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信切入來研究作家，北塔有這樣的“執念”：作為史料，書信最大的價值就在於“信”，所謂“信”者“信言”也，“信”者“信史”也。
中國最早的現代作家書信合集應當是出版於1936年由孔另境編寫的《現代作家書簡》，魯迅曾為此書作序，序言中他對書信提出了較為辯證和公允的評判：“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由此可見，相較於其他文體，書信是比較具有可信度的。
然而，書信雖可信，卻不意味著能無條件全信。首先，證實與證偽就是必不可少的環節。面對浩如煙海的信件，北塔坦言，自己要像警察探案一般，從裡到外，蒐羅儘可能多的蛛絲馬跡，整理諸多證人證物證詞。一條孤證，不足以輕易定論，要等到掌握了足夠多的可靠證據，才能真正拍板。“由於缺乏鐵證，暫時實在辦不成的，我會老老實實地承認並存疑，以待將來有更多有效證據浮出水面。”北塔說。
從事這項研究，不但要成為“警察”，還要成為考古學者。那些年代久遠、數十年無人問津的信件，與深藏於地下的文物別無二致，“我們要做的，無非是另一種形式的考古挖掘。”北塔說，這便是知識考古學的方法，比方說“發掘”某個詞，就是使它在茅盾書信中或者在茅盾的詞彙表、觀念庫中乃至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位置和意義得以“重見天日”。趙樸初曾致信茅盾，信的開頭有一句話“承撥冗為鑑真和上像‘探親’撰詩，至為感佩”，稱鑑真為“和上”，而非“和尚”，是為什麼？北塔注意到這一點後，就翻閱了眾多佛學典籍和翻譯的外文文獻，先後排除了個人特殊稱謂、日本發明詞彙等種種猜測，最終在《慧苑音義》《百一羯磨》等佛經典籍中找尋到了“和上”一詞的本義是“親教師”，並釐清了“和上”與“和尚”的差異。
以上的工作，都是在文獻的範疇裡打轉，尋常的文獻研究也不過囿於此。但在茅盾書信研究中，北塔卻一次次地走出書齋，到田野裡尋線索、找答案。茅盾是浙江嘉興人，在與吳地方言人書信往來時，他常常會用到方言。“我雖然也來自吳方言區域，大部分方言我都能懂，但還是有一些我不懂或不太懂的，一是八九十年前的方言跟我這五十年裡所學到的不一樣；二是我的家鄉跟茅盾的家鄉畢竟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在舟船時代，恐怕得半天乃至大半天，相互之間的交通乃至溝通還是有一點點障礙或距離，這種語言文化的同中之異在一百年前肯定大於五十年前。”於是，田野調查的工作就無可避免，方言的年代差異和地域差異是進行研究時要跨越的兩道鴻溝，而尋訪家鄉老人和茅盾本人的師友就成了破譯方言密碼的兩把鑰匙。
就這樣，在書齋之內與書齋之外，書信從塵封的時間裡破土而出，給了後人重新認識茅盾的機會。（大眾日報日報客戶端記者 李夢馨 朱子鈺 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