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持證上崗”為失德藝人拉上紅線？都是“流量為王”造的孽

近日，湖南衛視主持人錢楓事件引發了網友熱議。隨後，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印發相關檔案，指出應該嚴格執行主持人持證上崗政策。檔案一出，有專家當即提出“對演藝人員也應該嚴格執行持證上崗”的建議，以治理娛樂圈長期以來的沉痾積弊。對於該建議，網友們紛紛點贊支援，認為提高演藝人員職業道德修養水平勢在必行。

眾所周知，專家該建議的提出和人民支援呼聲並非毫無緣由。從吳亦凡觸及法律底線，張哲瀚觸及民族底線到霍尊觸及道德底線……近段時間來，娛樂圈所謂的一線明星紛紛“翻車”，不斷挑戰著大眾的道德底線，也讓大眾對明星演員的門檻底線產生質疑。

在“流量為王”的亂象下，演藝行業門檻一再降低，翻車流量明星在享受天價片酬的同時思想道德卻劣跡斑斑，實在難以讓人信服。長久以來，社會對演藝人員道德規範的監督僅僅停留在公共意識層面，缺乏實際的約束力。而“演藝人員持證上崗”的建議，從思想、政治、理論、專業、道德修養等多方進行考核，則是將社會共識進行細化落實，彌補了對演藝人員入行考核的空白。

如果把“持證上崗”作為演藝行業准入最基礎的步驟，就相當於設下了一道門檻，它能夠對紛繁複雜的演藝人員在入行前進行初步地篩選，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部分能力缺失、德行底下的人進入行業。

而對於獲得該證進入演藝行業的人員而言，該證也體現了一定的實力，表明他們具備了進入演藝行業的基本資格。

對目前已經進入演藝行業的人員而言，該證的存在無疑起著“警鐘”作用，提醒演藝人員應時刻注意心中道德與法律的紅線。

從考核方式來看，不可否認，演藝行業擁有特殊性，藝人的演出能力和藝術水平難以量化考核。

但“困難”並不代表著沒有辦法，早在幾年前，國家便提出建議：建設並完善社會徵信體系，透過設立具體可行的行為標準對普通大眾的日常德行素質進行計分量化。

可見，透過設立嚴格的細化標準，建立系統化的考核體系，對演藝行業的從業人員也能進行思想理論以及道德素質方面的量化考核。

熱鬧喧囂的背後，行業專家以及行外觀眾對徹底治理娛樂圈行業亂象的想法更加值得關注。“持證上崗”是專家提出的一個可行手段，但絕非該手段提出的最終目的，其目的是拉起行業紅線，警醒從業人員對自己的言行舉止負責。同時，該建議的提出也表達了大眾對於創造一個良好文藝創作環境的美好希望。

持證上崗？不如持才德上崗！

演藝人員的演藝水平和藝術能力是難以被量化的，一張所謂的資格證無法決定他們是否具備演藝資格。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並不代表沒有演技；沒有專業化的“演技”，也並不代表無法演出好作品。

在影片《三峽好人》中，男主人公韓三明本職工作是一名礦工，而非專業演員。但他卻憑藉豐富的生活經驗貢獻了精彩的表演，一舉拿下最佳男演員獎。可見，演技並非全部，演員本身的積累沉澱和同角色的適配度也是影視作品成功的關鍵。

其次，在演藝行業中，除開經過系統訓練的科班演員，還存在體量巨大的草根演員群體，同樣值得關注。他們雖然未經過系統的演藝學習，卻透過自身的天賦和後天的經驗積累，成為了優秀的演員。

比如，舞蹈專業出身的周迅天賦異稟，最終成為了“三金影后”；少林寺出身的王寶強，因出演多部電影獲得大眾認可；舞蹈專業出身的孫儷所主演的《甄嬛傳》至今為人們所討論……

如果嚴格實行“持證上崗”制度，這些原本不具備相關理論知識、難以考下資格證，但卻具有一定天賦和靈氣的優秀演員就極有可能被錯過，這不光是觀眾的損失，更是整個演藝圈的損失。

況且，影視創作本就是自由、不拘一格的，過多門檻的設定極有可能會適得其反，將影視創作框死在一個固定的正規化內。如果讓所謂的資格證變成演戲的門檻，那麼導演在選角之前要先看資格證，而不是首先考慮外形契合、演技、潛力等條件。選擇的範圍被大大縮小，想要找到合適的演員變得更加困難，影視劇的創作也就很難順利進行下去。

退一步說，如果實行了“持證上崗”制度，是否能真正達到規範演藝人員行為、整治娛樂圈亂象的目的呢？

資格證只是從理論層面對演藝人員的演藝能力和道德水平進行了考核，卻難以產生實際的約束力。“持證上崗”也並不意味著，所有持證的演藝人員都可以嚴格約束自身行為，具備強烈的職業敬畏心。而僅憑一紙證書就決定整個行業的准入，這樣的制度也未免太流於形式。

提出“持證上崗”制度的初衷是美好的，但該建議沒有考慮到演藝行業的特殊性以及證書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漏洞。因此，如何治理娛樂圈亂象、提升演藝人員的從業素養，還該另謀它法。

藝人持證上崗？一刀切管理不可取

演藝行業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複雜性，演員的專業能力很難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筆者認為，演員演技高低和表演天賦、生活經歷等有著密切聯絡。縱觀演藝圈，不難發現非科班出身的實力派演員：周迅因為拍攝掛曆而被導演謝鐵驪發掘，從此走上從影之路；劉德華出道前只是小吃鋪的一名外賣員；……可見，演員實力高低和是否受過專業培訓並無直接關係，不存在絕對的評判專業與否的標準。

不止演員的專業能力很難量化，“道德修養”的衡量標準也十分模糊。因參觀靖國神社而被封殺的張哲瀚，曾憑藉微博上轉發的愛國內容，便成功標榜自己為“愛國青年”，贏得粉絲追捧。如若透過一紙證明就可以判定藝人有德或無德，誰又能保證不會再有許許多多的“張哲瀚”湧現呢？

唯“證”至上並不適用於所有行業，至少對於演藝人員而言，“證”絕非必須和剛需。忽略演藝行業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試圖透過“一刀切”的一紙證明來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其本質實則是懶政。

演藝圈亂象叢生是不爭的事實，但其癥結絕非簡單的藝人德行有損，沒有道理將所有的過錯歸結於藝人。說到底，許多明星充當的只是工具人的角色，利益至上的資本家才是幕後最大的贏家。流量至上、泛娛樂化、天價片酬等不良行業風氣的背後，資本逐利、監管不力才是主要的助推劑。在演藝圈這個被資本裹挾的大染缸中，我們怎能要求所有演藝人員都能逃脫資本的遊戲規則，始終保持初心、不受侵蝕呢？

然而，藝人持證上崗制度卻只將矛頭對準藝人，而對演藝行業背後的資本遊戲視而不見，這種形式大於實際意義的舉措，看似是有關部門的有所作為，實則是工作上的“減法”、責任上的逃避。

忽視資本亂象而整治演藝行業的行為不可取，我們不僅要抵制實力不足、私德有損的明星，也要問責監管不力的有關部門，更要根治將藝術作為逐利工具的資本市場亂象。

與其浪費資源建立藝人持證上崗制度，不如像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秘書長潘燕所說：“把教育和管理演員的責任壓實到演員所在的相關經紀機構和經紀人員，管理部門加強對經紀機構及從業人員的管理，行業組織同時加強對演藝人員的道德自律工作。”追根溯源，全方位打擊演藝圈資本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