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01黎元洪是如何被推上都督高位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140週年。提到辛亥革命，自然不能不提武昌起義的成功，而提到武昌起義，自然又不能不涉及一個人，他，就是黎元洪。
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當中，黎元洪可以說是一個焦點人物，如1917年“府院之爭”中，身為總統的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爭權引發張勳復辟等。但是，黎元洪這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不是一開始就死心塌地地去維護共和革命的。至少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他還是一個搖擺的中間派。
辛亥革命勝利前夕，黎元洪擔任駐防武昌的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相當於旅長）。在軍隊內部，黎元洪威望極高，一是因為他不像舊軍官那樣隨意剋扣糧餉，不濫用公費；二是因為他體恤部屬，尤其尊重知識分子，這在以知識分子居多的清朝新軍中是影響很大的；至於三則是他有一定領導才能，這樣的能力曾經得到過前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肯定。張香帥等一批上級的提拔，讓黎元洪安於現狀。因此，倘若沒有武昌起義，或者辛亥革命在其他省份取得首先勝利，那麼很難想象黎元洪會投入到共和革命的洪流中來。
1911年10月10日夜，城外新軍第八工程營下級官兵率先打響起義第一槍後，其他各營的新軍也紛紛起事，會同首先起義的官兵處決試圖鎮壓暴動的軍官，並奪取軍械庫等要地。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活動，從一開始就暴露了其弱點，那就是缺乏統一的領導指揮。起義的官兵雖然在名義上接受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領導，但黃興、宋教仁等核心領導者尚不在兩湖，無法指導革命，而孫中山更是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
除此之外，這些起義者雖然在實際組織上歸屬於文學社與共進會，但是這兩個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者，不是在起義前夕被清廷殺害，就是遠在他鄉，俱缺席起義現場。如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避居外地，他的同僚大多被捕獲遇害，而共進會的最高領導人孫武因為在漢口的秘密住宅試製炸藥失敗，身負重傷被轉移送入醫院，無法參與後來緊張的戰鬥。
因此，在高階領導人普遍缺席的情況下，武昌起義的官兵雖然英勇進攻湖廣總督衙門，甚至還調動炮隊來轟擊清軍的壁壘。但當起義軍佔領了對方的總指揮部後，瞬間便因為如何安定動盪的社會秩序和追擊殘敵等問題爭執起來，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沒有統一的領導者來協調人事，分配職務權力。共進會與文學社之前曾並肩作戰，可現在卻因為選誰來當領頭羊矛盾加深。而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複雜背景下，黎元洪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
02局勢突變，黎元洪加速斂權
起義爆發後，黎元洪一開始曾以為不過是少數人鬧事，為此還手刃了兩名前來勸說其領導起義計程車兵，可是，隨著武昌城池各要隘相繼被起義新軍佔領的訊息傳播開後，黎元洪由原先的堅決鎮壓轉向了消極逃避，試圖透過逃到參謀長家中，以躲過革命的熱潮。然而，黎元洪想得還是太簡單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讓許多被挾裹著參與起義的軍官看到了希望，他們覺得非推出黎元洪來當都督統籌全域性，才能避免清軍反撲鑽空子。很快，黎元洪的行蹤就被偵知，他本人也在新軍官兵的催促下，於起義第二天舉行了誓師儀式。
可是直到現在，黎還是對起義前景遊移不定，悲觀情緒甚高。這倒也不難解釋，因為武漢是九省通衢，周圍密佈清軍主力，一旦清廷緩過神來調兵鎮壓，黎元洪不一定能坐穩高位。起義者對黎元洪與他們的貌合神離感到不悅，但是現在又需要藉助他的名望安定人心，於是乎，黎元洪就這樣在都督位子上坐了下來。
不過，當蔣翊武等人趕回武昌後，政局很快又發生了變化，他們感到漢口與漢陽承受了清軍猛撲的壓力，內部又有部分立憲黨人和舊軍官首鼠兩端，局勢危急，如果黎元洪繼續消極領導，那麼武昌將有得而復失的風險。因此，在黎元洪就任湖北軍政府都督之外，以蔣翊武為首的部分文學社成員又聯絡共進會的領導人，組建了謀略處。這一機構名義上為都督出謀劃策，輔佐其執政，實則監視黎元洪動向，避免他主動投降，同時也在非常時刻承擔起領導全域性的責任。
此後，黃興與宋教仁等同盟會成員陸續趕到武漢三鎮，武昌的革命者陣營逐漸壯大了起來，可是，新的矛盾又產生了，第一，黎元洪看到局勢穩定，已經不滿足於去做“虛君”，而是要擴張權勢，於是他選中了和自己“同病相憐”的地方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試圖藉助湯的影響力來制衡蔣翊武與孫武等革命者，為自己集權掃清道路。日後湯的斂權計劃雖被蔣翊武察覺並遭驅逐，但黎元洪手中權力的加強已經呈現出了加速的趨勢。
第二，黃興等人來到武漢後，正趕上袁世凱出山，清軍得到加強，面對強敵，黎元洪繼續消極應對，而黃興試圖透過親臨一線指揮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影響，結果仍舊無法挽回漢口的敗局。受此挫折，黃興心灰意冷，再度離開武漢。對於黎元洪來說，黃興的出走，使得自己更能無所顧忌的加強個人權勢。
（《辛亥革命》劇照）
第三，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隔閡，也被黎元洪掌握，透過相處瞭解。黎元洪發現共進會的孫武和蔣翊武相比，野心更大，不滿和蔣翊武分權的現狀，黎遂在後來的內部改組中，把孫武刻意擺在了軍務部長的位子上，至於蔣翊武則退居副職。
03黃雀在後
這還不算完，孫武意識到了自己有黎元洪給撐腰，更是肆無忌憚地排斥異己，如搞暗殺活動，文學社骨幹成員張廷輔原先擔任第二鎮統制，掌握一部分軍權，孫武嫉妒其職位，眼看沒有理由扳倒對方，竟然直接派人將其殺死。同盟會在武漢的代表譚人鳳雖有支援黎元洪就任都督的“功績”，但也不被孫武所容，後被迫離鄂。至於蔣翊武本人，更是在承受了文學社成員相繼凋零的打擊後，灰心失望，擔任有名無實的監軍。黎元洪通往權力巔峰的道路上，只剩下了一個孫武。
孫武的這番“四處出擊”，讓他樹敵不少，不但沒有換來穩坐軍務部部長的結果，反而因底層官兵的叛亂而讓黎元洪來了一招“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免去了其各種職務。當然，孫的自作聰明，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並非個例，許多省份的革命黨人內部也發生了類似的爭鬥，且毫無例外都給他人授以權柄。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那個被起義官兵強制推上都督高位的前清協統，就透過“扮豬吃老虎”，把異己勢力一個個輕鬆擊垮，而他本人也逐漸坐穩了湖北軍政府一把手的位置。此後孫中山因宋教仁遇刺發動二次革命，黎元洪對南方省份的革命者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來暗助北京的袁世凱，也就不難解釋了。
說到底，革命黨人還是低估了那個新軍官兵眼中的“老好人”黎元洪。
（《走向共和》中的黎元洪）
參考文獻：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商務印書館，2019年7月
金衝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後後》，三聯書店，2021年8月
王來埭《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軍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月1日
馮天瑜《黎元洪出任辛亥革命鄂軍都督始末》，《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