第一”，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指示他們向姚瑩學習：“究應如何為官施政，可去問龍溪姚令！”兩年後朝廷決定調姚瑩任臺灣縣知縣，漳州士民紛紛上書要求留下姚知縣，隨後這個任命略作調整，姚瑩在龍溪再呆幾個月，轉年春再赴臺灣，因為那裡更需要他這樣的官員。
姚瑩與《康輶紀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瑩在西南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一書，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他說：“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該書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抵抗外國侵略。
浴血守臺灣
姚瑩的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讓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十分欣賞，皆認為“可大用”，尤以林則徐的舉薦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遇事確有把握、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由於重臣力薦，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被派往臺灣擔任知縣兼海防同知，道光十七年（1837年），被提拔為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成為臺灣最高行政官員。
姚瑩一踏上臺灣土地，即深入民間，詳細考究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他所寫的《東槎紀略》五卷，至今仍對研究臺灣史地，特別是臺灣少數民族生活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非常注重當地人民的文化教育，“立學校、敦士習”“拿出家藏書目，供在院肄業諸生學習”。他關心民眾疾苦，視百姓如親人，解職離臺時，軍民夾道跪拜20餘里。
鴉片戰爭期間，姚瑩率領檯灣軍民浴血奮戰，捍衛國家和民族尊嚴。1840年7月，英國一艘雙桅船入侵臺灣鹿耳門外海面，被姚瑩派兵擊退；1841年7月，英軍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打得落荒而逃；1841年9月，英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重炮轟擊二沙灣炮臺及兵房，中國守軍狠狠還擊，英國兵艦受重創，於逃竄中觸礁沉沒；1841年10月，英軍又一次捲土重來，並在炮火掩護下強行登陸基隆，在姚瑩指揮反擊下，全殲登陸英軍；1842年3月，英艦阿安號載重兵瘋狂攻擊臺灣大安港，來勢洶洶，氣焰囂張，姚瑩將英軍艦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擱淺中流”，然後發動強大攻勢，從而大破英軍。這五次勝仗，共擊斃英軍130多名，俘虜200餘名，還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姚瑩五戰五捷，不失寸土的輝煌戰績，不僅沉重打擊了英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也極大地鼓舞和振奮了臺灣人民反抗侵略、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在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抵禦外侮的近代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作者單位：河北省香河縣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