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左）、李漢俊（右）
參加中共“一大”十二位代表中，李達、李漢俊二人為上海早期黨組織成員。他倆在“一大”召開過程中發揮了會議組織、場地提供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李”雖因種種原因曾脫黨，但並沒有背叛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李達是中共建立時期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也是極其重要的組織者，後來被迫害致死。1927年，李漢俊為保護共產黨員被軍閥胡宗鐸殺害。然而，在展示“一大”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會址紀念館，參觀者卻長期見不到“二李”照片，名字也鮮有提及。
前30年“二李”缺席
1952年初，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當時分第一、二、三館，第一館為“一大”會址，後命名為“一大會址紀念館”）籌備處成立後，如何選擇、展陳與表述參會代表成為重大問題。經籌備處數會討論，制訂以全景油畫形式展現“一大”開會場景的方案。1952年11月，籌委會將畫好的油畫送中央審閱。中宣部很快明確批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有六個在後來叛黨或脫黨；出席大會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後來成了託派；尼可洛夫後來如何，現在也不知道。因此……我們以為，只畫毛主席及董必武同志等五人在大會期間的談話情形，是比較適當的辦法”。同時附上王朝聞（著名雕塑家）在藝術方面的指導意見，“我很同意不全面記錄大會的場面，改畫毛主席和董老等五同志談話的場面”。
故此，整個50年代，一大會址紀念館對一大代表的經典表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1日在這裡召開，由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選了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等十二個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57個黨員，當時第三國際派代表參加了大會”。
1957年和1960年，紀念館兩次向上級集中反映“二李”等參會人員的缺席，給展覽解說工作帶來的困擾。例如有觀眾問解說員：“為什麼不把十二個代表的照片一齊掛出來？”對這類問題，講解人員只能解釋：“這十二個代表也不是每個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參觀者追問“現在還有別的人在嗎？”，就答“還有李達同志，現在武漢大學任校長，有的代表早已病亡，有的後來政治上有變化”，或乾脆答“不清楚”。另一個經常問到的是會址房屋的來歷。“一大”會址是李漢俊和胞兄李書城的寓所。因外辦指示“不必再對李漢俊的情況作答覆”，以致講解員只能含糊其詞；外賓追問，則改答“當時是居民的住宅，是借來開會的”。這樣解釋表面上應對過去了，其實與史實不符。延展至整個六七十年代，李達、李漢俊的形象始終無緣與觀眾見面。
1952年1月，劉少奇（左）來湖南大學視察，與李達校長親切握手
還原歷史，“二李”出席
1980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文化宣傳部門部署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的修改工作時明確指示，“根據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精神，吸收了目前史學界對黨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學習了中央‘少宣傳個人’的檔案……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指導陳列，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實事求是地反映建黨過程與黨的歷史作用”。
同年5月，一大會址紀念館把收集到的觀眾意見向上級領導機關做了一次集中彙報，其中代表的選擇是意見焦點。例如上海住宅總公司第一期黨訓班學員表示，“首次來館深受教育，但感到黨史要把當時參加的人員照片一同掛出來，更能體現黨的實事求是”。河南新鄭縣農業局朱子春認為，“應從尊重歷史本來面目出發，參加‘一大’的代表都應掛張照片，因為它是事實，你不掛，不等於沒有此人”。署名“一個青年團員”的觀眾建議，“本館的領導同志應解放思想，恢復歷史真相”。
1980年下半年，黨中央就李達同志的問題作出決定：“對強加給李達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為李達同志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同時，黨史學界對李達研究的成果不斷湧現，對李達在中共建立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過程中的卓越貢獻取得共識。中國革命博物館首先陳列了李達照片。一大會址紀念館成立時，重大問題的口徑和標準一直參照“中革”做法，因此在1981年建黨60週年修改陳列內容時，也增放了李達的照片，中外觀眾反響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展陳順序排於第7位，即排在毛澤東等6位代表之後，未能如實反映上海早期黨組織在建黨過程中的作用。
送交中央審閱的“一大”全景油畫
同時，一大會址紀念館為爭取展出李漢俊照片做了大量工作。早在60年代，就曾派人到武漢瞭解李漢俊的情況。後又向中央檔案館詢查李漢俊在一大後與黨的關係，以及在武漢犧牲時的具體情形等問題。一大會址紀念館內部亦曾屢次討論增放李漢俊的照片，並數次向中國革命博物館提出此問題。所得到的回覆是：因對李漢俊沒有研究，所以未放，並不是肯定不能放，並且各地紀念館應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因地制宜，放不放李漢俊照片，一大會址紀念館可以自己研究。有了“中革”的這個答覆，隨著黨史學界對李漢俊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他入黨、建黨、脫黨、犧牲等重大問題漸漸水落石出，在一大會址紀念館展示李漢俊照片的時機越來越成熟。1983年和1984年，紀念館兩次向上級領導機關發出增放李漢俊照片的請求。
據一大會址紀念館與武漢方合撰的李漢俊傳記，李漢俊是早期建黨成員，對黨的創立有過貢獻。他雖於1924年脫黨，但在武漢仍為黨的統一戰線做過有益的工作，支援董必武同志，掩護地下黨員，最終遭軍閥以“附共”罪名殺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為其家屬頒發“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故李漢俊是革命烈士。1969年在黨的“九大”回顧建黨歷史時，毛澤東說：“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是犧牲了。”在董必武、茅盾等人的回憶文獻中，也有對李漢俊的懷念與追思。一大會址紀念館的申請報告還認為：“一大”會址是李漢俊和其兄李書城之家，向參觀者如實說明這一點，卻不放屋主的照片，“也是有欠缺的”。報告中特別提到，1981年，湖北省博物館在慶祝建黨60週年的陳列中，展示了李漢俊照片。湖北省博物館介紹，該館根據三中全會精神修改陳列，增放李漢俊照片，徵求熟悉李漢俊的老同志夏之栩（時任中顧委委員）意見，她表示同意，省委審查也未反對。綜合上述理由，一大會址紀念館認為，“我館為‘一大’會址，當年借李漢俊的寓所供黨開會，增放李漢俊的照片是必要的”。
中共“一大”會址原是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所
時隔半年後的1985年6月21和24日，紀念館兩次主持召開了觀眾代表和黨史、美術設計工作者座談會，會議中專門談到了“一大”代表照片的陳列問題。座談中，增加李漢俊的照片意見比較一致。參會者普遍認為：建黨初期，李漢俊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起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以後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解放後黨和人民政府為其家庭頒發了烈屬證，因此對李漢俊應該基本肯定。
有了兄弟場館的先期陳列，以及學術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一大會址紀念館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送呈報告。1985年12月，中宣部覆函上海市委宣傳部，“同意對出席‘一大’人員照片採取‘全部展出，尺寸和佈置地位、方式有所不同’的做法”。上級領導的指示掃清了增放李漢俊照片的最後障礙。
在1986年慶祝建黨65年的展覽中，包括李達、李漢俊十三位中方參會者照片得以全部展出，儘管兩名共產國際代表照片還未予陳列，“二李”照片和文字排序還是在第七、八位。
肯定“二李”建黨功績，首席展示
時代浪潮滾滾向前。
經上領導機關批准，1999年，一大會址紀念館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歷史文物陳列”中，將李達、李漢俊首位展出和表述；15名參會者根據個人的歷史情況分為兩排，第一排依次為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第二排依次為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兩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2016年，在一大會址紀念館推出的新版陳列《偉大開端——中國共產黨建立歷史陳列》中，李達和李漢俊二人仍是首位展示和說明，這說明17年前的修改經受住了檢驗，得到了認可。引人注目的是，15名參會者不再分排展出，而是各有獨立位置，頭像規格也完全一致，排序則依據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間和作用大小，李達、李漢俊依然排在前兩位。
2021年3月首都博物館建黨100週年特展中的一大部分
2021年3月9日，筆者在首都博物館參觀了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協辦的《偉大征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特展》。對“一大”參會者的文字表述為：“出席黨的一大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文字上方則是中方參會者們的單人頭像。
縱觀“一大”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在一大會址紀念館展陳的過程，證明展覽是一種歷史再現的方式。只有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才能真正起到引導和教育的作用。
（作者繫上海市檔案館工作人員）
——摘選自《世紀》雜誌2021年04期
作者：張磊
編輯：周怡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