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燦 朱 帆
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器中，不僅有1米高的長發豐乳女媧造像、眼球突出的縱目人頭像，還有高約70釐米的鳥頭人造像、人首魚身造像、玉虎撲人造像、牛蛇纏鬥造像，以及2米長，水浸痕跡斑駁的龍蛇頭玉石權杖、人騎馬打仗、玉人拉弓射鳥造像。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古蜀文化特大立人拼接玉板浮雕，帶著滿身的秘密和歷史深處的滄桑，突兀於我們這個世界。
拼接玉板立人像由17塊玉板組成，高7.2米、最寬處1.7米。該立人雙手舉一大玉璧於頭頂，雙腳踏在一塊長條形板上，其下為一昂首翹尾的神獸。左右兩側是兩條頭向上方，彎曲翹尾，張口露牙的長龍。其身上浮雕內容為“暴發洪水”和“戰勝洪水”兩部分。 “暴發洪水”部分，用深細陰刻線表現下暴雨、粗陰刻線表現洪水暴漲、衝倒樹木房屋和淹死人等場面。“戰勝洪水”部分有表現太陽出現、樹木和房子重新立起等圖案。拼接玉板立人像腳穿尖頭高腰靴子，其上各鐫刻6個動物，可以組成配屬完整的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十二生肖。玉板浮雕體積巨大，造型奇特，工藝精湛，浮雕人物104個，承載極其豐富的古蜀文化資訊。
一、拼接玉板立人像光華熠熠，體勢巍峨,蘊意奇詭，氣韻磅礴
拼接玉板立人像高7.2米、最寬處1.7米。他或許是一代古蜀王的雕像,或者是古蜀時代某個神明的象徵。這個古蜀時代的“大個子”，渾身都是秘密。從體量上看，拼接玉板立人像與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高2.7米的青銅大立人相比，可以說是“大巫”見“小巫”。就全世界範圍來看，特大立人拼接玉板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玉質人物雕像。拼接玉板立人像，光華熠熠、體勢巍峨,蘊意奇詭、氣韻磅礴。立人雙手舉起璧於頭頂，整體形象典重莊嚴，似乎表現的是一個具有通天稟賦、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顯示其是一位集神、巫、王三者身份於一體的最具權威性的人物。當深埋在古蜀國土地下的拼接玉板立人像，從上古時期的沉睡中甦醒，以前的一切玉石立人都沉默了，年代久遠不及，形體最大不及。那幾近神秘的手勢，那王冠、那服飾、那氣度，那古蜀國一代君王直立神獸之上的肅穆，把目光送遠，直抵天際。
圖（1）大立人拼接玉版浮雕（拓片），由17塊玉板組成，高7.2米、最寬處1.7米。
拼接玉板立人像的臉型、“眼”及眼中橫稜、口、下頜輪廓、顳弓等，體現出的整體的立體感、威嚴感。他雙手高舉頭頂的圓形玉璧，可能是寓意太陽的形象。古蜀先民深知太陽能給人帶來光明、溫暖,促進萬物生長，還能明辨善惡,洞察人間。所以，在古蜀時代太陽就被奉為豐產之神、保護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在中原古史傳說中,天帝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曾以太陽為名,奉太陽為神。古蜀人也可能是受了這種傳說的影響,崇拜太陽,將古蜀王塑造為太陽神的形象。他雙手高舉頭頂的圓形玉璧像徵太陽，透過舉行隆重的儀式溝通天人，並以獻祭方式博得神靈的愉悅，籲請神靈降臨，祖先庇護芸芸眾生。
拼接玉板立人像浮雕104個人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姿勢。一是跪坐像。身著對襟長袖服，窄袖長至腕部，無衣領，兩襟相交露出頸部在前面成V字形，腰間繫帶兩週，衣襟長至大腿中部。二是雙手握鋤物狀者。身穿對襟衣服，窄袖長過雙肘，腰間繫帶兩週，衣服素面無紋飾。
據學者研究，這種所著褲式與後世所稱犢鼻褲應為一類，而後者在漢代為僕役的穿著，由此可知這一造型的身份較低。人物造像的主要姿體語言有：正跪雙手舉璋、側跪兩手舉璋、跪姿雙手上舉璋面對尊。跪坐而兩臂平抬，雙手於胸前上下相疊，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站立而左手屈臂置於胸側、右手上舉齊右頰。站立而兩臂平伸於前，雙手呈執物狀、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站立而兩臂向前平伸、雙手相握，手型多為環握中空，或環握而翹小指，個別握有器物等。
這些人物造像誇張，五官比例標準，眼尾上揚，且突出雙目外鼓之勢，眼眶中部加飾橫向稜線，強調眼輪匝肌與口輪匝肌並拉長口裂，刻畫出森然冷峻的面孔。
人物造像既有斜襟衣，也有對襟衣。既有華麗的長衣，也有簡單的短衣。這些不同形制、花紋的服飾，不僅展示了古蜀人豐富多樣的服裝樣式，而且體現了不同階層在服飾上的差異。古蜀國王者為巫，巫與神通，下民視巫猶神，王與巫、人與神，在人像體態，不同體姿和手勢的搭配中，顯示出嚴格的等級區分。這些體態圖式，顯然表明古蜀國的禮制、儀式，已經形成的規範模式。
二、拼接玉板立人像從上至下，從胸至腿，鐫刻四幅圖案
拼接玉板立人像從上至下，從胸至腿，鐫刻四幅圖案。第一幅圖案為，一個神壇立於正中，左右各4個，一共8雙手舉璋的跪人面朝神壇祭拜。其中神壇從下至上共分為四層。
圖（2）大立人拼接玉版浮雕，由17塊玉板組成，高7.2米、最寬處1.7米。
第一層為站姿神獸。神壇神獸究為何物，難以遽斷。神獸的造型特徵是大頭獨角、吻部寬扁、蹄足、象鼻、獸耳，並有長尾及上揚的翅翼。神獸頭似鹿、粗頸雙角、蹄足長尾，腰身細長，後臀肥碩，與廣漢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獸形象與之大體相仿。《海內西經》四次提到“開明獸”,守護著“崑崙之墟”大門。開明獸,或許與最後一代古蜀國“開明王朝”有關,是神話中古蜀國的歷史記憶。《禹貢》、《山海經》及《華陽國志》等記載，古代蜀地有犀、象、熊、狐、犛牛、鹿等動物，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獸面、神壇神獸的造型，都應是綜合這些現實中多種動物體貌特徵的複合型造像。神獸的造型，具有很強的動感，彷彿正在用盡全身力氣支撐上面的神壇。有人一說，這種神獸叫角端，是上古時的神獸。
兩漢時期的成都人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就寫到：“神獸有麒麟和角端”。據說角端日行萬里，通曉四夷的語言。研究者認為，大立人雙手舉過頭頂的圓形玉璧為太陽圖符，與神獸動勢動勢相應，反映了天體旋轉執行這一自然規律，正所謂“天道左旋，日月右行”（《白虎通·三正》）。神獸旋轉的平面模式所反映出的動態，表現了太陽由東向西旋轉，東南西北位置轉換，春夏秋冬四季輪迴。
第二層為四個操蛇力士像。他們的面部，跟出土的縱目面具一樣，威嚴肅穆。剽悍的身體上，套著一件緊身的對襟衣；衣服背後，畫著數輪散發光芒的太陽。站人戴著帽子，繫著腰帶，手中操蛇。它們的帽沿上，還有左右兩張臉，雙腿的外側都有對稱的眼形圖案。
三層為四座山峰。四座山峰相連，峰頂上有一輪太陽。四座山峰圍成了一個封閉的“盆地”。這就讓我們想起了四川盆地的形狀，周邊有秦嶺、岷山、大巴山，四川盆地由此形成。
圖(3)中為高3米多的神壇，左右為大立人。
古蜀先民所祭之山是岷山。岷山北起甘肅東南岷縣南部，南止四川盆地西部峨眉山，南北逶迤700多公里。主峰雪寶頂海拔5,588米。《史記·河渠書》說:“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史記·封禪書》記載:“自華以西名山曰瀆山。瀆山者，汶山也汶與岷通。”《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古蜀謠雲，汶阜之山，江出其腹。”《水經注》說:“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即隴山之南首也，故稱隴蜀。”
傳說中的幾代蜀王都有與古岷山有關。同時，高山近天宇，被古蜀人視作可以直通天界的天梯。所以，岷山在古蜀人心中擁有祖庭及天梯之崇高地位。神壇中層為四巫頭頂山形座的影象，表達的正是祭山通天的儀式，“山形座築於巫人頭頂，正是對古蜀人崇山之情的寫意與通天之山的強化。
第四層彷彿是一個方形的匣子。匣子鏤空雕刻著五個古蜀人，他們可能是古蜀國的巫師，盤著圓頭，穿著長裙，雙手呈環狀，手中的抓活體之蛇。神壇的用途，也異常撲朔迷離，一說它代表天帝的宮殿；一說它反映著古蜀人天、地、人三界觀念。拼接玉板立人像從胸至腿第二幅層圖案為，一個玉琮之上立一玉璧，左右各一個雙手舉璋的跪人，面朝神物祭拜。
玉琮外圓內方，始見於良渚文化。商周時期，由於“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的形成，玉琮成為祭地的禮器，同時也是古代諸候聘問相見時使用之物。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眾多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玉琮，顯示了金沙遺址統治者對玉琮這種特種禮儀器物的重視和喜愛。
金沙遺址出土的十節青玉琮，通高22.26釐米，重1358克，採用質地溼潤的青玉精心雕制而成。其整體造型外方內圓，上大下小，中間為貫穿的穿孔，外觀呈長方柱形，上下兩端為凸面，又有9條細小的橫槽將器身分為10節，從而使這件玉琮整個器表形成80個凸面，並刻以紋飾，若以四角為中軸線看，共組成40個神面紋。關於青玉長琮上面的神人紋，有學者認為應是一種冠形符號，冠的兩側有飛揚的羽飾，其寓意可能就是古書所說“皇”的象形。可見這些符號表達的是一種很高的權力象徵，進而可知刻有這種影象紋飾的玉琮應是統治階層的使用品。
圖（4）高近2米的筒形器，中為玉璧，整器鐫刻300多個古蜀文字。
關於十節青玉琮的功能和用途，按照《周禮.春宮.大宗伯》中,“以主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說法，是專門用作祭地的禮器。
玉琮外方內圓的形制特徵,含有“天圓地方”的觀念，而且把地和天貫穿起來.所以,玉琮也就成了天地貫穿的象徵，作為人神相通的法器用於祭祀活動。古蜀人的祭祀禮儀主要有祭天、祭山、祭祖、祭日等。
拼接玉板立人像從胸至腿第三幅圖案為，一個尊立於中間，左右各7個，一共14個雙手舉璋的跪人面朝尊祭拜。
據文物佐證，古蜀先民有信奉 “太陽崇拜”的習俗，一直延及東周。《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末代蜀王族的號為“開明”。《楚辭·天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耀靈安藏？”王逸注：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可知“開明”詞義“與太陽昇起密切相關”的立人像等，則正是上古時期至西周早期之間，古蜀太陽崇拜的實物例證。作為宗教觀念的物化形式，它們與廣漢三星堆出土的同類器物前後銜接，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古蜀先民的文化精神面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廣漢三星堆一號坑的龍虎尊、二號坑的喇叭口高圈足尊，出土時分別盛有海貝、玉環、玉管等，反映了以尊等青銅容器或陶器盛裝祭品，向神天奉獻的祭祀方式。 《山海經·中山經》記載，古人祭山神要用“雄雞瘞”、“吉玉”及少牢等，而三星堆遺址大量手握執禮器祭祀，手握執祭品或頭頂禮器尊，向神靈奉獻的銅人像，則為古蜀先民祭山用何器提供了實物例證。可見跪坐人像用手執璋，面向尊的方式，主要應用於神山之祭與太陽之祭。用玉璋“祭山”圖，同樣是表現古蜀人祭山儀式的又一例子。而廣漢三星堆與成都金沙遺址大量玉璋的出土，則說明古蜀人對祭山儀式的重視。
拼接玉板立人像從胸至腿第四幅圖案為“暴發洪水”、“戰勝洪水”浮雕。
拼接玉板立人像的左右兩側是兩條頭向上方，彎曲翹尾，張口露牙的長龍，身上浮雕內容的 “暴發洪水”部分，系用深細陰刻線表現下暴雨、粗陰刻線表現洪水暴漲、衝倒樹木房屋和淹死人等場面。
圖（5）直徑近2米的拼接玉璧。
龍，是古人綜合多種動物形體特徵構成的複合型神物。古蜀文化龍影象見於考古發現的一號大型銅神樹、銅神殿頂部、銅龍柱形器及大型銅立人像。龍被古人視作“鱗蟲之長”，它能“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陰陽”（《莊子·天運》）。能登天，能潛淵，“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說文》）。其上天入地、變化莫測的功能為古人所崇仰。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神龍造型獨具地方特色，如一棵大型玉石神樹下，有長鬍須的酷似山羊的龍，都是古蜀人眼中通靈、通神的神物。
“戰勝洪水” 圖案，表現古蜀先民揮鋤挖土，挑擔運物，圍桌四坐，更大面積圖案表現太陽昇空、樹木和房子重新立起來。有人分析，該圖可能是大禹治水故事的描寫。
《尚書·堯典》裡是這樣描寫大禹治水的：“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詩經•商頌•長髮》中寫道：“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尚書·禹貢》中說：“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及《尚書·禹貢序》的記載：“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說：“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 望帝不能治。”大致是說，帝堯時期洪水滔天，群臣舉薦鯀去治水，鯀用的湮塞的方法，結果九年都沒有成功。之後的帝舜將鯀流放到羽山，並任用鯀的兒子禹。禹和契、后稷、皋陶、伯益等一起，用了十三年曆經全國，據說“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全面平定了水患。大禹因為治水有功，聲名大噪，之後取代帝舜，並建立了夏王朝。
《易經》記載：“（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韓非子》載：“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這說明，炎黃二帝與堯舜禹時期，耒耜就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普遍被先民所使用。現代繪畫中大禹治水手中的叉子叫做“耒耜”，是兩種相似的工具。耒是一根尖木頭棍子搭配一段短木橫樑而。耜就是經過改進的耒，一個尖頭變成兩個尖頭，再將尖頭改成扁頭，耒與耜形制與作用如出一轍，因此後來逐漸被合稱。也就是大禹手中拿的工具。拼接玉板立人像上古蜀先民戰勝洪水，重建家園的工具圖案，與耒耜不同，更像現代農具鋤、耘、耙等。
三、古蜀盆地 “江水為患”之載史不絕書
據資料記載，公元前21世紀—19世紀，發生一場世界性大洪水，世界各國、民族關於洪水神話的文字記錄，可能是各自在本區域中受到洪水災害的投影。
2002年，保利藝術博物館青銅器“遂公盨”，是西周中期所鑄，上刻著98個字長篇銘文，敘述了大禹治水和為政以德等內容。其中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迺差地設徵”。這記載與其他記載出奇的一致，指出大禹治水的方式，不僅採取了以前的“堵水”措施，即削平山崗、高川挖土等方法取土堵水，還採用了疏通河道的方法洩洪。
一箇中國、美國科研團隊近期在美國《科學》雜誌上宣佈,他們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古代一場超級大洪水的科學證據。
2007年,南京師範大學人員參加黃河上游積石峽地質考察時，偶然發現上古時期一場巨大潰決洪水的沉積物。研究人員透過對甘肅喇家遺址中被埋幼年人骨進行碳14年代測定,確定這場大洪水發生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
當時的情景也許是:一場強烈地震在積石峽引發了大規模滑坡,滑坡堵塞黃河6到9個月,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續增加，導致堰塞湖潰決。多達110億至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在短時間內快速下洩,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達到每秒30萬至50萬立方米。這差不多與世界第一大河亞馬遜河曾發生的最大洪水相當,位居地球近1萬年內發生的最大洪水之列。這樣規模的洪水災害，在中國有確切記載的歷史時期內沒有發生過,是一場非常罕見的巨大洪水。因此,推斷它是與大禹治水有關的那場大洪水。
圖（6）直徑數米的古蜀文化太陽輪。
我們再把視線轉移到西方。1850年，考古學家亨利·萊亞德在古亞述國首都尼尼微挖掘出上千片殘破的粘土板。經研究，這些泥板被斷定已有5500多年的歷史。同年，考古專家喬治·史密斯在這些泥板中，發現了一塊古巴比倫記述的《古爾蓋梅希史詩》中的一段文字，記述了一場吞沒世界的大洪水中，一個叫萬塔·納皮提姆的人和他的妻子乘一條大船逃生的故事。當代古氣候學、地理學、地質學、天文學以及環境考古等綜合研究，證明在公元前21世紀—前19世紀，北半球發生了一次氣溫劇變，從而引發了大洪水等一系列自然災害。這場自然災害對不少人類文明造成了滅頂之災。所以，不少文獻記載了這場大洪水的發生。秦昭王末年（約公元前256-前251）年，四川都江堰尙未建成，成都平原常有洪水氾濫，人們苦不堪言，但見犀牛、大象均會戲水而不怕水，以為它們有特異功能，遂崇而拜之。成都天府廣場2013年出土的石犀牛和古蜀國遺留下來的象牙一道，證明了犀象崇拜曾是古蜀國的全民信仰。
《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壺涿氏》認為：“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牡橭即無姑，是一種喬木，又叫姑榆。先將姑榆木棒中間打孔，再以象牙貫穿之，然後將二者綁好成十字形，沉入水中，便可鎮殺興風作浪造成洪水的精怪。水怪一死，“深谷為陵”（《詩經》語）。換為《聖經》的話說，就是“洪水消退”，“山頂都現出來了”。沉象牙以殺水神，跟李冰沉石犀牛以御水怪，在古代方術家的眼中，是同樣的用意，有同樣的功效。
圖（7）高1.4.米的筒形器。
要比體量之龐大，當數曾經在岷山生長的夔牛,它下腿白色，角粗大，身軀魁偉，分佈於四川湖北、雲南等省。東晉著名學者郭璞曾註解道：“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三十八擔肉。”晉之上庸郡在今湖北竹山、竹溪一帶，跟重慶巫溪、巫山鄰近，三峽中的夔門、夔峽、夔州等都與夔牛有關。郭璞還寫過一首四言詩：“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雖然夔牛力氣很大，人們卻無法將其馴服，未能家化。因此，不能代替石犀牛以御水怪的功效。
《海內經》和《海內西經》中說，“崑崙流出赤水、河水、洋水與黑水、弱水與青水，此四大流分出於東南、東北、西北及西南隅”。就四川盆地的地理形勢而言，各條水系匯入橫貫盆地南部的長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等，為長江上游主要支流，成都平原是由岷江與沱江沖積扇為主體連結而成的沖積平原。蜀為盆地多水災，“江水為患”之載史不絕書。如《蜀王本紀》等所記之“鱉靈決玉山”的治水傳說，反映的就是一次延時甚久、為害極大的“若堯之洪水”。
蜀地多雨，自來就有“西蜀天漏”的說法。有不少學者認為古蜀國的消亡及古城的廢棄與洪水有關。考古工作者把廣漢三星堆遺址第三發掘區的文化堆積層分為16層，在遺蹟十分豐富的商末層（第8層）上面為間隙層（第７層），是青灰色黏土，堆積呈水平狀，且不隨地形起伏而變化，厚約20-50釐米，屬於淤泥，幾乎無任何包含物。專家認為，這正是洪水造成的遺蹟，三星堆遺蹟曾被洪水淹沒過。
四，古蜀權貴透過對玉石雕塑的壟斷，強化權力，彰顯身份
古蜀人對天地萬物、四方神靈、祖先神祗，有著極高的敬畏、感恩心理和神秘的理解。他們相信人外有神、萬物有靈，並逐步形成與神“對話”的禮儀。古蜀文化玉石器中規模宏大的祭祀場景，涵蓋了古蜀先民的神聖信仰與禮制觀念。古蜀先民們在社會重大活動及日常生活中，時常舉行各種虔誠的祭祀儀禮，表達對各類神靈的敬仰與崇拜，其目的是希冀與天地間諸多神靈溝通，以求得諸神的保護與庇佑。
我們知道，成都金沙遺址是古蜀王國一處專用的濱河祭祀場所，它沿著古河道的南岸分佈，面積約10000平方米，用泥土覆蓋。下次祭祀儀式後又將祭品掩埋，層層壘疊，從商代晚期直至春秋早期，經歷了長約500年的漫長歲月。祭祀區的發掘出土的金、銅、玉、石、漆木器、陶器等文物的數量已達6000餘件，還有大量珍貴的象牙，數以千計的野豬獠牙、鹿角等。很有可能，拼接玉板立人像的出現，與祭祀活動有關。
圖（8）立人手捧的玉版上，前後鐫刻古蜀文字
2012年11月，在距廣漢三星堆遺址13公里處的什邡市區西南，分佈範圍跨元石鎮箭臺村、南橋村、城西社群和方亭街道辦西外社群等行政村，發現出土遺物最豐富、延續時間最長、與三星堆遺址並行發展的聚落遺址。發掘的陶器種類繁多。如平底罐、高柄豆、坩堝形器、鳥頭勺把等。黑皮陶高柄豆，就是類似現在人們使用的果盤，而鳥頭勺則作為舀水工具。至此，成都平原的發現金、銅、玉和有機物載體中的實物及圖案裡面，已經包括文字、馬車、學校、水渠、堤壩、城市下水系統、貿易業、牲畜業，手工業、紡織，製陶、釀酒、木船、磚頭、戰車、長矛、弓箭，以及最早的軍陣。其中體量最大的是古蜀文化玉石器群體。上世紀四十年代發現的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棺床側有石刻24樂伎，保留了唐代燕樂座部伎演奏歌舞的瞬間場面。石刻樂伎中有樂伎22人，舞伎2人，使用樂器達20種。燕樂指宴會時演奏的音樂，以龜茲樂為主。龜茲樂是西域民族音樂，多為鼓舞曲。使用琵琶、箜篌、篳篥、排簫、笙、笛、毛員鼓、腰鼓、答臘鼓、雞婁鼓、革兆牢等管絃擊樂器。商樂是漢族大麴，主要使用虎、吹貝、吹葉、彈箏、琵琶、腰鼓、羯鼓、都曇鼓、銅鼓。還有兩個領唱手執拍板的樂伎。這組伎樂是唐代音樂的生動寫照：一是除舞者外，全為坐姿，表明是座部伎在室內演奏。座部伎比室外演奏的立部伎，技巧難水平高，地位珍貴，故王建死後還想把這組宮庭樂隊帶入天國。拼接玉板立人像說明，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古蜀時期，到近1000餘年的唐代，蜀地權貴們延續、接力、傳承了藉助當時先進的生產工藝，透過對玉石雕塑的積累和壟斷，來強化自己的權力並彰顯其身份，用世俗和宗教性的大型建築物表達自己的地位，神化手中的權力，而且藉助文字宣揚王權理念、制度。即便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古蜀神權逐漸式微，王權日益壯大，在稍後的各個朝代中，古蜀王本身的神聖性已經淡化甚至消亡，在古蜀王的身邊，仍然需要能夠與神靈溝通、具有巫祝性格的大臣輔政。
圖（9）頭戴象冠的立人
《書經·顧命》篇中記述了成王沒後，康王繼位時的繼體大禮。大保召公主持了儀禮。還有，寫下流傳千古的《天問》、《九歌》等瑰麗詩篇的屈原，其實很可能是活躍於楚國的巫祝集團的首領。所以其詩歌中，充滿了許多奇特的宗教信仰色彩和神靈世界的內涵。由此看來，環繞在拼接玉板立人像周圍的一群人，很有可能就是輔助他治理古蜀國的文臣、武將、巫祝。但是，古蜀國的神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因此，當古蜀國面臨包括祭祀、軍事在內的諸般事務時，許多事情只好由古蜀國的首領或者巫祝，施法降神，詢問神意，或者以神的名義來操辦。在古蜀社會中，某些人就需要不時改變身份去扮演神的角色。拼接玉板立人像就是在他們的這種身份變換時的道具，它可以使自己瞬間變身為神。後來，隨著古蜀社會的成長髮展，古蜀政權逐漸凌駕於神權之上，神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日益衰微。因此，拼接玉板立人像的出現，就向我們傳達了當時古蜀尚處於神權大於政權的時代，或者說尚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並告訴我們古蜀先民崇敬的是什麼神，神的面貌是怎樣的等一系列重要的資訊。
尤其是，拼接玉板立人像鐫刻的古蜀文字，與器形等結合起來解讀，就更具價值和意義。從大量古蜀玉器傳遞的資訊可知，古蜀先民並非為了活著而活，他們的精神追求，才是作為萬物之靈最可寶貴的心燈。所以，一部古蜀文明發展史，也正是一部古蜀先民的精神發展史。
結束語
拼接玉板立人像為研究古蜀國早期自然環境、宗教信仰、祭祀禮儀等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體現了古蜀人對天地、自然、神祗和祖先的崇拜與祭祀的內涵，反映了古蜀人神交融、溝通天地的宗教形態和精神面貌，是具有特定地域色彩的宗教文化的表現。為研究古蜀國時期獨具特色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確切的物證。
同時可以看出，以原始宗教維繫的古蜀神權國家，派生出古蜀文明有個顯著特徵，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藝術傳統、多元文化的有機融匯的社會構成，進而在神權與王權的統一和矛盾之中，影響著古蜀歷史的發展。古蜀文明如此鮮明的形態特徵，使其在統一的程序中成為中華民族根基之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都有特定的歷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