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發現這幾本日記的時候，有好幾本被老鼠咬爛了，我差點當廢品扔了。”
家住浙江省紹興市的楊威林很慶幸，搬家整理東西的時候，他把家中陽臺好好收拾了一下，“不然這些珍貴的日記可能就無法重見天日了。”
楊威林小心翼翼地從一個鐵盒子裡捧出父親楊伯成的日記，那些本子多是巴掌大小，內裡字跡規整，字型秀麗。
圖①：年輕時的楊伯成。
楊威林的父親楊伯成，生於1927年，17歲參加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金蕭支隊，抗戰勝利後隨軍北撤。1946年至1949年，他進入20軍政治部前鋒報社，先後擔任校對、資料員和戰地記者，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楊伯成戎馬半生，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參加過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從朝鮮回國後又參加瞭解放一江山島等戰鬥。1945年至1979年，楊伯成寫了近百萬字的軍旅日記，但他從未在家人面前提過此事，只是將自己南征北戰的光輝歲月，塵封在家中的角落。
最近，94歲的楊伯成住進了養老院。兒子楊威林在整理物品時，意外地發現父親的日記。
泛黃變脆的紙張，被老鼠咬得殘缺不全的頁角，證明著這些日記走過的時光。陳舊的冊子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彷彿捧著當年珍貴的從軍記憶和戰鬥經歷，向我們迎面走來。
圖②：楊伯成寫下的日記片段。
兵之初 成長有“煩惱”
都說人民軍隊是一所大學校。一名年輕軍人在軍營裡如何“淬鍊”成長？在楊伯成的日記裡，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翻開楊伯成寫于山東定陶的一篇日記，這樣寫道——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記於介河（此莊離城武東門三里）。今天由大李莊轉此行程約七十里，足足跑了九個鐘頭。
“早上起來便接通知：下午四時吃晚飯，完畢於丑時出發，整理好行裝後稱了稱共十三斤……到五十里以後，到底吃不消了，一連落伍三次，此時我很想減少負擔。輕裝吧，我沒有重灌，現有的衣服、被、毯，再不可缺少了，因此又想打報告給丁柯同志，要求由公家來負擔五斤，並且想好了許多理由，且有相當決心。但到了宿營地，揹包也放下了，行軍時的吃不消似乎又記不起來了，決心報告又隨之淡漠下來……”
1947年，楊伯成20歲，入伍3年。楊威林說，父親告訴過他，他入伍時身高不足一米六五，體重不到70斤。即使是當了3年兵，負重13斤行軍70裡，對楊伯成來說還是有些難以承受。儘管如此，伴隨一路上內心的糾結，楊伯成堅持了下來，將希望分攤行李的請求吞進了肚子裡。
楊伯成在另一篇日記中也記錄下一段心路歷程：“……在被推選為候選者的自我檢討中，對同志們很有幫助，對我也起到很大的啟發作用。在他們的深刻檢討中，也暴露了我的許多缺點（其中許多是我以前未發覺的），引起我自我檢討的決心。”
楊伯成就是這樣，在行軍的同時，在記日記的時刻，不斷地進行自我檢討，充分體現了善於自省、嚴於律己的作風。
圖③：楊伯成的14本軍旅日記。
戰場上 苦中亦有樂
楊伯成曾隨志願軍20軍60師奔赴朝鮮戰場。炮火紛飛中，他沒有丟掉記日記的習慣，在朝鮮伊川郡王幕裡寫下的約47000餘字的日記就是最好的證明。
楊威林翻出他印象特別深刻的一篇日記念了出來：“這一段時間，雖是（朝鮮的）8月，半夜裡常常被凍醒，哈出來的氣在被子上面結了一層霜……”
楊威林由此想起父親總被母親埋怨的那個“壞習慣”。一到冬天，父親睡覺時從不脫襪子，還總把棉衣棉褲蓋在被子上。“看了父親的日記，我好像有些明白了。當年在朝鮮，天寒地凍，這樣睡覺最保暖，也是應對突發戰況最好的方式。只是沒想到，這個習慣伴隨了父親的大半生。”
另一篇寫於王幕裡的日記，讓楊威林對父親的瞭解更深入了一些。這篇日記寫於1951年，楊伯成記錄了一個“有趣”的夜晚。
當時，連隊正在坑道里放映蘇聯電影《攻克柏林》，美國人的轟炸機突然在坑道上空盤旋，兩種轟鳴似乎形成了“同期聲”。“相映成趣，一時間分不清哪一個是電影裡的聲音，哪一個是現實中美軍轟炸的聲音。”楊伯成如此寫道。
楊威林覺得，這是父親作為“文藝青年”的獨特浪漫情懷，“父親沒有抽菸喝酒的習慣，日記記得這麼全，想來當時一有空餘時間，他應該就掏出小小的日記本來記錄。”
圖④：因為工作的原因，楊伯成拍攝了很多戰鬥場景。這是他拍攝的朝鮮戰場上戰友們分發土豆當飯吃。
悼戰友 筆端寄哀思
1951年10月16日，在王幕裡的日記中，楊伯成密密麻麻寫下一篇悼文，寄託了他對犧牲戰友深深的哀思。
“昨日接到盛永祥同志的來信，告以陳科長在12日晚遭敵機襲擊受重傷而犧牲，使我感到突然而不敢相信。但事實究竟是事實，陳科長能力較強作風較好（曾被選為模範候選人，差一票落選），在軍政治部是一個威信較高的團級幹部，我過去在他那裡工作時對他印象也較好。他對工作負責細緻，生活作風樸素，待人真誠，是我們學習的模範。
“記得今年一月初，他曾帶病堅持行軍。到達王幕裡附近的安西里時，體溫高至40度（攝氏度，編者注），那時邱主任決定用吉普車送他至20軍醫院，我曾扶他上車，替他蓋被，離開時還互相打招呼。後他轉至大連休養，至三月底時返回秘書科。那時我已調至教導團學習，我到這裡工作後，也曾與他透過信。想不到那次送他上車的一天成最後一次見面！這多麼使人難受！
“陳科長與我一起工作時，也曾有過不高興的事，但他已犧牲的今天，我把這些都忘了，腦子裡映出一連串他的好處，他對我的幫助。陳科長是有十餘年戰鬥經歷的老幹部，除擁有高尚的品質之外，還有豐富的經驗與工作能力，是德才兼備的好乾部，對總部做出了不少的貢獻。如今，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的犧牲無疑是黨的損失。”
日記外 還是那個兵
逐字逐句翻看了父親的日記後，楊威林發現，父親經歷過的那些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變得清晰，每一處細節都躍然紙上，帶他回到那個年代，感受父親的軍旅生活。
“父親平日裡很少跟我們講他打仗的事。”楊威林1965年出生在軍營，隨父親在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度過了童年。“有時父親高興了，會在飯桌上講一些當年在戰場上的趣事。有些事我們不信，只當他在開玩笑。”
楊伯成說過，一次行軍時，他一頓吃了7缸飯，是那種1斤裝的缸子。他還不是吃得最多的，吃得最多的戰友吃了12缸飯。當時楊威林不相信，一個人飯量再大，也吃不下那麼多飯啊！楊伯成還常說一句話，“走路不會睡覺的話早就死了”。每次家人聽到後都是哈哈一笑，並不當真。
然而，這些家人曾經以為的玩笑話，楊威林在父親的日記中都找到了“出處”。他終於明白，當年行軍，父親和戰友很可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遇到能敞開吃的時候，就要為接下來的幾天“儲存能量”。他們行軍也一定很緊張，敵人在後面追趕，絲毫不能鬆懈，沒辦法停下來休息，只能是邊走邊“睡”。
楊伯成總和家人講他很幸運，福大命大。一次，部隊在防空洞裡開會，敵人一個炸彈扔下來，除了他，防空洞內的其他戰友都犧牲了。“父親說他要好好活著，替戰友好好活下去，為黨和國家奉獻一生。”在楊威林看來，父親後半生的所作所為，都是對這句話最好的印證。
1979年，楊伯成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轉業回到浙江紹興，在一所學校擔任黨支部副書記、副校長。退休後，他在紹興新四軍研究會從事扶貧工作，幫助貧困山區群眾，幫助困難退役軍人，為《東南烽火》《大江南北》等雜誌撰稿。
一次，楊威林在家中翻出一本很厚的書，書名是《諸暨抗日戰爭史》。開啟一看，他發現父親的名字在編輯那欄的第一個，“我們才知道父親參與編輯了這本書。”
《諸暨抗日戰爭史》一書非常詳細地列出了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諸暨烈士生平，包括出生年月、出生地區、犧牲時間，以及那個時期諸暨各縣各村的損失統計明細和重大事件，編輯工作量很大，“也不知道父親他們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楊威林說。
楊伯成今年94歲，記憶力減退，有時意識已不太清楚，連妻兒都認不出來。但瘦小的他，每天都會記著一件事，把兒子買給他的一頂“紅軍帽”端正地戴在頭上。
為了時刻“提醒”父親，楊威林寫了一段話貼在牆上，幫助父親記住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記住他17歲參軍，打敗了日本鬼子和美帝國主義，要“多活動、多說話、多讀報紙，腦子不糊塗”。最後一句這樣寫道——
“我要好好活著，我要看祖國興旺發達，我要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楊伯成經常一個人坐在床上，念著念著就笑起來。
“現在常說‘不忘初心’。對於父親來說，他對黨和國家自始至終只有一顆紅心。”說到此處，楊威林有些哽咽。（倪夢萍 何鴻凌 石曉雨 攝影：袁依凡、袁 媛、張章璐，製圖：扈 碩）
來源：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