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四川日報-川觀新聞
●堅定執著的理想信念,是紅軍將士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任何敵人所壓倒、征服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征服的動力之源
●紅軍的光輝歷史證明,旗幟鮮明講政治,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執行“四個服從”,一切行動聽指揮,就能得勝利
●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紅軍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理解、支援和擁護的重要保證
●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甘願犧牲不畏艱險的擔當精神,讓紅軍穿過血雨腥風,不斷走向勝利,成功實現戰略轉移
四川省紀委監委黨風廉政建設研究中心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紅色文化則是文化自信歷史長河中最耀眼、最亮麗的“浪花”。從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最早入川,到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最後離川(紅一方面軍1935年1月入川,9月離川),短短的三年零九個月時間裡,紅一、二、四方面軍足跡遍及當時全川近70個縣。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構建一體推進“三不”長效機制,要求我們要深入挖掘紅色革命文化資源,積極凝練、展示、宣傳其中一以貫之的廉潔元素,在運用歷史智慧深化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中有新進步、新作為。為進一步傳承四川紅色文化中的廉潔元素,四川省紀委監委黨風廉政建設研究中心調研組先後走進瀘州、達州、巴中等7個市(州)的13個縣(市、區)追尋紅軍足跡、追思紅色文化。
“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堅定信念是紅軍紀律作風形成的思想根源
對理想信念的堅定執著,是紅軍將士在川期間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任何敵人所壓倒、征服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征服的動力之源、精神之根。
擊退數倍於己的悍旅強敵靠的是理想信念。紅軍在川期間經歷過的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戰役數不勝數,反“六路圍攻”、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夜襲安順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一場接著一場的大仗、惡仗和硬仗,無一不記錄和述說著紅軍理想信念的堅定、堅毅。1933年11月,時任“四川剿匪總司令”的劉湘,糾集140個團約20萬人馬,在空軍兩個隊配合下,向川陝革命根據地發起“六路圍攻”,並叫囂3個月內將紅軍消滅在川陝邊境。當時參戰的紅四方面軍,即使邊打邊補充也不過8萬人。然而,經過前後10個月時間的艱苦作戰,紅四方面軍最終不僅一舉粉碎了圍攻,還取得了殲敵8萬餘人的輝煌戰績。徐向前同志後來在回顧紅四方面軍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歷史的時候說,在沒有多少武器的情況下,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善於打運動戰,就能消滅大量敵人。
征服惡劣險峻的雪山草地靠的是理想信念。眾所周知,紅軍以南方人居多。面對動輒零下幾十度的大雪山,方圓數十公里荒無人煙的茫茫大草地,紅軍將士在惡劣的自然環境面前沒有望而卻步,而是把敵人眼中的“絕路”變成了“生路”,這背後是因為有“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理想信念。據相關資料記載,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翻過了19座雪山,紅二方面軍翻過的雪山達23座。紅軍翻過的雪山一座比一座高,尤其在翻越4930米的夾金山時,毛澤東同志說:“蔣介石認為紅軍不能從雪山上爬過去,咱們今天就是要創造出個奇蹟來!”
戰勝缺衣少食的困頓歲月靠的是理想信念。紅軍進入川西高原後,特別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隊伍人數陡增,糧食極度匱乏,再加之一時語言不懂、習俗不同、道路不通,紅軍生活陷入艱危局面。有關史料記載,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找野菜找到一張爛馬皮,切成小塊,放在鍋裡煮,但煮不爛,也只得吃下去。林伯渠邊吞嚼不爛的馬皮邊說:“留得生命在,革命就開花”。老紅軍杜宏鑑說:“我是嚼著辣椒和一截皮帶,翻過玉龍雪山的”。回顧這段歲月,紅軍將士在理想信念的支撐下,硬是憑藉嚼草根、啃樹皮、吃皮帶的勁頭,最終克服重重困難,順利實現戰略大轉移。
克服人生路上的逆境低谷靠的是理想信念。長征出發前,鄧小平就受到了黨內“左”傾路線的排擠。長征開始後,他到“挑夫連”挑著沉重的擔子開始長征。儘管當時行軍戰鬥緊張,但他克服壓力,主編《紅星報》,為戰士們提供“精神食糧”。1935年6至7月間紅軍來到川西地區後,他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一路走來,鄧小平同志沒有因為受到黨內不公正對待影響其理想信念的堅定,反而以更昂揚、更樂觀、更豁達的心態走完了長征路。後人問晚年的鄧小平:“長征那麼艱難兇險,你是怎樣走過來的?”他只是簡短地回答了三個字:“跟著走!”跟著走,就是跟著黨的正確路線走,就是跟著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走。
“一切行動聽指揮”的政治意識是紅軍清正廉潔的紀律保障
紅軍在川期間的光輝歷史充分證明,只要旗幟鮮明講政治,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執行“四個服從”,一切行動聽指揮,就能步調一致得勝利。
始終做到個人服從組織。這個“服從”解決的是黨記憶體在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自由主義》中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他認為這樣的黨員“才算得上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張聞天同志的妻子劉英回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有人反對毛澤東,蠱惑、煽動博古不交權,但是博古並沒有聽從其意見,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正是博古沒有考慮個人得失,把集體利益、紅軍利益、黨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主動把權力交給張聞天,才實現了中央領導層的平穩過渡,維護了黨中央的團結統一。後來博古評價說:“毛澤東是對的”“毛澤東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在沙窩會議上,面對到底是“北上”還是“南下”的戰略抉擇,朱德說,中央決定北上抗日是正確的,我是個共產黨員,舉手贊成這一決定。這也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個人服從組織的政治自覺。
始終做到少數服從多數。這個“服從”解決的是黨記憶體在的宗派主義問題。1941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指出:“一般地說,把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來去服從區域性的少數人的利益,這大體上就是一種宗派主義。”長征途中因為行軍轉移、戰事頻繁,加之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非都在同一隊伍,召開會議很不容易。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舉行了事關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大會議20餘次,來解決戰略方向、軍事指揮、戰役攻打等問題。會議中不乏衝突和激辯,但最終形成了統一意志,最根本一條,就是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四渡赤水期間發生的“攻打打鼓新場風波”就是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前提下解決的。1935年3月,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10日凌晨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領導支援攻打,只有毛澤東同志反對。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會議作出了攻打決定。次日,毛澤東同志從避免攻堅戰的角度,用事實說服與會同志,中革軍委最後作出了不攻打決定。同年6月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因“北上”發生分歧,當時的黨內總負責人張聞天見一時爭執不下,便宣佈採取舉手表決方式決策,結果5比1,僅張國燾反對,於是中央最終作出北上抗日的決斷,這也體現了少數服從多數。
始終做到下級服從上級。這個“服從”是黨內處理上、下級組織關係的基本原則。陳雲曾在《共產國際》上化名“施平”介紹長征的紅軍將士:“他們無時不顧及到革命的利益。黨給他們什麼命令,他們都能獨立執行。他們自己想出主意來運用機動戰術,但是上級的命令則絕對執行。”這是對下級服從上級這一原則的生動詮釋。長征路上成立的“草地臨時黨支部”,也充分說明了下級服從上級這一組織原則的重要性。曾任上海警備區後勤部部長的老紅軍羅玉琪回憶,1935年深秋,我們來自不同部隊負傷掉隊的29名戰士圍坐在一起,在紅四方面軍二十八團三連副連長李玉勝的建議下,成立了臨時黨支部。在支部的統一組織下,經過三天三夜,最終才走出了草地,趕上了大部隊,回到了黨中央、毛主席身邊。反觀張國燾作為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主動找博古說,遵義會議決定“不合法”,紅四方面軍不同意,這就是典型的下級不服從上級。
始終做到全黨服從中央。這個“服從”是“四個服從”的核心和歸宿,是處理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與黨中央關係的最高準則,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根本條件。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明確指出:“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毛爾蓋會議指出,紅軍今後在中國西北部運動,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領導。這一系列規定中,一以貫之的就是紅軍必須聽從黨中央號令、服從黨中央指揮。
“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的群眾紀律是紅軍廉潔為民的直接表現
紅軍在川期間,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覺踐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紀律要求,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援和擁護。
嚴明的群眾紀律體現在對群眾利益的堅決維護上。長征途中,紅軍用了群眾的糧食、蔬菜,會留下銀元和字條;有時實在沒錢了,就打個欠條。無論宿營還是離開,都要將老鄉家打掃得乾乾淨淨。可以說,紅軍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叫“秋毫無犯”!敘永縣村民肖為勤回憶,1935年2月,召開“雞鳴三省”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就住在他家。離開時,一個高個子紅軍為了表示感謝,把三個銅板留給爺爺肖有恩。解放後看到毛澤東同志掛像,他們才知道給銅板的高個子紅軍原來是毛澤東同志。紅軍的紀律嚴明,連敵方的蔣介石都引起了重視。1935年3月,蔣介石致電正在同紅軍作戰的劉湘、潘文華稱,朱毛紅軍“竄川南時,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蔔者,每取一頭,必置銅元一枚於土中。”並要求他們整頓軍隊、民團,以抵消紅軍在群眾中的影響。對損害群眾利益的人,無論是誰,都堅決予以嚴懲。同年7月,時任紅軍某團司號員的賀敏仁(賀子珍胞弟)來到毛爾蓋地區,由於餓得受不了,就到一座喇嘛寺想找點吃的,吃的沒有找到,便趁機拿走了一些銅板和銀元,所在師部得知後,下令將其槍決,這極大地警示了紅軍隊伍。
嚴明的群眾紀律貫穿在對民族政策的嚴格執行裡。紅軍途經少數民族地區的時候,黨和紅軍非常尊重少數民族群眾,視他們為“一家人”。《中國工農紅軍佈告》就規定,“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紅二、六軍團進入涉藏地區後,遇到藏族同胞也強調“要尊重、愛護他們”。毛澤東、周恩來曾與彝族頭人沽基達涅進行親切交談,朱德在甘孜曾親自參加博巴政府成立大會並與格達活佛結下了深厚情誼等等。正是因為黨和紅軍採取正確民族政策,才獲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和支援,也才有了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結盟”的歷史佳話。在安順場,毛澤東問劉伯承:“你怎麼這麼短的時間就把小葉丹說服了呢?”劉伯承回答說:“我們靠的是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是重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結果。”
嚴明的群眾紀律彰顯在對宗教習俗的充分尊重中。宗教工作本質上是黨的群眾工作的一部分,尊重群眾宗教信仰本質上就是在執行黨的群眾紀律。紅軍來到涉藏地區後,嚴格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實保護宗教場所,積極團結涉藏地區宗教界人士。這些政策逐步得到愛國宗教人士的理解、支援,反過來他們又積極主動幫助紅軍。1936年3月下旬,紅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進駐爐霍縣時,康北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寺院壽靈寺總管家相子·益西多吉被紅軍尊重宗教的行為所感動,主動與紅軍合作,協助宣傳紅軍政策,動員逃離人員回來,這些事件充分體現了紅軍對宗教習俗的尊重。
“越是艱險越向前”的擔當品格是紅軍嚴明紀律的最亮特質
敢於擔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擔當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涵。紅軍在川期間的歷史無不鐫刻著鬥爭的烙印,彰顯著擔當的精神。
為了勝利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是擔當。紅軍在川期間,面臨著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境,如果不善於和敵人周旋鬥爭,不能靈活運用戰略戰術,就難以擺脫困境。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同志回憶,四渡赤水是紅軍長征路上行走得最為頻繁的時候,天又接連下雨,不僅白天走,晚上也走,目的就是為了擺脫敵人。進入會理後,部隊的很多指戰員對“老走路,不打仗”頗有怨言。在會理會議上,林彪提出了走“弓背路”還是走“弓弦路”問題。毛澤東同志說,這種情況下,要避開敵人,不走弓揹走弓弦,行嗎?隱蔽行蹤、機動靈活是紅軍作戰的特點,是以弱勝強的關鍵。1935年2月中革軍委《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就寫到,為了求得有把握的勝利,“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
“輕傷不下火線”甘願犧牲是擔當。當年採訪紅軍的美國作家海倫·斯諾,在《續西行漫記》中寫到:“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那使這支軍隊有獨特性的兩點——年輕和犧牲精神”。“輕傷不下火線”“不惜付出一切”的犧牲精神,是長征路上紅軍將士一路走來的高貴品格。比如,開國少將黎光,在攻打蒼溪戰鬥中,被敵人打中小腿,鮮血直流,疼痛難忍,但仍然咬緊牙關與敵人殊死搏鬥,直到戰鬥勝利為止。開國上將張宗遜,1935年在同薛嶽兵團的戰鬥中腿部負重傷,在腿傷尚未痊癒的情況下,他就接連給中央領導寫信,希望回到一線戰鬥。同年8月,張宗遜如願到了紅四方面軍第四軍任參謀長,繼續保衛黨中央北上。曾任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的張開基,在萬源保衛戰中,被敵人子彈打中左肘關節身負重傷,但他毫不退卻、不聲張,而是繼續指揮部隊和敵人激戰,最終打敗了敵人。戰鬥結束後,張開基的左臂化膿腫痛,常常痛得昏過去,但一接到打仗任務,他仍衝鋒在前。後來他風趣地說,誰說負傷不好,我這個傷口不但救了我的命,還幫我殺死敵人打了勝仗。
危急時刻迎難而上“保證完成任務”是擔當。大事難事看擔當,越是艱險越向前。紅軍將士始終把“保證完成任務”看得高於一切。1935年5月,面對前有國民黨部隊武裝把守、後有數十萬重兵追擊的局面,必須派出先鋒部隊,為主力部隊開啟道路。曾任解放軍第22軍首任軍長的孫繼先,帶領17名勇士挺身而出、衝鋒在前,在被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防線上,為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打開了一條生命通道。還有飛奪瀘定橋一戰,當時中革軍委為徹底打破蔣介石企圖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幻想,作出了搶佔瀘定橋的戰略決斷。楊成武將軍後來在回憶飛奪瀘定橋一仗時說,為堅決完成任務,在天下大雨、飢餓疲勞、摸黑趕路的情況下,沒有一個戰士心生怨言,沒有一個戰士掉隊,餓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硬是憑著這種艱危時刻敢擔當的精神,紅四團官兵一晝夜急行軍240裡,最終於指定時間搶佔了瀘定橋。
鐵的紀律、過硬作風,是成就黨和紅軍的重要法寶,是保障紅軍成功實現戰略轉移的根本所在。進入新時代,邁步新階段,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性,我們黨要一以貫之嚴明紀律規矩,加強作風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才能確保我們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引領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執筆人:羅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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