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自先秦荀子《賦篇》、宋玉《高唐》《神女》以至清代諸家賦作，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鋪採摛文，體物寫志”的賦體文學始終綿延不絕，具備相當的成就和影響。古人往往“詩賦”或“詩詞歌賦”並稱，可見賦體是一種具備自身獨特藝術魅力的文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現當代以來，中國賦學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沉寂。直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賦學研究才又逐漸活躍起來，但相比於詩、詞、小說等文體仍屬“冷門”。究其根源，除了研究者思想觀念存在偏差及賦體語言相對較為艱深之外，學界對載錄和評論賦體文學的重要載體——賦學文獻的清點、整理和介紹工作仍顯薄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下，在賦體總集編纂方面，當推馬積高等編《歷代辭賦總彙》為代表，但這部鉅著在所收作品數量、所選作品底本包括文字校勘等方面仍存在較大校補空間。在對賦學基本文獻的介紹方面，葉幼明《辭賦通論》、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曹明綱《賦學概論》、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臺灣林振興博士論文《清代賦話述評》、許結《賦學講演錄》等均有涉及，但各家所論的均只是歷代賦學文獻的一部分，且限於主題及體例，大多未能展開論述。學界亟缺一部專門的，能全面揭示古代賦學文獻面貌的目錄提要類著作。
蹤凡教授近日出版的《中國賦學文獻考》有力地彌補了這一缺憾。該書首次全面清點與評介了中國古代賦學文獻，為學界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賦學基本文獻參考書。
本書屬於目錄學中之“專科目錄”，共收錄介紹中國賦學文獻600餘種，大體可分為“專門性賦學文獻”（即專門對賦體文學作品進行編集、編選、評論、註釋的文獻）、“相容性賦學文獻”（即收錄、評論或註釋賦體作品較多的總集、別集和詩文評著作如《文選》《文心雕龍》等）、“依附性賦學文獻”（部分較為重要的，載錄或摘引了賦體作品或賦論文字的史部、子部文獻如《史記》《漢書》《藝文類聚》等）三類。
在體例方面，本書以時代為綱，以類別為目。先依歷史時期分為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含遼金）、元明、清代五卷。每卷內又劃分為賦總集、賦別集、賦論、賦注四大類，每類之下又分正編（專門性賦學文獻）、外編（相容性賦學文獻和依附性賦學文獻）。每部分下所收文獻大體按時間先後排列。而具體到每種文獻（尤其是專門性賦學文獻）下，作者均詳列（考）其作者（編者）、注者、評點者生平履歷、歷代著錄情況、主要版本情況（細至書中鈐印文字、所藏地及善本號等）、內容（類似解題，談其主要內容包括其價值、缺陷，並對其給予較為公允的評價）、學界研究情況（提供新的學術進展線索，具體到書目、出版社、出版年甚至具體起止頁碼）等資訊。而對於先唐時期許多已散佚之賦學文獻（約280種），則再加列“著錄及考釋”一部分，根據《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前人考證文字等對其流傳情況加以考訂梳理。而對部分相容性和依附性賦學文獻，介紹時則相對從略。全書繁簡得當，體例鮮明。
為了提供全面而準確的賦學文獻資訊，作者在對賦學文獻進行考證和評述的過程中，也廣泛參考吸收了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凡有借鑑，皆有註明。同時，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包括前人所論未臻完備之處），作者亦常有自己精到的見解。如學界常認為漢代的文學註釋始自毛《傳》，而以鄭《箋》和王逸《楚辭章句》為代表。至於賦注興起則晚至晉宋時期。而作者從《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及《文選》李善注中鉤沉出漢代賦注584條，進而指出漢代賦注家有曹大家、延篤、胡廣、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等12位。其中曹大家《幽通賦注》更是大量徵引典籍以注詞句，實開後世徵引訓詁體式之先聲。這一發現說明漢代賦注是漢代學術史的重要一部分，同時大大推前了早期賦注的產生時代。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廣泛吸收和介紹學界先進研究成果的同時，作者在本書中對自己此前成果中存在的瑕疵也從不諱言，常有重行訂正之舉：如作者在統計《藝文類聚》收賦數量時，特地出注，表示自己此前在《論稿》中的統計資料有誤：“拙文《〈藝文類聚〉與中國賦學》統計資料……比本文數量更多，是因為當時將七、對問、收在‘書’類的《僮約》、收在‘吊’類的若干弔文、收在‘文’類的賦序等也統計在內。但根據《藝文類聚》的體例，這些文章都不屬於‘賦’體。今予以更正，特此說明。”（305頁）又如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會稽三賦注》，“版本”項著錄《輯刊》第154冊影印上圖藏明末刻本，作者指出“《輯刊》誤題為明嘉靖二年（1523）南大吉刻本”（590頁）。又如清吳光昭、陳書著《賦匯錄要箋略》，作者在介紹此書研究狀況時坦言：“蹤凡《漢賦研究史論》對此書有介紹，但將編者‘陳書’誤作‘陳書仝’”（867頁）。《史論》出版於十幾年前，作者始終不忘校訂其中錯誤，由此亦可看出作者一絲不苟，自我批評，力求進步的學風，值得敬佩。
總體來說，該書兼具文學史料目錄與學術史的性質，書中既有細緻周詳的文獻版本情況著錄，也有深刻的內容考辨。作者從文獻出發，用文獻說話，透過對大量中國古代賦學基本文獻進行勾稽、清點與評介，一方面系統總結了本學科的基本文獻及相關研究情況，廣度與深度兼備，作為一種史料工具書，為後學搭建了基本的賦學文獻學術平臺和入門階梯。另一方面則透過細緻的文獻考辨，以點帶面地展示還原了賦體文學在兩千餘年間創作、結集、註釋、評論和研究的演進脈絡，堪稱一部忠實客觀的賦體文學發展史和賦學理論史，進一步推進了學界對於賦學文獻的認識，為學界對賦學文獻（尤其是明清賦學文獻）作進一步深入研究指明瞭方向。
金無足赤，如果說本書尚有一些小問題可再作完善的話，首先是書中有一些文獻或文字有重出之嫌。如第三卷“唐宋賦學文獻（含遼金）”第三章“賦別集正編”下收唐卜應天《雪心賦》（355—356頁），對其內容已作介紹。而第四卷“元明賦學文獻”第六章“賦注正外編”又收明謝昌注《新刊地理捷要釐正雪心賦》（598頁）。實際上，《新刊地理捷要釐正雪心賦》“內容”項下大多仍在介紹《雪心賦》，與前文文字多同，唯所論較為詳細深入。且後書“研究”項下所列《繪圖雪心賦》等研究成果亦已見於前，此類或可擇要合併。
其次是書中所考錄文獻的版本項仍有可補正之處。如題為宋釋曇瑩所撰的《珞琭子賦注》二卷（433頁），作者在“版本”項中只列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金山錢氏守山閣叢書本、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弘文書局守山閣叢書本及《輯刊》影印弘文書局本三種。事實上，釋曇瑩《珞琭子賦注》最常見的本子可能還是《四庫》本，但本書未列。而前文宋徐子平所撰《珞琭子三命訊息賦注》版本項中則首列《四庫》本（422頁），實際上徐子平書與釋曇瑩書在《四庫》中為相連續的獨立兩種，不應漏收。
不過，由於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國內部分孤本善本確實難以得見。同時，如前所述，本書所舉各賦學文獻古籍原件多曾經作者親自寓目，對自己未見之本，作者或徑直不錄，或坦言某本未見但某書某頁有錄。這種相對少而精準的著錄，在某種意義上又遠勝過轉引胥鈔了。
最後還有一點期待，那就是對藏於港臺及海外的賦學文獻仍值得下大力氣進一步收集補充。如元嶽熙載撰，佚名注《天文精義賦》五卷（543頁），本書“版本”項著錄僅取上海圖書館藏光緒十年（1884）方功惠《碧琳琅館叢書》本及《輯刊》影印方本二種。而據筆者所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此賦註明鈔本一部，是書四周雙邊，黑口，雙黑花魚尾。半葉八行，行十三字，烏絲欄，又多硃筆勾乙、補字、圈點、旁批。書前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田題記，值得收入。
（作者：佟亨智，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