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照片由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紀念館提供。製圖：扈碩
仲夏時節，一座莊重大氣的紅色新地標——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紀念館在江西省大餘縣開館。這是全國首座、全面展示南方8省15個游擊區三年游擊戰爭光榮歷史的紅色基因庫，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分局、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在南方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堅持鬥爭。南方游擊戰爭歷時三年，地域範圍包括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8省15個游擊區，有力配合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保留了革命力量。
大餘縣屬贛粵邊游擊區的中心地帶，該游擊區是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的核心區域和指揮中心，項英、陳毅的主要活動地。近日，記者走進位於大餘縣的這座紀念館，追憶那段艱苦歲月，探尋紅軍不屈不撓的血性密碼。
向死而生為理想
每一位留守的紅軍都做了慷慨赴死的準備。
在大餘縣黃龍鎮，綿延群山包圍的紀念館莊嚴肅靜。走進大廳，映入眼簾的是一面破山而出的中國工農紅軍軍旗，氣勢如虹的旗幟彷彿述說著紅軍為理想成仁取義的悲壯故事。
歷史細處不忍卒讀，一旦翻開，可能每一個字都帶著血痕。
“鳳笙大嫂並轉五六諸兄嫂：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紀念館展櫃裡陳列著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烈士給兄嫂及妻子的遺書。
1935年3月，劉伯堅在江西信豐的一次突圍中身中數彈，左腿負傷，不幸落入敵人手中。任憑嚴刑拷打，他都堅貞不屈，並於獄中連續寫下數封感人肺腑的家書，也是安排後事的遺書。信中既有“不需要營救我”的決絕，更有對3個幼子的殷殷囑託。
站在《劉伯堅戴鐐長街行》景觀前，講解員袁蕾介紹：“劉伯堅家書的故事，是三年游擊戰爭中紅軍無私無畏的一個縮影。這種為理想捨生忘死的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瞿秋白也是留守者，被捕後他拒絕敵人勸降，慷慨就義，並寫下絕筆：“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展館中，我們看到了這位我黨早期領導人就義前的照片——身穿中式對襟衫、抵膝布短褲，腳踩一對黑線襪和黑布鞋。照片裡，感受不到死亡的陰影，一如他最後留下的文字：“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
和瞿秋白同年被敵人殺害的還有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省長汀縣的一處山頭遇敵圍堵，59歲的他隻身跳崖，壯烈犧牲。這位革命長者踐行了他的誓言：“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
“如果不是有著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何叔衡本可以在家鄉安穩富足地度過一生，但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投身革命，直至獻出寶貴生命。”袁蕾動情地說。
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寫道：“長征時留在江西的人中間，犧牲的傑出共產黨人比任何其他鬥爭時期都要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黨史、軍史上十分艱難的三年，但他們充分依靠人民群眾不僅打擊、消耗了進犯各蘇區和游擊區的國民黨軍隊，保持了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還儲存了革命火種，鍛鍊了革命力量。”大餘縣史志研究室負責人朱常說。
“館內展陳以三年戰鬥歷程為軸，全面展示各游擊區的歷史。”紀念館總策展顧問歐陽蘇勤向記者介紹，展陳由序廳、“紅軍主力長征，蘇區軍民堅持鬥爭”“原中央蘇區各游擊區的形成與堅持”等6個部分以及尾廳組成，全景式展現那段由黑暗走向光明的革命之路。
站在“萬人大搜山”場景展廳內，記者發現，展板嵌入山體而建。紀念館還靈活運用AR互動、3D投影、多媒體場景等技術手段，再現當年游擊隊被敵人封鎖“圍剿”時頑強抗爭的場景。“現場危機四伏，游擊隊員沉著應敵，置身其中感到十分震撼。”一名參觀的大學生感嘆道。
靈活機動打游擊
巍巍油山，群峰起伏。
1935年3月，項英、陳毅率部從江西省于都仁鳳山區突圍至贛粵兩省三縣交界處——油山地區。
站在館內的觀景長廊眺望，不遠處就是“千峰轉不盡，十里萬重山”的莽莽油山山脈，當年活躍著不屈的游擊隊戰士的身影。4月上旬，為了貫徹中央電報指示精神，項英、陳毅在大餘縣河洞鄉長嶺村共同主持召開幹部會議，部署分兵開展游擊戰爭。“油畫《長嶺會議》藝術再現了會議的場景。”紀念館館長趙如介紹，“長嶺會議統一了思想，制定了新的戰略方針，實現了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成為贛粵邊游擊戰爭的新起點。”從此，留守紅軍開始了艱苦的敵後游擊戰爭時期。
1935年初夏開始，國民黨糾集4萬餘人對游擊區進行鐵桶般“清剿”，紅軍游擊隊被迫轉入深山老林與敵人周旋，深陷難以想象的危難困苦。“1937年早春，皖浙贛邊游擊區的一支游擊隊，被敵人圍困在鄣公山上的六股頭，僅一夜就凍死了20多名游擊隊員。”江西省贛州市委黨史辦一級調研員胡日旺說。
在崇山峻嶺、千崖萬壑間，夏頂酷熱、冬冒嚴寒，晝行森林、夜宿山洞……奔波在各個山頭的游擊隊員們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避強擊弱，伺機打擊敵人，取得了襲擊保安團、智取西華山礦警隊等一系列戰果。
“講戰術，穩坐釣魚臺。敵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備我偏來。乖乖聽安排。”細讀陳毅手書《贛南遊擊詞》，寥寥數句，就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和紅軍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受游擊戰爭組織機構分散、環境艱苦異常等方面因素的影響，這段歷史留下的史料和革命文物極其稀少，收集資料十分不易。”紀念館文物史料徵集小組組長、大餘縣政協副主席周鳳來向記者介紹，為了徵集文物文獻史料，他們輾轉多地開展工作。收集到的1938年陳毅贈送給周籃夫婦的“個人照片”、長嶺會議上使用過的茶壺、贛粵邊特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楊尚奎親手製作的竹勺、竹碗、竹筒等，都是十分珍貴且有歷史意義的文物。
相關文物的徵集得到許多革命後代的關注和支援。曾堅持領導閩贛邊游擊區紅軍游擊隊的鐘民烈士之子鍾新生將父親使用過的獸皮褥子、烈士證等物件捐贈給了紀念館；方誌敏烈士的長孫方華清教授向紀念館捐贈了“紅十軍醫院青花瓷藥棉罐”。
走出展廳，耳畔仍迴盪著多媒體展廳中游擊隊“我們不要做糠，不要做米，要做留下來的硬骨頭穀子！”的錚錚誓言。
生死相依魚水情
留守紅軍為何能在絕境之中突破重圍，殺出一條血路？
我們從陳毅手書《贛南遊擊詞》中找到了答案：“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正如他所言：“就是這種始終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證了我們得以生存，走向勝利。”
展櫃裡陳列著一隻破損的竹籃，看起來不起眼，卻有著特殊的意義。
1936年，陳毅帶領游擊隊在地下交通員週三娣家不遠的後山上搭棚隱蔽。那時，週三娣經常冒著生命危險，臂挎這隻竹籃為游擊隊送飯菜和其他物資，還用草藥為陳毅治好了歷久不愈的腿傷。陳毅見她每次提著竹籃過來，於是為她取名“周籃”，大家都親切稱她為“周籃嫂”。
在最困難的日子裡，廣大群眾為游擊隊籌糧籌款、當嚮導、送情報、救護安置傷病員，不少人加入紅軍隊伍。國民黨開始“移民並村”後，廣大群眾更是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把糧食和各種物資運上山……在群眾的支援下，游擊隊戰勝飢餓和嚴寒，渡過難關。
置身館內，我們行走在復原的周籃給游擊隊員送飯的那條小道上，凝望著竹籃，一位遊客不禁感慨：“這是軍民魚水情的最好見證。”
“紅軍愛百姓，百姓更擁軍。”講解員溫靜介紹，儘管生活極其艱苦，但各游擊隊始終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決不做損害群眾利益的事。1936年6月，油山地下黨員李紹仁得知項英喜歡吃豆腐乳，就常常送一點過來。送過兩次後，項英關切地問：“豆腐乳是從哪裡弄來的？花了多少錢？”李紹仁說是群眾送的不要錢。項英聽了，嚴肅地說：“這世界上哪有不要錢的東西？”堅持要求李紹仁給群眾付錢。只要敵情緩和，項英就帶領游擊隊下山幫助群眾耕種、收割莊稼。
“人民群眾是紅軍最大的靠山。”正是時刻秉持關心群眾、愛護群眾，與群眾同甘苦的作風，使得游擊隊恢復了元氣，逐漸發展壯大。
星火匯聚共救亡
展櫃中，一張呈現《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文稿的老照片已經泛黃，內容至今讀來令人熱血沸騰。
“七七事變”爆發後，抗日烽火燃遍全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的主張。被國民黨長期封鎖的南方各游擊隊克服重重困難，先後透過各種渠道獲悉中共中央新的方針政策，隨即與國民黨當局開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艱難談判與鬥爭。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共同抗日後，南方游擊區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展館內，記者被一幅大餘人民歡送游擊隊開赴抗日前線的油畫所吸引。講解員介紹：“1938年2月，贛粵邊和贛南各縣游擊隊在大餘縣池江集中改編為新四軍第1支隊，陳毅任支隊長。”
油畫中，陳毅率領第1支隊全體指戰員告別父老鄉親，告別曾經浴血奮戰的紅色土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分佈在南方8省的遊擊健兒，紛紛走出深山，長途跋涉奔向集中地點。1938年2月27日，新四軍第2支隊2000餘人，在福建省龍巖縣白土鎮舉行抗日誓師大會，並發表《全體指戰員為出發抗敵告別父老書》莊重宣佈，為著祖國的河山，為著自己的生存，為著子孫的前途，“讓我們向前線上邁進，讓我們和全國的抗戰力量結成一條不可掙斷的鎖鏈，衝！衝！向前衝！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隨後開赴皖南地區。
“散是滿天星，聚是一團火。”開館後，大餘縣人武部專程組織官兵、文職人員和職工到館參觀。人武部政委林志為告訴大家，號令一出，留守紅軍聞令而動，迅速結集，這就是聽黨指揮的最好詮釋。
走上抗日戰場，新四軍這支勁旅縱橫華中敵後，為打敗日本侵略者立下不朽功勳。
87年薪火相傳。如今，該紀念館利用革命文物打造紅色旅遊研學基地，建設有紅色文化街、梅嶺三章幹部學院、紅色故事園、紅色文化表演區等相關設施。“隨著紀念館開館，越來越多人前來了解這段歷史，共同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館長趙如對記者說。
來源：中國國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