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以下簡稱“博物館”）裡，收藏著一塊特殊的懷錶，它直徑4.7釐米、高6.5釐米，質地是銅；它的外觀很破舊，下方有許多小缺口，裡面的數字6也已經幾乎看不出。看起來，這塊懷錶已經停走許多年了。

關於這塊懷錶，捐贈者名叫楊之華，時年58歲。在捐贈的同時，她也向博物館工作人員，細緻講述了這塊懷錶背後的歷史淵源。

原來，這塊表並不是她的，而是她已經去世的丈夫——瞿秋白烈士（1899～1935）的私人遺物。別看這麼一塊小小的懷錶，其背後的淵源不簡單，還“牽連”了另外三位曾經或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開國大將徐海東、中共早期領導人沈澤民。

要說這四人是如何聯絡到一起的？事情就源於這塊小小的懷錶。

▲現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懷錶

一、金錶“換”銅表

大約是1920年8月，瞿秋白曾以北京《晨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進行參觀訪問，並與革命導師列寧多次進行交談。他是最早一批向國內傳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

大約是1922年，由於蘇聯經濟陷入困境，為拯救危機，莫斯科民眾在政府呼籲下，紛紛捐出個人金器，比如金項鍊，金手錶等。此事轟動一時，展現出了極強的愛國主義精神。

與此同時，正在莫斯科訪問的瞿秋白，也為這種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深厚“魚水情”所觸動，主動拿出了當時身上唯一還值點錢的物品——一塊從祖父流傳下來的金錶。這塊表，不僅價值不菲，而且意義深重。

其實，瞿秋白贈金錶這件事，表面上看純粹是個人行為，但實際所引發的聯想是不可小覷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無論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經驗，都迫切需要蘇聯共產黨的支援，甚至是手把手的教導。

所以，瞿秋白贈金錶，表面上贈的是個人財產，但實際上傳遞的是來自中國人民的善良關懷，正所謂“禮輕情意重”。身為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不僅心地善良，而且具有極高的政治智慧。

▲列寧會見瞿秋白，油畫

不過，這件事還沒完。蘇聯政府收到這塊金錶後，意外瞭解到了捐贈者瞿秋白的特殊身份，感動之餘於是又回贈了一塊蘇聯產的銅表，並鄭重向瞿秋白和中國人民表示感謝。瞿秋白卻之不恭，於是欣然收下回禮。

這一來一回，變的是瞿秋白手錶的顏色，不變的是中國人的善良，和中國革命者的追求與誠意。後來，瞿秋白就戴著這塊懷錶，返回了國內。同時帶回來的，還有蘇聯方面的最新理論和實踐指導。

由此，關於這塊懷錶的故事，正式拉開了序幕。

▲沈澤民

1923年夏，瞿秋白受聘為上海大學的教務長兼社會系主任。正是在這裡，他結識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社會系教授沈澤民，著名文學家茅盾（原名沈雁冰）的親弟弟。

他們可以說是“金蘭之交”，不僅年齡相仿，氣質相仿，而且志向相同。與此同時，他們還有著許多微妙的緣分：1924年11月，瞿秋白與楊之華結為夫婦；1925年11月，沈澤民與張琴秋結為夫婦；巧合的是，楊之華與張琴秋同是上海大學的學生，關係十分親密。

基於這種美好的緣分下，婚後瞿秋白夫婦與沈澤民夫婦，住到了同一條弄堂裡，與茅盾夫婦成為了鄰居。他們雖然公開身份不同，但隱藏身份是一樣的，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後來的幾年時間裡，他們各自奔走在共產革命的道路上：茅盾以筆為矛，以紙為盾，寫出了大量抨擊國民黨反對派的文章；瞿秋白在1927年八七會議後，成長為繼陳獨秀之後黨的第二位最高領導人；沈澤民原本是河海大學的高材生，後來也放棄了理工前途，踏上了政治革命鬥爭的道路。

在他們三人中，也許是年齡相仿和工作相近的原因，瞿秋白和沈澤民的友誼似乎更深重一些。

▲沈澤民與張琴秋結婚照

大約是1931年春，沈澤民和張琴秋夫婦被黨中央派到鄂豫皖蘇區工作。臨行前，沈澤民向瞿秋白道別，兩人進行了一番長談。

瞿秋白十分不捨自己這個親如兄弟的朋友，遂在臨別之際，將自己多年前獲贈的蘇聯懷錶，轉贈給了當時缺表的沈澤民，並對他說：“這塊表是蘇聯同志送我的，你到了蘇區天天要打仗，這隻表對你有用，你就留作紀念罷。”

他們當時關係很好，沈澤民欣然收下了。然後兩人約定，等中國革命勝利後，一定要重新回到上海相會，到時再將這塊表“完璧歸趙”。

不過，願望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後來，他們兩人都犧牲了。

▲瞿秋白和楊之華

二、懷錶易主

1931年4月左右，沈澤民和張琴秋一起來到了剛成立的鄂豫皖蘇區，沈澤民被任命為中共鄂豫皖省委書記。同年11月，沈澤民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總之，沈澤民身在鄂豫皖蘇區，職位很高，但責任也很重，負擔也不小。

之所以說“負擔”，主要指的是身體健康方面。其實沈澤民早在上海的時候，健康狀況就不太好，有肺病。抵達鄂豫皖蘇區後，處在那樣重要的位置上，面臨史無前例的艱苦生存條件（主要指的是醫療方面），身體健康更是面臨了極其嚴峻的考驗。

但即便如此，沈澤民在收到哥哥茅盾的來信——勸說他回上海治病，等病癒再重返工作崗位後，依然給予了婉拒。鄂豫皖蘇區的創立和發展，耗費了沈澤民的大量心血。

▲沈澤民與哥哥茅盾

大約是1933年夏，紅25軍在圍攻七里坪一戰中遭遇失敗，部隊中因餓、病死非戰鬥減員達3000多人，部隊從1.1萬人降至6000多人。這是一次冒險軍事行動造成的嚴重惡果。

行動前，第74師師長徐海東曾提出反對意見，但未被採納。身為鄂豫皖蘇區的領導人，沈澤民對部隊的損失感到非常難過和自責。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沈澤民的肺病復發了，而且由於當時嚴重缺乏藥物，這場病情惡化得非常迅速，沈澤民的身體變得消瘦不堪，十分羸弱。

在這種情況下，當紅四方面軍主力決定西征的時候，沈澤民拒絕了隨隊出征，主動要求留在蘇區。

不過在隊伍撤離前，他做了一件事：他把瞿秋白贈予自己的懷錶，又轉贈給了時任二十五軍副軍長兼七十四師師長的徐海東，並向他講述了自己與瞿秋白之間的約定，以及關於這塊懷錶的往事。

也許，沈澤民當時已經預感到活不了太久，為避免懷錶落入敵人手裡，遂提前將其轉交給了徐海東，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在前線打仗，另一方面由他來延續這段與瞿秋白之間的約定。

▲徐海東

後來，徐海東戴著懷錶撤離了鄂豫皖蘇區。同年11月20日，沈澤民因久病無醫治，在湖北黃安縣天台山蘆花衝遺憾去世，年僅33歲。

臨終前，躺在病榻上，沈澤民還在堅持給黨中央寫報告，敘述蘇區的鬥爭情況以及對未來的規劃。寫完後，他用一種特殊的藥水，將報告內容寫在一件灰布襯衫上，讓同樣患病的成仿吾，穿在裡面順利帶出了蘇區。這是沈澤民生前最後一份報告。

不知是不是命運的巧合，在沈澤民去世後僅3個月，1934年2月，瞿秋白也來到了蘇區。不過他去的是中央蘇區——江西瑞金，距離好友去世的地方很遠，根本無法祭奠；更重要的是，他當時身體很不好，有嚴重的肺結核。

▲瞿秋白

同年10月，中央蘇區被迫開始戰略大轉移——長征。不幸的是，患重病的瞿秋白沒能跟著一起走。次年2月，瞿秋白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月18日在羅漢嶺從容就義，年僅36歲。

至此，沈澤民犧牲了，瞿秋白也犧牲了，兩人相約上海的願望，也徹底破滅了。

不過，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兩人友誼的重要見證物——那塊蘇制懷錶，被幸運地留存下來了，它被徐海東安全帶出了蘇區，帶上了長征之路，並帶到了偉大的抗日戰場上。

三、物歸原主

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後，徐海東在一次與彭德懷司令的交談中，偶然得知其手錶被炸彈損毀，於是一向慷慨的徐海東，踟躕之後還是將沈澤民生前留下的珍貴懷錶，又轉贈給了彭德懷，並告訴他：這塊懷錶原本是瞿秋白的物品，後來他轉贈給了沈澤民，不過如今，兩人都犧牲了，懷錶成了烈士遺物。

既然是烈士遺物，那如何處置就是非常關鍵的事情，要麼還給烈士後人，要麼交給政府，總之絕不能令其遭到損毀，更不能丟失。這其中的重要意義，徐海東懂，彭德懷當然也懂。

▲百團大戰戰場上的彭德懷

後來，彭德懷就戴著這塊懷錶，在華北抗日根據地，在巍巍太行山上，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戰鬥，尤其是百團大戰，打得日寇寸步難行，狼狽不堪。“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在彭德懷的軍功章上，應該也有這塊懷錶的一點功勞。

總之在那些年裡，一向脾氣暴躁、大大咧咧的彭德懷司令，始終無比小心地“呵護”著那塊小懷錶，無論是在炮火紛飛的前線，還是在大後方，都一直帶在身邊。如此小心謹慎，為了什麼？為的就是在某一天，可以將其“完璧歸趙”，了卻烈士的心願。

▲最後一排右四為楊之華

好在，彭德懷司令最終等到了這一天。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共產黨方面的全力營救下，被困新疆長達五年的楊之華，終於得到了釋放，並於1946年順利來到了延安。

不久後，他們在一次會議上碰面了。直到此時，彭德懷終於可以完成那個未竟的心願：他拿出那塊珍貴的懷錶，鄭重歸還給了瞿秋白烈士的後人——楊之華女士。

時隔幾十年，再次看到丈夫生前使用過的懷錶，楊之華感慨萬千，淚溼眼眶。瞿秋白雖然犧牲了，不過人們並沒有忘記他，他們像參加“接力賽”一般，將這個特殊的“接力棒”——懷錶，一棒又一棒傳到了自己手中。

毫無疑問，這是出於對瞿秋白和沈澤民的尊重，更是出於對烈士精神的傳承，對革命信仰的守護。

▲瞿秋白烈士塑像

當場，楊之華鄭重收下了這塊懷錶。與此同時，這意味著保護烈士遺物的重任，被轉交到了楊之華的肩上。

後來，她帶著這塊表離開了延安，去到了北京。再後來，她們一起經歷了新中國的成立，經歷了抗美援朝的勝利，經歷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晃，13年過去了。

直到1959年的某一天，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事博物館，並取名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聽到這個訊息，楊之華明白：這塊懷錶應該回到真正屬於它的位置了；只有在博物館裡，它才有可能被永遠流傳下去；它不止屬於瞿秋白和楊之華，更屬於國家和人民。

楊之華主動將這塊小小的懷錶，捐贈給了新成立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後來，它被認定為一級文物，並被取名為“瞿秋白的懷錶”。

▲“瞿秋白的懷錶”

從1920年到1959年，長達39年時間裡，這塊懷錶雖幾度易主，然而改變的只是它的蹤跡，它背後所代表的對烈士的尊重、對革命的信仰，從未改變。這是一種特殊的傳承，也正是這種“傳承”，幫助中國人一步步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