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散文家。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後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回國後，先後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西南聯大、嶺南大學任教，曾任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54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中國語言學史》《漢語音韻學》《同源字典》《龍蟲並雕齋文集》等，主編有《古代漢語》。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力著《漢語史稿》 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力著《同源字典》 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王力先生是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人們經常評論王力先生“會搭架子”，從一個側面道出了他研究中國語言學極為重視系統建構的鮮明特色。說王力先生“會搭架子”，一方面是指他在對漢語進行精細的微觀研究基礎上成功構建了多種宏觀性系統，另一方面是指他對於理論創新有自覺追求，透過成功構建研究漢語的多種宏觀性系統，率先揭示了大大小小的中國語言學規律，照亮了語言學星空。
“語言是一個系統”：這個原理一生受用
系統是一個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有機總體，由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聯絡、作用的不同部分構成。語言符號是由不同層級構成的複雜社會系統，語言研究中，給一門學科“搭架子”和對其中個別字詞句的微觀考察都可以是系統研究。郭錫良先生在《王力先生的學術道路》中比較詳細地總結了王力先生所建立的中國語言學多種學術體系：“（王力先生）在漢語音韻學、漢語語法學、漢語史、漢語詞彙學、中國語言學史、漢語詩律學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創立學科體系的貢獻。”王力先生建立這麼多學術體系，在世界語言學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有的是原創性的，有的是集大成性質的，都能做到血肉豐滿，體系完備，沾溉後人於無窮。
王力先生反覆強調系統研究的重要性，總結系統研究給他治學帶來的深刻影響。他的《漢語史稿》說“每一門科學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學部門有聯絡的”，強調不能孤立、片面地研究漢語史，將研究視野侷限在漢語史內部；談到漢語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要“重視語言各方面的聯絡”，“在語言的構成部分中，語音、詞彙和語法是有機地互相聯絡著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平常我們把這三方面分開來研究或分開來敘述，那只是程式問題，並不意味著這三方面是截然分開的”。在《漢語史稿》的《緒論》部分，王力先生舉“詞”這種語言現象為例，指出“詞”是意義、聲音、形態結構組成的一個整體，“語音的關聯往往意味著詞義的關聯（例如‘小’和‘少’）”，“詞尾的產生往往引起語音的輕化（例如‘子’‘們’‘了’‘著’）”，“我們如果不全面地研究這三方面的因素，我們就不能發現一個詞的特徵”；漢語語音史部分，第一節就是“語音和語法、詞彙的關係”，舉出聯綿詞和駢詞等證據；漢語語法史部分，特地在開頭舉出漢語音變構詞等證據；漢語詞彙史部分，專門舉出漢語同源詞等證據探討語音、詞彙、語法相結合的研究，都貫徹了這種研究理念。後來出版的《同源字典》更是集中探討漢語史上的同源詞。這種研究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針砭作用。
《先秦古韻擬測問題》談到古音擬測的意義：“所謂擬測或重建，仍舊只能建立一個語音系統，而不是重建古代的具體音值。如果擬測得比較合理，我們就能看清楚古今語音的對應關係以及上古語音和中古語音的對應關係，同時又能更好地瞭解古音的系統性。”王力先生在《我的治學經驗》中說：“‘語言是一個系統’這個原理我一生受用不盡。我用這個原理指導我的語言研究，相信是有成效的。”
他認為，哪怕是一個詞的微觀研究，也必須注意系統性。他對上古音韻母“脂微分部”的研究可以算作微觀研究，受到了章炳麟《文始》分出隊部的啟發，不僅根據《詩經》至南北朝的押韻，還充分運用“語言是一個系統”的原理，做到系統和材料的完美結合。王力先生仔細抽繹以《詩經》為主的先秦韻文，明確清儒所分脂部應該分為脂微兩部。傳統音韻學有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的說法，按現代語言學理論，陰聲韻指韻尾是母音或沒有韻尾的韻母，陽聲韻指韻尾是鼻音m、n、ng的韻母，入聲韻指韻尾是p、t、k的韻母。王力先生自覺接受清儒所創陰陽入對轉的科學理論，看出清儒的分部，質（韻尾為t）、真（韻尾為n）二韻部的主要母音相同，形成陽入搭配，物（韻尾為t）、文（韻尾為n）二韻部也是主要母音相同，形成陽入搭配，唯獨陰聲韻只有一個脂部，不能形成一陰、一陽、一入的相配格局。如果將清儒所分脂部分為脂、微兩部，那麼就能形成“脂、質、真”“微、物、文”這種整齊的搭配，陰、陽、入對轉的系統性觀念在他進行脂微分部時幫了大忙。由於論證極周密，因此脂微分部很快獲得舉世公認。再如中古的祭、泰、夬、廢四韻，上古常常互相押韻，有人據此給上古音單立一個陰聲韻的祭部，這個祭部放到陰陽入相配的格局中顯得孤零零的，破壞了上古韻部的系統性格局。王力先生敏銳地發現，這個祭部上古韻文中常常跟月部相押，其他各部也多有中古陰聲韻的去聲在上古跟入聲韻相通的證據，於是他將中古陰聲韻的部分去聲字歸到上古入聲，稱為“長入”，祭部不獨立成部，而是歸入月部長入。這樣，既解決了祭部的上古歸屬，又維護了上古韻部的系統性。由此可見，王力先生不為建立理論而歪曲分析具體材料，不生搬硬套，力爭觀察正確，達到十分精審的地步。《中國現代語法·自序》談到他在研究中國語法“疑的時期”發表了《中國文法學初探》，“當時我的破壞力雖大，建設力卻不足；批評人家的地方雖大致不錯，而自己創立的理論卻往往陷於觀察不確”；到“悟的時期”，覺悟到“空談無補於實際，語法的規律必須是從客觀的語言歸納出來的”，要做到“能觀其全”，強調觀察語言事實必須正確、全面。
創立系統與佔有材料、重視例外
《我的治學經驗》說：“科學研究並不神秘，第一是要有時間，第二是要有科學頭腦。有時間才能充分佔有材料，有科學頭腦才能對所佔有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這兩條經驗是王力先生學習和研究實踐的總結，樸素表達了他所認定的從事中國語言學系統研究的基本條件。
從事系統研究，必須高度重視構建系統的各種材料，全面蒐集、整理，尋求邏輯的自洽，這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王力先生28歲時出版《老子研究》，附記寫道：“今人喜言歸納，實則恆用演繹。凡利於己說者，則蒐羅務盡；不利己說者，則絕口不提。舍其不利己說者而觀之，誠確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莫此為甚。餘為是篇，於《老子》全書，幾無一語未經道及，宜無片面觀察之嫌。顧彼此相較，則吾術為拙；往往一語齟齬，全章改作。非不知棄全取偏之易為力，羞而不屑為也。”
《我的治學經驗》：“從事科學研究要有科學頭腦。對語言研究來說，科學頭腦也就是邏輯頭腦。”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系統都由概念組成，系統化的概念是獲得新知的必要前提。王力先生1934年出版《論理學》，“論理學”即後來的“邏輯學”，說明他對形式邏輯下過大功夫。他重視邏輯和語言，邏輯和學術研究的關係，他的《邏輯與學術研究、語言、寫作的關係》指出，“沒有思維就沒有語言”，“思維，或者說思想，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才能產生”；“我們搞學術研究”，“只有在綜合分析材料之後，才能引出結論”，“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對邏輯的應用非常重要”，要求運用概念有同一性，推理要嚴密等，重視它們在建立系統中的基礎作用。
王力先生博覽古今中外相關書籍，特別是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親炙中外名士，早有負弩先驅之志。他治學高度清醒，自覺儲備多方面系統知識，包括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哲學、邏輯學等。《中國現代語法·自序》：“中國語法學者須有兩種修養：第一是中國語史學；第二是普通語言學。缺一不可。”他以超常毅力，擠出點滴時間，佔有極其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充分運用邏輯思維，既有很多精細的微觀考察，又精心研究建立學科體系的各種系統和非系統材料，抽絲剝筍，去偽存真，取精用宏，揭示了很多規律，搭起了漢語研究的多種學科框架，建立多學科體系。
研究語言系統，必然面臨對非系統部分的例子的分析，也就是對例外的處理。語言是一種高度複雜的社會系統，非常便於人們觀察系統中夾雜的非系統部分。這些例外，絕大部分直接關涉語言演化，有些跟語言演化無關。治漢語史學科，時空矛盾更加突出，面對的例外更多，必須鑽研歷代古書才能解決。古書是用古代漢語、古代漢字來記錄的，異質成分多，諸如訛脫誤衍，還有後人改動的情況。這些例外大多都跟寫書時的語言演化無關，治漢語史，必須剔除它們。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會存在文字錯訛和後人改動的情況，如果沒有校勘的功夫，以為凡是例外都是反映漢語演變的材料，就會導致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囫圇吞棗的治學方式，在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特別多，我們應引以為戒。
王力先生一直注重材料中的例外，提出利用“系統”的方法來克服“非系統”帶來的干擾。《中國文法中的系詞》說：“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與校勘學發生很大的關係。古書的傳寫……另有一種訛誤的來源：有些依上古文法寫下來的文章，後代的人看去不順眼，就在傳寫的時候有意地或無意地添改了一兩個字，使它適合於抄書人的時代的文法……我們研究文法史的人，對於這類事實卻絕對不該輕易放過”；提出瞭解決問題的辦法：“嚴守著‘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則，凡遇單文孤證，都把它歸於存疑之列，以待將來再加深考”，“如果我們在某一時代的史料中，只在一個地方發現了一種特別的語句構造方式，那麼就不能認為通例，同時也就不能成為那時代的文法。縱使不是傳寫上的錯誤，也只能認為偶然的事實罷了”。對於“單文孤證”的語言現象，他提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傳寫的訛誤，二是偶然的事實。所謂“偶然的事實”，指的是還沒有形成一條規律，是“非系統”的現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實踐有大量用系統方法處理“非系統”的經典案例。古音研究方面，對例外諧聲的處理是一個典型個案。瑞典學者高本漢常常據例外諧聲反映出來的聲母相通現象，給上古音構擬一類聲母，這就是複子音聲母。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根據系統觀批評高氏的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他不知道諧聲偏旁在聲母方面變化多端，這樣去發現，複子音就太多了。”這個批評很深刻，因為變化“多端”，所以存在多種可能的解釋，複子音的處理方案就顯得草率。在語法史研究方面，王力先生對系詞“是”產生時代的例證分析也是一個典型個案。他注意到上古有《史記·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也”一類極個別“是”作系詞的例子，屬於“非系統”，因此他不將這種例子作為系詞“是”產生時代的例證。後來人們從馬王堆出土的文獻中發現有5例“是”作系詞的例子，這些例子的“是”作系詞不可能是“傳寫的訛誤”，但沒有排除他所謂“偶然的事實”這種可能，也就是還沒有成為一條規律，所以他仍然持保留意見。後來人們找到先秦兩漢更多古書有“是”作系詞的例子，遠在10例以上，才可以說徹底論證了戰國以後系詞“是”已經產生了。在詞彙史研究方面，《“江、河”釋義的通訊》《說“江、河”》二文是利用系統方法克服“非系統”因素干擾而正確分析詞義的典型案例。王力先生透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明確上古“江”專指長江和長江支流，“河”專指黃河和黃河支流，針對一些糊塗認識，指出《荀子·勸學》“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的“江河”只能理解為長江、黃河。
語言的發展，常常帶來對舊系統的破壞，這種破壞作用“其來有漸”，表現出某種臨界狀態，不一定反映新的語言現象的達成。對於例外中涉及語言系統演化的部分，要特別注意這些材料是否真正反映了跟系統的質的區別。王力先生重視例外材料的細緻辨析，哪怕是一個不起眼的用例，他都放到成熟的理論系統中加以審視，徹底弄清其真諦。在他的著述中，這種微觀的精細辨析比比皆是，往往鑿破鴻蒙，令人大開眼界，至今都是處理例外現象的最佳方案。碰到模稜兩可的情況，他提出要根據一個時代的整體語言系統來加以決斷，也就是建立歷史和系統的觀點。如果這些“例外”只有一例，那麼，即使它們真正跟共時系統反映的事實有質的區別，但由於是個別用例，因此他就作為孤證對待，“孤證就是缺乏社會性的偶爾出現過一次的例證”，要考慮傳世文獻具有後人改動的可能，希望找到確鑿不移的證據加以取捨，但這不能作為語言演變的確證。如果不屬於“孤證”，就確認它屬萌芽或殘存狀態。這樣精微的研究，是使王力先生建立的系統血肉豐滿的根本保障。
系統地吸收，才能系統地構建
王力先生能在中國語言學研究方面搭起多種學科框架，跟他充分吸取古今中外學術精華有極大關係。人們說王力先生“學貫中西”，這只是一個通俗說法。嚴格說來，科學研究不分古今中外，古今中外都有科學成果，也都有非科學成果。過去，不少人用“學貫中西”來判別一個學人成就的高下，至今還有一定影響，但這不準確。科學的認識應該是：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已知知識或學術精華。
王力先生搭建不同學科的框架，都有中外比較的視野，框架總體和研究思路主要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具體內容採納我國學術精華甚多。這樣安排學科框架的研究理路符合清末新式學堂創辦以來的學術取向，將學科內容分為若干部分，有條理地分篇、分章、分節加以敘述，理論色彩遠超古代。中國古代語言學重實用，古代語言學家對相關學科做了很多微觀和宏觀研究，成果累累，足資後人吸收；但他們大多不注重搭建各門學科的理論框架，理論創新常常湮沒在材料分析之中。《中國語言學史》說，“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王力先生吸收西方語言學理論，主張理論不能脫離實際，要吸取西方科學有用的理論、方法和研究視角，棄其糟粕；物物而不物於物，反對亦步亦趨。清華研究院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1927年）對此已有明確闡述，《中國現代語法·自序》回顧他研究中國語法“蔽的時期”的毛病：“只知從英語語法裡頭找中國語法的根據，不知從世界各族語裡頭找語法的真詮。當時我儘管批評別人削足適履，‘以英文法為楦’，其實我自己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他創立不同學科框架，根據不同研究條件和需要靈活吸收，不同學科體系吸收學術精華的側重點不完全一樣，漢語詩律學、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吸收我國古代相關成果尤多。中國語言學史對我國曆代語言學的分析、評價都建立在細讀原注的穩固基礎之上，往往要言不煩，恰如其分。
王力先生很早就從演變的角度思考漢語史的問題，《中國古文法》已有這方面內容，提出“文法之為物，但賴習慣以成，例不十則法不立；所謂合法非法，當以合習慣非習慣為標準，不當以見於名人之文為標準”，竭力祛除崇古抑今之病，分“古文法”和“今文法”，探討語言習慣的變遷。《中國文法學初探》（1936年）明確提出“至少該按時代分為若干期，成為文法史的研究”。漢語史學科框架的建立深受歐美語言學，特別是蘇聯的影響。19世紀後半葉以來，歐洲人就寫出了英語史、德語史、法語史、俄語史等著作。王力先生仿照歐洲一些單一語言演變史，主要是蘇聯多部俄語史著作建立漢語史框架，《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驗和教訓》一文詳細闡述了《漢語史稿》的借鑑之處。《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詞彙史》《漢語語法史》採取語音、詞彙、語法史的敘述框架，借鑑了歐美著作，法國語言學家房德里耶斯《語言》就是採用這種框架敘述語言學的，《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驗和教訓》講按照語音、語法、詞彙三部門敘述漢語史，“這樣做，是蘇聯俄語史的做法”。王力先生漢語史研究的一些視角、內容也對西方語言學多所吸收，《漢語史稿》和《漢語詞彙史》都有“詞是怎樣變了意義的”和“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吸收了房德里耶斯《語言》的觀察視角和部分內容。
王力先生看出，中國古代語言學在漢語材料分析和組成系統的各部分及其關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對建立學科體系作用巨大，一反舊時部分學者棄慎思而任情，執偏見為入流，毀萬古以趨時的“逢古必反”的研究趨向，客觀冷靜地將這些優秀成果納入各種學科框架，這是他開創多種學科的制勝法寶之一。《漢語詩律學》將“漢語詩律的一般常識”和“前人研究”得出的“比較高深的知識”，加上王力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句式和語法”，以及韻律方面的意見整合在一起，構建漢語詩律學系統。《漢語史稿》敘述“中國曆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指出：“中國曆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必須利用古人語言研究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同源字論》總結既往漢語同源詞研究得失，提出“將要謹慎從事，把同源字的範圍縮小些，寧缺毋濫，主要以古代訓詁為根據，避免臆測”。
王力先生的《中國古文法》已體現出致力於立足漢語材料，構建古代語法系統的追求。他區分“世界文法”和“中國文法”，主張治世界文法要“觀其會通，不當限於西文也”，治中國文法“當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明確指出語法研究要揭示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夫文法者，敘述之事也，非創作之事也；習慣之事也，非論理之事也；客觀之事也，非主觀之事也”。王力先生畢生建立中國語言學多種學科體系，都謹守探尋“客觀之事”這個治學的根本原則。無論對既往研究成果的取捨，還是自己得出的新結論，都以是否揭示客觀規律為準繩。
科研不等於寫文章，只有系統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才是科研。有些感悟式、碎片化的治學成品，可以歸到科研成果一類，但常常缺乏全域性觀、系統觀，難以達到深廣的境界。追溯王力先生為什麼善於構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我們可從他的求學歷程和學術抱負方面去探討，但學術抱負又根源於他的求學。王力先生的系統構建，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他很早就係統閱讀中西語言學及相關學科那些建立系統框架的著作。據《我是怎樣走上語言學的道路的》，他20歲時就開始閱讀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倘若王力先生沒有仔細閱讀這些建構系統的著作，他畢生致力於建立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事就無從做起。
中國古代不乏建構學術框架的語言學著作，音韻學方面尤其顯著。例如上古音研究，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韻標準》、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孔廣森《詩聲類》等等，都建構了各自的上古韻部框架。王力先生之前，章炳麟《文始》《國故論衡》、黃侃《音略》等，都建立了他們的上古聲韻系統框架，這得益於他們閱讀清代這些上古音著作。王力先生也是深受這些著作的啟發，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系統的。據《漢語音韻學》（原名《中國音韻學》）和《清代古音學》等著作，王力先生對顧炎武以迄章、黃的著作都做過非常細緻的系統閱讀。清末，中國人仿照西方模式，寫出一些建立中國語言學分科框架的著作，例如《馬氏文通》，王力先生26歲時就詳細地閱讀了此書，他《談談怎樣讀書》中說：“昨天我看從前我念過的那本《馬氏文通》，看到上邊都寫有眉批。那時我才二十六歲，也是在清華當研究生。”他的導師梁啟超、趙元任等，都是善於建構系統的學者。
《我的治學經驗》：“我到二十四歲才學英語。二十七歲我開始學法語……五十歲學俄語……我還憑這點外語知識讀了一些外國出版的語言學書籍和雜誌。”留學法國以後，他閱讀了大量西方學者的語言學著作。西方學者比較擅長系統建構，閱讀這些書籍，無疑有助於他構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他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徵引了魯斯洛《法語發音概要》、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後來的《漢語音韻學》，附錄部分《漢語音韻學參考書》更徵引了多部英法文寫的關涉系統框架的著作。方光燾《王力〈中國語法理論·造句法〉導讀》談到“王力的書所依據的理論”，明確指出，王力的漢語語法研究“受到房德里耶斯《語言論》一書的理論的影響。同時，他又採納了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的某些學說。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響是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伯森的‘三品說’”，此說有根據。《我的治學經驗》寫道：“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開創性的漢語研究工作，其實並不是什麼開創性，只是普通語言學原理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
唯有真正系統地吸收，才有可能真正系統地構建。為了將中國語言學研究導向深入，我們必須系統地構建，零敲碎打的閱讀是不可取的，必須真正系統地閱讀中外有用的語言學著作。
繼承先賢遺產，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真詮
學術史告訴我們，學科的整合和分支是學術發展的兩條主線，貫穿整個學術史。王力先生創立各種學科體系的實踐，深深地體現了這樣的主線。他以構建多種學科體系為己任，珍惜光陰，筆耕不輟，不斷提出真知灼見，死而後已，留下近千萬字的學術著作，光照學林。
中國語言學的真詮遠遠沒有窮盡，我們需要在王力先生等先賢研究的基礎上，不斷整合中國語言學的不同學科，分支、裂化原有學科，紮實推進，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的真詮，這是我們的時代使命。從這個角度說，王力先生構建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實踐會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
（作者：孫玉文 劉翔宇，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