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了中國東三省，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正是在敵軍侵佔的東北地區建立的細菌戰部隊，該秘密基地利用健康活人進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等實驗，其罪惡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樣駭人聽聞，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
這只是日本侵略中國後在佔領區千萬個滔天罪行中的冰山一角。
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隨著大片國土的淪陷，日軍在佔領區進行了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這些罄竹難書的罪惡行徑激起了淪陷區人民的強烈反抗。
中國共產黨為了組織和領導全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導下，在國統區和淪陷區有計劃有重點地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持續的鬥爭。
廣州、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也進入到毛澤東稱之為“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困難階段。此時，日本侵略者將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1941年2月，岡村寧次一就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就釋出命令：“必須在四個月內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誓在血海中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對佔領區和國民政府，日本則實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政策。“以華制華”就是對中國的投降派進行拉攏和政治誘降，組織傀儡政權，偽造將政權交還給中國人的錯覺，分裂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以戰養戰”則是經濟進攻，主要方式是大量搜刮佔領區的人力物力資源，實行殖民統治，經營淪陷區以支援戰爭的需要。
隨著日本戰略政策的轉變，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也產生了分化。蔣介石雖然堅持了抗戰，沒有向日本投降。但當抗日根據地和游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力量的迅速擴大，他對共產黨的戒心明顯增強。蔣介石1938年底在回顧這一年時就曾寫道：“共產黨乘機擴張勢力，實在內在之殷憂。”
此後，國民黨在各地不斷製造親者痛、仇者快的摩擦事件，陸續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被服等物資，抗日統一戰線岌岌可危。
為了打破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侵略策略，最大程度的團結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在兩黨合作抗日關係發生轉變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根據抗日戰爭的戰略任務和鬥爭需要制定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開展工作的“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
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全面領導包括華南、西南各省國統區的黨的工作。1940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敵後工作委員會，仍由周恩來負總責，主要任務是領導與推動整個敵後城市工作。
領導淪陷區群眾進行合法鬥爭
針對日軍掠奪中國資源實行“以戰養戰”的企圖，黨組織領導淪陷區的工人以怠工、罷工等鬥爭形式，干擾和破壞敵人的部署。
1942年到1943年，上海電力公司的工人採取“有組織的鬥爭而無組織形式”的辦法，利用日本管理人員吃午飯的間歇，迅速集合，靜坐罷工，罷工略有收穫即退卻；法商水電公司採取“無頭鬥爭”的方式，“工人不派代表，不提條件，也不離開車間，只是不做工而紛紛訴說生活困難，直到資方同意增加工資以後，工人才恢復正常工作”。
在黨的領導下，群眾組織沒有遭到大的破壞，保持了持續不斷的對日寇鬥爭。
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
在堅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導下，黨組織在淪陷區和國統區透過各種渠道團結和爭取敵後各種抗日勢力。既爭取文化界、民族工商界等上層愛國人士以及同情中國抗日的外國友好人士，又利用敵偽之間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敵人，集中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在華北，地下黨透過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廣泛動員和組織各界抗日人士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北平的地下黨積極開展對社會上層和文教界的工作，使不願與敵人為伍的燕京大學教授董魯安、中國大學教授藍公武、師範大學教授李鑑波等人離開北平紛紛來到抗日根據地。
在華東，上海黨組織透過各種聚餐會同上層人士聯絡，團結上海各界贊成抗戰的社會名流和民族資本家，爭取他們一起抗日。
在國統區，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圍繞維護國共合作，爭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開展了對國民黨上層馮玉祥、張衝、張治中以及民主同盟、救國會等眾多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
1942年初，在日軍佔領香港後，黨中央和南方局統一組織了一次歷時9個月的對知識分子的秘密營救行動，營救出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胡繩、夏衍等在內的抗日愛國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及家屬800餘人，幫助近百名國際友人脫離險境。
這次大營救工作使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共產黨廣闊的胸襟，堅定了他們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和決心，對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戰線產生了重要促進作用。
隱蔽戰線的鬥爭
黨在淪陷區建立隱蔽戰線，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
黨的情報部門利用各種關係，在日、偽機關、企業和事業部門蒐集鐵路沿線敵人軍事力量部署、炮樓封鎖線和關卡設定、軍隊調動去向等各種重要情報，為各根據地及黨中央領導機關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1939年3月組建的晉察冀中央分局社會部，把幾百名情報人員派往平、津、滬以及瀋陽、哈爾濱、長春等大眾城市，組織聯絡當地的秘密黨員、進步青年和抗日愛國人士，滲透到敵人內部，形成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地下尖兵。在城市和抗日根據地之間建立秘密交通線，為革命根據地徵集各類軍需物品及藥品，在平津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之間就建立了4條這樣重要的秘密交通線。
在上海，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採取“打進去”和“拉出來”的策略，深入日偽黨政機構，獲取了大量日偽戰略情報，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的遠東慕尼黑活動、1941年德蘇戰爭爆發、日本“南進”戰略、蔣汪相互勾結等重要資訊。
多種渠道地進行抗日宣傳
黨透過各種公開和秘密渠道，對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廣泛的愛國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宣傳教育。
為增強淪陷區人民的抗日信心，黨組織透過個別串聯、口頭談話、讀書會、秘密張貼抗日傳單等方式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鼓勵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據參加革命或參與抗日地下鬥爭。
在國統區，中共中央南方局透過在武漢創刊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發表大量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章和社論，在戰火中一次又一次地激勵人心、播種希望。
中共中央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
南方局為揭露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進行的政治壓迫和文化統治，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由郭沫若創作了歷史劇《屈原》。它的公演轟動了山城、震動了國統區，使國民黨欲壓無能、欲止無策，對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罪行，擴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起了重要作用。
來源 | CCTV國家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