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全社會按照親親尊尊的原則，實行世卿世祿制度，政治權力是世襲的，這就叫“大人世及以為禮”。在漢代，主要以察舉制度選拔官吏，之後就是九品中正制。統治階級在實行這些制度時，並非否定選賢舉能，但政治權力卻主要在貴族階層中分配，人所熟知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是這一情況的具體表現。到了隋煬帝大業二年，科舉制度開始建立。科舉制度的精髓是，面向全體平民選拔官吏，考試面前人人平等。
科舉制度歷隋唐宋元明清諸朝，止於清末的1905年，經歷了1300年。科舉制度的長期推行，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給中國傳統社會帶來重大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就是科舉制度的施行，使得精英的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平民出身計程車大夫階層迅速興起，替代了世家大族，成為維繫社會運轉的主幹力量，在政治執行中發揮專業才幹，在社會建構中承擔引領地位，在文化傳承中接續文脈。
透過科舉制度，選拔了大批優秀人才，逐漸形成精英治國傳統。據統計，在1300年間，由科舉而選拔的進士就有近10萬人。到了明清兩朝，在500多年間，共選拔（文）進士51435人，平均每科（每三年一科）250多人，科舉走向極盛。
在傳統社會中，哪怕統治階級想得再好，某種制度執行日久就會逐漸失靈和變壞，古人“有治人無治法”的說法，其意正在於此。比如，朱元璋曾設計了一整套自認為極為完善的統治制度。在地方，各省三司並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三司官員各司其職，平時相互監督，有事相互配合，其意甚美。但事實是，後來的官員們既不相互配合，也不相互監督，而是各貪各的。於是吏治敗壞、民不堪命、動亂紛起。但是，在統治階級肌體走向腐敗之時，那些出身貧寒、懂得民間疾苦的新科進士們就像汩汩清泉，向這個腐敗的肌體源源不斷地注入新鮮血液，為統治階級輸送著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延續著統治集團的政治生命。
在科舉制度實行之前，貴族長期把持和瓜分著選官任官等政治權力，深刻影響著政局和社會風尚。總的來說，整個社會是貴族社會。貴族並非一無是處，比如，東漢時期形成計程車族，都是飽讀詩書的書香門第。在漢代獨尊儒術的大力推動下，熟讀經書的讀書人入朝做官，又和本宗族緊密結合為一體，成為當時的士族階層。這些士族把持政治權力，左右輿論方向，在經濟上也十分強大，是當地的名門大族。因此，士族就是伴隨獨尊儒術而產生的新貴族。士族為了不墜家聲，長期保持貴族地位，就要維持良好族風、團結凝聚族人，並不斷培養出讀書做官的後代。從東漢以後出現的誡子書和家誡、家訓等，都反映了士族對宗族成員的約束和要求。但是，士族長期把持政治權力，既不利於社會公平，也不利於選賢任能，更不利於最高統治者擴大統治基礎。因此，科舉制度應運而生，勢在必行。
科舉制度實行以後，對貴族階層的衝擊是多方面的。首先，平民階層特別是寒門子弟透過科舉為官，登上政治舞臺，產生政治影響，國家的政治權力被更多的社會階層所佔有。其次，隨著科舉對社會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從中晚唐開始，人們的婚姻觀念從擇門第、重閥閱向重科名轉變，富貴之家爭相以科舉及第者為婿，這便壯大了寒族的勢力，此消彼長地動搖著士族的根基。再次，透過科舉為官計程車族精英必然離開故土，其家庭也要向京都地區和其他城市遷徙，並與故鄉的宗族關係日見疏遠，士族的沒落就成了必然。
宗族組織最重要的標誌是祠堂和族譜。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唐以前，平民只能“祭於寢”，也即在自己住的房子裡祭祀自己的祖先，只有官員在經政府批准後可以設立祭祀祖先的家廟。平民也沒有族譜，唐以前的族譜是由政府主修並面向貴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區別門第、選拔官吏。從宋代開始，平民階層開始以宗族為單位建立祠堂，並以“尊祖、敬宗、收族”為目的編修各自的族譜。其間，北宋的歐陽修和南宋的朱熹等人為宗族制定了各種規制，對宗族的發展影響較大。比如，歐陽修創立的五世族譜體例為後世所遵循，直到今天，還有以是否出五服來區別親疏的習慣。朱熹提出，30年不修譜，是謂不孝，所以後世族譜30年一修成為慣例。伴隨著族譜、祠堂的興盛，宗族內部的管理制度也逐漸形成、完善，族長不僅具有管理宗族的族權，而且為政府所支援。另外，族訓、族田、義學等也陸續發展起來。到了明清時期，宗族組織發展到了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