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約翰·羅思義「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階研究員」
文章｜《中國金融》2021年第19期
近期，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熱烈討論。中國國內反應非常積極，境外則對此褒貶不一。筆者認為，這不過是為“事實勝於雄辯”這句格言提供了一個清晰而生動的範例而已。事實是，流入中國的外國投資達到創紀錄的水平——雖然美國的政治媒體和以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為代表的少數經濟學者試圖阻止這種情況發生。搞清楚它們阻止投資流入中國的企圖及其落空的原因，對於判斷國際經濟形勢非常重要。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因為它解釋了為何共同富裕政策會提振中國經濟。筆者將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首先闡述事實，然後再對與此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分析。
中國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磁石”
共同富裕引起大討論的全球宏觀經濟背景是——中國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國卻深陷疫情泥潭，這使得國際經濟力量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巨大變化。
為避免2020年疫情資料失真，筆者將中美近兩年的GDP資料進行比較：從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11.4％，美國經濟增長2.0％，也就是說，在這期間，中國經濟增速相對於美國高9.4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增長68.2％，美國經濟則增長29.0％——中國經濟增速遠高於美國。
鑑於中國自疫情中復甦的速度遠快於美國，中國已經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磁石”，甚至美國國內也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階研究員、被視為美國最頂尖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7月份得出的結論——世界經濟與中國“脫鉤”的情況根本沒有發生，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有價證券投資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
隨著中國繼續引領全球從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響中復甦，外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正在加倍。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下降近40％，但中國吸引的外來直接投資則增長了10％以上，達到2120億美元。因此，2020年中國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佔的份額達到四分之一，為有記錄以來的最高份額，幾乎是2019年的兩倍。這一衡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廣義指標包括新增的非金融投資、現有非金融外國子公司的利潤再投資以及對中國金融機構的外國投資和再投資。
2021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繼續加速，第一季度達到980億美元，幾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三倍。筆者估計，中國2021年的直接投資流入總額將創出歷史新高。同時，對中國的投資組合流入也在激增。截至2021年8月，國際權益類投資者已經買入了約350億美元的中國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而國外投資者對中國政府債券的購買量甚至更大，截至2021年8月，達到750億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
事實上，美國公司也看好中國，紛紛為進一步加大對華投資做準備。正如彭博新聞社2020年9月在題為《華爾街也想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共同基金行業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的，40多家跨國公司已經成立了合資企業……貝萊德剛剛獲准在中國設立全資共同基金公司。瑞銀集團也表示正考慮在華擴大經營。2021年，美國頂級公司紛紛加大對華投資。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宣佈將為一隻新基金籌集10億美元，用於對華投資。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雷·達里奧（Ray Dalio）也一直呼籲加大對華投資。
而喬治·索羅斯撰文唱衰外國對華投資，並試圖論證共同富裕政策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其實是為了呼應美國的對外政策。在進一步分析索羅斯關於外國對華投資的謬論和類似觀點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索羅斯所言經不起推敲。對於索羅斯認為的“財富應該集中在富人手中”，筆者認為，首先，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索羅斯的言論令人反感；其次，如下文分析所示，這樣做在經濟上是低效的；最後，如果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那麼不可避免地會引發社會動盪——美國近期內政動盪不穩就是明證。
共同富裕政策將提振中國經濟
實現共同富裕並不僅僅關乎狹隘的經濟問題。作為中國以人為本發展思想的一部分，共同富裕政策將透過提振中國經濟，最終實現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目的。
在過去數十年裡，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急劇上升。1974年，美國50％的底層人口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為19.8％，2019年，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國1％的最富有者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則從10.4％升至18.8％。至於財富方面，同期美國50％的底層人口財富佔總財富的比重從2.1％降至1.5％，美國1％的最富有者這一比重則從23.7％升至34.9％。但就同期經濟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從3.1％降至1.7％。不平等加劇與經濟增長變慢不無關係，反之亦然——這與索羅斯的觀點正好相反。美國經濟的這些現狀在理論上很容易得到解釋。這些問題也顯示出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
馬克思固然已經用最簡潔的理論解釋了這種現象，但這些資料同樣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馬克思指出，消費可以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費——這維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購買能力來自普通民眾的工資和其他收入。但是，資本持有者的收入並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財產——在現代經濟中，絕大多數來自公司利潤。這種財產收入可以用於兩個方面：用於生產性投資或者購買奢侈品。馬克思認為奢侈品消費是一種非必需品的消費，是隻有資本持有者才能進行的另類消費，“奢侈消費資料，它們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
有必要指出的是，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講，“奢侈品消費”不僅僅是指購買奢侈品（跑車、皮衣等）的行為，而且還指將財產收入用於消費（尤其是收藏名人字畫等藝術品），而非進行生產性投資的行為。財產收入的不同用途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經濟效果。投資是生產性投入，因此會促進經濟增長——每個經濟體系都需要投資。但奢侈品消費既非生產投入，也非經濟增長投入，因此，任何奢侈品消費都會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投入。因此，從基本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只要資本持有者將其財產收入用於生產性投入，那麼它就是在投資。然而，一旦資本持有者沉溺於奢侈品消費，那反而是在不斷消耗資源——這些資源原本可以用於提振大眾消費佔經濟比重，或是用於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未來可期。在這一目標實現之前，尚無法完全消除財產收入用於奢侈品消費這種現象，只能將其最小化。
這一經濟原則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眾所周知的。所謂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以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為例——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奢侈品消費和不平等，同時允許資產階級進行高水平投資。也就是說，在“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中，將財產收入用於投資被視為有利於經濟增長，而用於奢侈品消費則被視為不利於經濟增長。眾所周知，以“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發展的國家，其民眾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00％，那麼丹麥為82％，芬蘭為81％，瑞典為79％。這一框架清楚地說明了為何美國的不平等加劇令經濟增長放緩而非加快。美國財產收入佔經濟比重有所上升——私人公司的淨營業盈餘佔GDP比重從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這一不斷增長的財產收入並未用於投資——同期私人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從21.8％降至17.8％。也就是說，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財產收入用於投資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於奢侈品消費的比重則有所上升。因此，正如人們所預測的那樣，財產收入佔美國GDP比重上升和不平等加劇導致了美國經濟增長放緩。
顯然，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將財產收入用於奢侈品消費是一種浪費。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於（或兩者兼而有之）購買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對社會有益的資源，也可以用於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它將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儘管這並非首要目標，但如果兩者皆可達成，那麼這將使中國成為更具吸引力的外國投資目的地。
索羅斯那些人的觀點認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於經濟發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處。但從事實出發，綜合理論和現實層面的考慮，再與美國近期發生的情況進行對比，索羅斯的雙重謬誤顯而易見。
綜上所述，中國走共同富裕之路，減少用於奢侈品消費佔經濟比重不會損害中國經濟，相反會提振中國經濟。從經濟理論和美國經濟事實出發，索羅斯的謬論根本就經不起推敲，而他唱衰外國對華投資的主張終究會落空。
本文源自中國金融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