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瓦格納生命中的關鍵七天
作者：烏爾裡希·德呂納
“瓦格納的自傳為什麼如此成功且影響廣泛？它具有非凡的文學素養！整篇關於革命的報告讀起來就像一部激動人心的小說——但千萬不要在判斷時被誤導。”本文摘自《瓦格納傳》。
1849年5月3日至9日的德累斯頓起義，最深刻、最猛烈地體現了理查德·瓦格納充滿各種事件、歷經高峰低谷、體驗“奇蹟”與災難的一生。這次革命也特別是瓦格納接受史上的一塊絆腳石，因為每個記錄者都必須或至少儘可能地做出個人判斷：作為革命者的瓦格納是一個“罪犯”，一個“活該”被通緝的逃亡者，抑或他——至少就其意圖而言——是“有理”的？如果德累斯頓革命獲勝（若是沒有普魯士軍隊的干預，這本是可能的），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勝利的革命總是正確的——但是德累斯頓人失敗了。那麼因此它便是非法的嗎？它“非法”只是因為，法律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只是強權暴力，而不是法律，更不是人權，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決定了瓦格納是否應當被視為“喪失了名譽”。
直到1968年之前，德國從根本上說都是一個專制國家，因此合法性經常被視為屬於國家權力的一方，而瓦格納當然就屬於錯誤的一方。失敗之後他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在1849年夏天的第一封信中就向後退縮，轉而開始構建他的私人神話的另一部分，根據這一神話，他對革命的參與度處於可以原諒的範圍內。典型的是《我的生平》中對事實的處理，熟練的春秋筆法尤為突出。瓦格納在記憶中混淆了很多事情，並按錯誤的時間順序描述了5月8日和9日的事件，這或許可以歸咎於二十年後回顧時的記憶空白；他將過程英雄化和浪漫化了，這對於一部自傳來說並不罕見。但是，他也隱瞞了有關他自己的暴力傾向的重要細節。
德累斯頓革命與現代革命有一些共同之處，它們在國際法上不再根據勝利者的原則，而是從人權的角度來判斷。在薩克森國王解散了僅上任幾個月的議會而違反了憲法之後，他下令自己的和境外的（普魯士的）軍隊開槍射擊那些敢於懷疑他的神授君權併發起叛亂的臣民。一個因自己的公民與其想法不同便朝他們開槍的國家元首，在今天會被剝奪其合法性。因此很顯然，德累斯頓革命在原則上是合法的。即便1849年革命徹底失敗了，也可以說瓦格納的參與在根本上是合法的。他反對在當時就已經過時了的封建王國和腐敗的官員制度，在1849年5月9日以後，官員與完全失控的軍隊一起實施了可怕的鎮壓。當時發生的事情就像所有可能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血腥事件一樣。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拒絕一百多年來的習慣，即又要接受當時國家的合法性，又要拯救革命者瓦格納，而若不歪曲事實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1843年，《漂泊的荷蘭人》在德累斯頓歌劇院首演的成功，讓瓦格納的聲名得到了確立
對瓦格納而言，失敗的革命這一生活片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災難，它是無可避免的。他處於完全被封殺的境地，德累斯頓劇院監督既不願也不能上演他一年前就已完成的傑作《羅恩格林》。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瓦格納已經放棄了追隨統治者。監督馮·呂蒂肖必須阻止瓦格納，這是他的職責。瓦格納必須投降，或者打破封鎖。在所有談判嘗試均告失敗之後，就只剩下革命了。
1849年2月24日，自1848年3月上任的、由自由派政治家領導的政府辭職。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國王任命了弗里德里希·費迪南德·馮·博伊斯特男爵，一個忠於國王的反動派，他立即站到了所有自由派的對立面。3月23日，國民議會在法蘭克福通過了《德意志帝國憲法》；3月28日，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獲得了德意志帝國的皇冠，但他在4月3日拒絕了，因為它不是神授予的，而是民主選出的代表給他的。《德意志帝國憲法》為28個邦國所接受，只有普魯士政府和衛星邦國漢諾威與薩克森的政府拒絕了它。薩克森的國民議會則在4月12日和14日投出了贊成票。在秘密勾結之下，普魯士國王和薩克森國王分別於4月27日和4月30日解散了他們的國民議會；在德累斯頓，所有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內閣大臣都被解僱了。薩克森的各個地方和民眾的各個階層都對國王提出了上訴，不願反對選出的民眾代表。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堅決反對，他充分了解自己正面臨著起義的危險（正如柏林已經發生的）。他的大臣們似乎樂見其成，好以軍事力量破壞民眾的意志，在人民奮起暴力反抗之前。1849年5月2日，人們終於知道，薩克森政府已求助於柏林，好在爆發起義時請求普魯士出兵。
薩克森國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
1849年5月3日，謠言愈演愈烈，說普魯士將對薩克森的憲法爭端進行軍事幹預。德累斯頓王宮裡開進了步兵和炮兵，人民開始建造街壘。當人群接近軍械庫時，步兵開槍還擊；出現了第一批死者。由此，動亂才開始爆發。一個臨時的民眾代表機構形成了；在奇爾納和指揮官海因策的陪同下，一個代表團被派去面見國王，儘管國王受到很大震撼，但他還是確認了他舊有的決定，只要普魯士不承認《德意志帝國憲法》，他就不會接受它。
5月4日。國王和政府一早離開德累斯頓，逃往國王巖堡壘。國王逃走的訊息傳開後，德累斯頓的議員和安全委員會於下午兩點左右選出臨時政府。奇爾納、霍伊布納和托特先生當選。軍隊不時換邊站。“紙條被綁在士兵們看得見的角落，並且用大號字母寫著：你們和我們一起抵禦外國軍隊嗎？”傍晚，一部分國王政府人員返回德累斯頓。
法蘭克福制憲會議
5月5日成為主要戰鬥日。許多德累斯頓人逃跑了。在一份公開宣告中，政府釋出了國王的公告，國王在其中確認了自己的決定權，並敦促動亂製造者投降。未果，軍隊於下午兩點左右開始真正的戰鬥，實施了包圍老城的策略。暫時只有王宮需要積極防禦，起義者正集中力量進攻王宮。同時，第一支普魯士軍隊抵達德累斯頓新城。
5月6日。被普魯士干預的訊息激怒，起義者在凌晨四點左右就開始向軍隊發起猛烈進攻。大約七點鐘，老歌劇院和一部分的甕城陷入大火。戰鬥持續了一整天，在普魯士的支援下，軍方繼續包圍並取得重要進展。
5月7日。巴枯寧對市政廳決策的影響導致防禦努力殘酷化。更多普魯士軍隊抵達、參加戰鬥，在老城中越來越快地前進，房屋一座座被征服。傍晚，起義者逃離城市。
5月8日。軍隊已抵達聖十字教堂，但此後“由於雙方的疲勞而停火”。更多的普魯士援軍抵達德累斯頓。
薩克森國王讓自己的和普魯士的軍隊向他的人民開槍。瓦格納正在革命者隊伍中。
5月9日。由普魯士軍隊主導的大型街壘戰始於凌晨兩點。“這裡仍然有許多血在流淌。聽到這個訊息，反叛者逃跑了，以奇爾納、霍伊布納、巴枯寧為首。”早晨釋出了公開宣告：“自上午九點半起停火。整個老城都在軍隊的控制下。反叛者四散奔逃。”共建立了約120處街壘。1.2萬至2萬名志願者加入進來。事實上，這是一場內戰，而不僅僅是一場“起義”（或“動亂”，如人們淡化它時所說的）。如同在內戰中一樣，士兵在鎮壓之後犯下了難以想象的殘酷行為；國王的民政當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建立了相當完善的報告和公開制度，以便在系統性的鎮壓中“安撫”整個國家。
資料顯示，瓦格納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戰鬥。費迪南德·普雷格的記錄很有幫助：“瓦格納在1849年‘五月革命’期間更加活躍，儘管他後來付出了很多努力淡化了自己的活動。”馬克斯·馬利亞·馮·韋伯，《魔彈射手》作者的兒子，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曾看到瓦格納拿著一支步槍；瓦格納還建議，從屋頂上取鉛下來製作子彈。在《我的生平》所隱瞞的瓦格納的行動中，與奧古斯特·勒克爾的一次會面尤為重要：1849年5月初，他們倆一起在一個銅匠那裡訂購了手榴彈的金屬蓋。德累斯頓的檔案顯示，訂購是勒克爾做的，但瓦格納跟他一起去了。無論他參與的形式和程度如何，這在道德上都是有疑問的，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尚不能預見王室在憲法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各方都有保持和平的義務。如果瓦格納由於參加革命而在原則上被“無罪釋放”，那麼那些預示著過早的暴力行動可能性的行為就必須批判性地強調。
在騷亂爆發之前，瓦格納已經與其他民主主義者和革命者，如勒克爾和巴枯寧見面商議了。《我的生平》直到5月3日，革命的第一天，才提到這樣的一次會議：他“絕對只是作為旁聽者”參加了“祖國聯合會的一次理事會議”，而且僅僅是為了勒克爾的雜誌《人民報》。這是對事實的粗糙粉飾：所有故意的部分都被掩蓋了；因此，他彷彿僅僅是出於對勒克爾的友誼才會陷入某種可怕的境地。
巴枯寧
他從1849年4月30日解散內閣開始積極參與起義的籌備工作。勒克爾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國會議員的豁免權，不得不火速逃往布拉格，以避免再次被捕。瓦格納答應他，他不在時會照管《人民報》。他肯定事先就知道起義會爆發。起義有一份計劃，並且透露給了他，這可以用他1849年5月2日寫給布拉格的勒克爾的信來證明：“將爆發決定性的衝突，如果不是跟國王，也無論如何會跟普魯士軍隊打起來；只知道一種恐懼，即一場革命可能爆發得過早了。”這封信在勒克爾被捕時由薩克森當局找到，併成為後來通緝逃亡的樂隊長的主要罪證。既然瓦格納知道這次密謀，他肯定也積極參與其中——這是德累斯頓法庭的推論。但這封信並不說明瓦格納曾領導過起義，只是說明他事先肯定與領導者打過交道，並且瞭解很多。
當衝擊軍械庫的騷動爆發時，瓦格納正在城裡，他是從祖國聯合會的理事會議上出來的。他聽到了警報，急忙趕去歌手蒂查切克家，想為祖國聯合會徵用他的步槍。瓦格納跟著人群擁向老市場，施羅德—德弗林特正因為第一批平民的死亡向士兵怒吼。第二天早上，瓦格納又回了城。他再度去市政廳打探訊息。瓦格納讓人制作了五十釐米長、九釐米寬的紙條，上面用大號字母印刷著：“你們和我們一起抵禦外國軍隊嗎？”他確保這些海報張貼在老城和街壘上。這一行動受到廣泛關注，並在所有關於這場起義的史書中被提及（只是沒有提到瓦格納的名字）。下午，他繼續分發紙條，顯然這讓很多軍官都陷入思考；事實上，確實有很多士兵叛逃到市民警衛隊。毫無疑問，這是瓦格納的一樁勇敢而有效的行動。
5月5日下午，據說瓦格納曾申請向王宮和王子宮撒助燃劑並縱火，這當然為士兵所阻礙。他在《我的生平》中隱藏了這一尷尬的行動；此書裡在這一時間點描寫的是高貴的女士先生們在美好的春日天氣裡散步。實際上，那是第一批因混亂爆發而逃離城市的德累斯頓人。瓦格納則寫道，這是“娛樂的景象”，使他充滿“完全的舒適感”。當開姆尼茨的機械工人拉來四門大炮時，瓦格納正認真思考一部關於阿喀琉斯題材的戲劇。瓦格納說，當他回到家時，他那幾個布羅克豪斯家的外甥女正處於“最舒適的革命氛圍之中”。考慮到實際情況的戲劇性，這些表達簡直就是東拼西湊。
唐豪瑟劇本，這也是瓦格納在德累斯頓時期的成功之作
5月6日凌晨的戰鬥開始之後，瓦格納又回到城中，這次是去了九十六米高的聖十字教堂鐘塔，這座城市的最高點。他寫道，他“突然有個主意”想爬上去。但實際上，這似乎是市政廳指揮處的任務，因為市民警衛隊的副官馮·齊希林斯基要找一個“可靠”的人在那上面觀察。正如德累斯頓的檔案中記錄的那樣，是要觀察軍隊的動向並將之傳遞給市政廳的人。瓦格納寫了幾張紙條，裹了一塊石頭扔下去，被下面奔跑的人接住再送往指揮部。丁格稱之為“軍事偵察”。毫無疑問，瓦格納去鐘塔是正式接到的任務，因為勒克爾去那裡找了他。對於瓦格納的全面參與，約阿希姆·克勒稱其為總部和前線之間的聯絡人。這也適用於他第二天的主要活動，瓦格納在那天將後備部隊從郊區帶路到了城裡。
相反，在《我的生平》中只是對聖十字教堂鐘塔那一夜的描寫，完全是一出宏大的歌劇場景中詩意盎然的日出景象；這讓人想到這部自傳為什麼如此成功且影響廣泛：它具有非凡的文學素養！整篇關於革命的報告讀起來就像一部激動人心的小說——應該“享受”它，但千萬不要在判斷時被誤導。瓦格納作為作家被不可饒恕地輕視了，尤其是被瓦格納的崇拜者們。或許還因為可以對他的表述加以選擇，將它工具化，並將“不合適的”東西淡化。瓦格納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應當注意他寫的是什麼——儘管要進行必要的文字批評：“在令人驚恐的沉重的鐘塔鐘聲和普魯士的子彈不間斷命中鐘塔牆壁的撞擊聲的近旁，我度過了一生中最奇怪不過的夜晚……5月7日［應為6日］，星期天，是這一年最美好的日子裡的一天，我被一隻歌唱的夜鶯喚醒，它的鳴叫聲從不遠處我們守衛的花園那裡傳來，城市上空和從我所在的地方眺望德累斯頓廣闊的周圍一帶，都充溢著一種神聖的寂靜和清閒。只是在太陽昇起時降下來一片薄霧，透過霧靄我們突然聽見從塔蘭特大街那邊向我們清晰地傳來了《馬賽曲》的音樂。音樂越來越近，薄霧散了開來，鮮紅的朝陽照得鋥亮的武器閃閃發光，這是從城市開來的一支長長的隊伍。這持續的印象令人無法抗拒。”歐仁·斯克里布完全可以在1849年這同一年將這段文字直接毫無改動地用到邁耶貝爾的《先知》當中去！
與她的丈夫相反，明娜·瓦格納現在正用她自己的手段發動她自己的戰爭——為了爭取和平。當瓦格納為了他的偵察事務向她索要葡萄酒和菸草時，受到委託的守塔人帶著答覆回來說，樂隊長先生應該立即回家，否則他的妻子就要離家出走了。他回到家後，明娜把房門鑰匙藏了起來，因此瓦格納不得不在那晚剩下的時間待在家裡。他的外甥女們都在，一切都以一場快樂的革命盛典結束。但是第二天上午，瓦格納又回到城裡，將齊陶來的援軍帶領到街壘區。他碰到了勒克爾，後者從佩西色登過來，要點燃更多的火焰；這位朋友抱怨革命領導者缺乏強硬態度。瓦格納在市政廳獲悉，有計劃要撤離難以堅守的德累斯頓，撤退到厄爾士山。他厭惡地看到了屠殺的慘狀，趕緊回到家，請求明娜準備好去開姆尼茨的沃爾弗拉姆家（瓦格納的姐姐克拉拉家），然後又迅速回到城中。據說，面對一個槍殺了一名十八歲青年的普魯士士兵，他抓起一支步槍，跳上一輛馬車，為保衛者助威：兄弟們，難道你們要眼睜睜看著你們的妻子女兒在我們這場爭取自由和權利的神聖戰鬥中被害，而不願意向這卑鄙的謀殺復仇嗎？或許他還被子彈擦傷了；丁格如是說。
火中的德累斯頓劇院，1849年
鬥爭瀕臨失敗，普魯士人不可阻擋地向前推進。據說瓦格納對無法攜帶獵槍感到遺憾，但意識到手無寸鐵的人待在了錯誤的地方。如果他不是又矮又瘦，無法操作重武器的話，他會參加戰鬥嗎？無論如何，他回了家，由於敵人的不斷推進，他只能繞路走，然後弄到一輛去開姆尼茨的馬車。普魯士軍隊已經封鎖了這座城市，他只能走在秘密的夜路上，否則他就會像勒克爾一樣，一早就被捕了。
瓦格納與明娜約好前往開姆尼茨。他在那裡計劃再次返回德累斯頓，這嚇到了親戚們。他為一個願望而著迷，他要不錯過一絲一毫，要在那裡待到最後一槍。儘管得到許多支援，一切還是不可挽回了嗎？他是弄錯了，還是對普魯士軍隊的殘酷程度一無所知？只有穿過被打穿了的房屋，他才能不被注意地抵達市政廳，圍繞著這裡，人們已經為持續了好幾天的巷戰的最終階段做好了準備。
第二天早晨的大風暴到來之前相對平靜。瓦格納發現臨時執政霍伊布納、奇爾納和托特處於非常疲憊的狀態，他們七天來幾乎沒有合過眼。撤退的準備是在清晨進行的。瓦格納仍然期待著援軍的奇蹟，並答應從周圍地區拉來增援的力量。午夜時分，他幾乎未受干擾地抵達弗賴貝格。現在是5月9日，決定性的一天。普魯士人於凌晨兩點對街壘發起攻擊，三點開始，勝利向軍隊一方傾斜，起義者越來越被壓制。早上八點，聖十字教堂的鐘塔傳來三聲鐘響，宣佈放棄：有能力的人就自救吧。
瓦格納現在正趕往這座城市，他很快就遇到了臨時政府的漂亮馬車。他爬上車，在霍伊布納和巴枯寧的對面坐下，在他旁邊的是一個姓塞米希的教授，此人仔細地記下了發生的事情。他為了不錯過夢想中的革命勝利而第三次返回德累斯頓的行程就這樣中斷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要盡力發揮所有口才。但是結束了，起義已被殘酷地鎮壓。
人民之春的落幕
兩天之內第三次離開德累斯頓的這段旅行，是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跨度中的最後一次。瓦格納變得十分瘋狂——正如記述者弗里德里希·赫爾曼·塞米希所報道的，他完全失去了鎮定，遭受了如今所說的精神崩潰。就這樣，起義者的馬車載著瓦格納駛向虛無。
理查德·瓦格納在可怕的德累斯頓起義中度過了超現實的、夢遊般的一週。他還活著，仍然自由，要歸功於令人難以置信的生存幸運，以及讓他終生在最大的障礙之間輾轉的驚人活力和敏捷。對於瓦格納所做下的大事，這些極其危險的行為，人們能夠理解嗎？我們必須回到教育良好、情感細膩的胡戈·丁格1892年對這場革命特別重要和有價值的描述，格拉澤納普非常粗暴地處理了這些記錄。丁格是最後一個整理了尚不為人知的同時代目擊者口頭報告的人。特別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赫爾曼·塞米希的陳述。他於1839年5月在萊比錫學習神學和哲學，但最終一直到1844年都在研究歷史。他也寫東西，曾是萊比錫兄弟會的成員，並曾因與早期康米主義圈子的親近而於1843年被判入獄三個月。他參加了德累斯頓的“五月起義”，不得不像瓦格納一樣逃亡，他選擇了法國，在那裡當了很久的老師。自從丁格做過記錄以來，他的證詞從未被完整刊印過，但全文都是衡量瓦格納在那種混亂中失去鎮定到何種程度所必需要了解的：
“但是，理查德·瓦格納的閃光言論蓋過了我們周圍所有喧囂，蓋過了喊殺聲和武器的轟鳴。我從未見過如此激動的人。……這天早晨，作曲家的一切都獻給了政治革命。他大喊“戰爭”，不斷重複“戰爭”，這是他嘴邊和腦海中出現的唯一一個詞，這是一場言語的風暴，讓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但是，瓦格納留給我的印象，我對那個時刻的回憶，周圍是全副武裝的人群，《尼伯龍人的指環》的偉大作曲家對我來說就像黎恩濟，就像那位護民官……這種發作可能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我被坐在我旁邊的——我應當說：沃坦或西格弗裡德的——言語風暴震驚了，我無法對他說出一個字。這一時刻是那些可怕的殘酷日子裡最讓我難忘的回憶之一。”
“這種發作可能持續了半個多小時……”這份報告可信嗎？大概是的，因為裝腔作勢的人可能會更多地講述崇高和受寵若驚，而較少出現尷尬，更不用說荒謬的和不可理解的、近乎病態的表現了。一名醫生大概會立即認真對待這份證詞，並說這是精神崩潰，鑑於以下事實：瓦格納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內就失去了在日後多年間談論這場革命細節的能力。但是，同一天緊接著發生的震驚經歷也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丁格引用了另一個訊息來源，指出瓦格納完全是具象化地“狂亂”了。瓦格納的反應有些惡魔般的特質，某種梅菲斯托般的東西，這在將來會更加猛烈地出現。
作者: 【德】烏爾裡希·德呂納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譯者：王蕾
出版年: 2021-8
頁數: 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