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近期正在故宮博物院展出，展覽從9月17日持續至11月18日。針對甘肅簡牘博物館的館藏、簡牘的歷史意義、國內外簡牘研究的現狀等問題，新京報記者採訪了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
9月17日，“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在故宮博物院正式開幕。自上世紀50年代敦煌研究院在故宮午門舉辦展覽後，故宮與甘肅敦煌跨越70年再度聚首。此次展覽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開設，分“絲路重華”“永珍人間”“保護傳承”三個單元，全方位展現了敦煌壁畫、彩塑、洞窟、佛塔等甘肅文化中代表性文物的複製品。
甘肅地理位置獨特，歷史文化豐富，是考古研究發掘的重鎮。在眾多出土文物中，甘肅簡牘作為紙張出現以前中國人主要的書寫媒介，是考察中國歷史的重要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化意義。甘肅也是一個簡牘大省，河西走廊更是被稱作漢簡之都，距今百餘年間，甘肅就已經有30多個批次、8萬多枚歷代簡牘出土，以漢簡為最。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肅敦煌首次挖掘出漢簡。1930年，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出“居延漢簡”。上世紀50年代以來，“武威三簡”、 天水放馬灘秦簡、敦煌懸泉漢簡等也陸續被髮掘出。
甘肅簡牘在學術界持續引發強烈關注。不過，簡牘學研究即使是全球範圍內相當重要的課題，當下也依然面臨著許多結構性的困境。同時，簡牘文化本身仍然與公眾之間有較大的隔膜，亟待傳播。
作為此次故宮敦煌特展的協作單位之一，甘肅簡牘博物館就承擔著出土簡牘的收藏保管、保護修復、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公眾傳播等職責。該館的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設立的省博物館漢簡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撥為省考古所漢簡研究室，2007年擴大為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2012年12月其職責併入甘肅簡牘博物館。不過，自成立以來，甘肅簡牘博物館一直缺少館舍，這給簡牘的保護、整理、研究等工作帶來困難，文物只能暫存在甘肅省考古所文物庫房中。為更好地傳播簡牘文化，甘肅省自2017年開始組織建設甘肅簡牘博物館。
據悉，該館將於明年正式開館，對外免費開放。屆時，人們將有機會近距離看到館藏的數萬枚簡牘，它們主要記載了兩千年前漢代河西邊塞的屯戍勞作、衣食住行、酗酒鬥毆、往來書信、行役戍備、思鄉之情、候望烽火、為傢俬市、受僱趕車、捕魚賣魚、採摘野菜、借錢借糧、私吞錢物、逃亡他鄉、追捕逃犯、盜墓取衣、偷盜官物等情境。從中我們可以細緻瞭解到當時河西走廊的政務、軍事、天文地理、農業醫學知識、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情況。藉此次故宮展覽的機會，我們針對甘肅簡牘博物館的館藏、簡牘的歷史意義、國內外簡牘研究的現狀等問題，當面採訪了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
簡牘書法風格異彩紛呈
新京報：甘肅簡牘博物館計劃於明年正式開館，館藏的簡牘上主要記載了哪些內容？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簡牘會展出？
朱建軍：簡牘是甘肅省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甘肅簡牘博物館現收藏簡牘39465枚，新館落成後，將要展出的代表性文物有：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壁書——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詔條》，該壁書是目前所見最完整的漢代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文書；《新莽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為研究漢人的飲食構成、接待規格、勞邊制度以及冊書編聯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元致子方書》是兩漢地下出土文物中儲存最完整、字數最多的私人書信；《相利善弊劍冊》對研究漢代的金屬冶煉和兵器製造具有重要意義；《隧長焦永死駒劾狀》對研究漢代的馬政、邊塞行檄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價值。
新京報：從簡牘中觀察書法的變遷一直是簡牘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比如有學者就認為甘肅出土的漢簡是研究中國漢字書法“隸變”的一個關鍵的載體。我們能從簡牘這種紙張出現之前重要的書寫媒介中獲得哪些有關書法的資訊？除了書法，你認為簡牘對於我們認知歷史有著怎樣的意義？
朱建軍：20世紀初簡牘大量出土以後，對當代書法產生了深遠影響。簡牘書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內涵。在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簡冊中，由於書寫者身份不同，我們可以看到異彩紛呈的書法風格。有字形多變、氣勢豪放的隸書，有形體勻整、瘦勁挺拔的篆書，有字字獨立、大小不拘的草書，有大小相兼、疏密得體的行書等。迥異的書風使簡牘書法藝術變得絢麗多姿，其藝術上的自然情趣也成為書家情性、審美意識的自然流露。這是在一定歷史階段中，各種因素互相作用而產生的結果，與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它不僅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書寫風格，而且促進了文字和書體的演變，也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作為墨書真跡為研究書體的時代和演變提供了重要證據。例如館藏文物《隧長焦永死駒劾狀》所展現的簡文書法，就是研究漢代章草的典範之作，是我們發現的最早的草書實物之一。
甘肅也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先後出土的6萬餘枚秦漢簡牘為研究兩漢時代歷史文化、絲路交流、中外關係等提供了重要證據。除了書法，簡牘對於我們認知歷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最早家書、公文書寫的載體，簡牘為我們研究秦漢絲路沿線邊塞戍卒的生活狀況和情感世界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簡牘文書是絲綢之路上東西交往的實時記錄，對於研究兩漢時期西北邊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特別是郵驛交通、民族社會、中原與西域各國的關係，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為重要，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歷史依據。
出土漢簡數量佔全國八成以上
新京報：除了甘肅簡牘博物館，國內還有長沙簡牘博物館。不同地區的簡牘文化有何異同？甘肅簡牘有怎樣特殊的價值？
朱建軍：雖是處於不同地區的簡牘文化，但兩地出土的簡牘文獻都忠實記錄了當時的社會實況。同時，受地緣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的簡牘文化又呈現出不同的個性。甘肅簡牘博物館收藏的簡牘以漢簡為最，出土漢簡數量佔全國八成以上，其中尤以懸泉置遺址的發掘和懸泉漢簡的發現為高潮和巔峰，素有“漢簡之鄉”的美譽。內容多為兩千年前河西邊塞軍事屯戍文書，是兩漢時期中原與西域關係和西北邊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民族、社會等領域的實時記錄與原始檔案，其中包含大量中西文化交流和“一帶一路”歷史淵源的第一手史料。而長沙簡牘博物館簡牘主要以兩漢、三國、孫吳時期的簡牘為主，內容主要涵蓋了地方郡縣的行政、管理、司法訴訟文書等，全方位反映了當時社會管理制度、社會生活、經濟生產、交通人口等詳細資訊。
甘肅簡牘具有出土時間最早、國內外影響最大、內容最為豐富、學科建設實力最強、研究成果最多等特點，是甘肅最具特色的文物資源和重要文化標識。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首次掘得簡牘以來，百餘年間共有8萬多枚簡牘出土，奠定了簡牘大省地位。甘肅簡牘既是我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也是古絲綢之路開拓興盛的實物佐證，在歷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如1973年出土於甘肅金塔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為研究漢人的飲食構成、接待規格、勞邊制度以及冊書編聯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價值。在甘肅簡牘博物館中，類似的記錄還有很多。
新京報：從20世紀初斯坦因發現“敦煌漢簡”，到三30年代貝格曼發掘“居延漢簡”，我們發現在發掘簡牘的事業中，西方學者的參與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外學者對於簡牘研究的關注點有怎樣的異同？在當下，國際範圍內對簡牘的研究呈現出怎樣的形勢？
朱建軍：百年的簡牘學研究實踐中，國內外學者已發表大量簡牘相關論著，成果豐碩，對於簡牘研究關注點也存在一些相同之處，他們的研究視角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漢代的行政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等基本史學研究。隨著簡牘文獻材料的日益增多，甘肅簡牘的發現，每每都是國際性的學術事件，在國內外學術界都會引起廣泛研究。
但是由於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國內外對於簡牘研究有一定差異性。國內學者不但對簡牘進行了基礎整理工作，還對簡牘歷史、文化制度、民族交通等，進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而國外學者的研究更多側重於簡牘形制、基礎性圖版、釋文整理以及考古發掘報告等相應的考古調查研究，包括了簡牘概述和啟蒙性論著、簡牘研究文獻目錄，編纂目錄、掌握研究資訊、回顧簡牘研究歷史等。
在當下，國際範圍內對簡牘研究呈現出的形勢主要表現為：首先，研究不斷深入。國內外學者人數逐漸增多，科研機構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使簡牘學不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與之相關的交叉學科如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文獻學和語言學等多種學科的不斷加入，共同推動著簡牘學的研究。其次，簡牘整理專刊密集出版。21世紀以來，簡牘整理專刊密集出版的情況讓人印象深刻，已刊簡牘再整理的成果也很豐富。最後，國家財力的不斷支援，使簡牘類整理、出版項目等成果得到有效展示，從而能夠順利完成並高質量出版，也使國際範圍內對簡牘研究的熱情日益高漲，深刻影響著中華文明的傳承與弘揚。
吸引更多人來研究簡牘
新京報：甘肅博物館在和蘭州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合作開設“讀簡班”等。類似的科研活動具體還有哪些？我們知道，“簡牘學”雖然理論上應該是一門顯學，但是在當下卻少有人關注。你覺得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我們該如何讓簡牘文化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朱建軍：類似的科研活動還有：“簡”述中國故事成果釋出會暨甘肅簡牘博物館未來發展思享會、《武威漢簡集釋》圖書首發暨“簡”述中國學術交流研討會等。新館落成後，我們將會開展更多的科研活動，吸引更多人參與到簡牘研究中來，讓沉睡的文物“活”起來。
近年來，簡牘日益受到社會各界關注，不少學者認為“今天是冷門‘絕學’研究最好的時代”，但是當下人們對簡牘學的關注度依舊缺乏。我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在一個個文明密碼被破譯的背後，後繼乏人、學科隊伍不完善是“簡牘學”這一冷門“絕學”揮之不去的尷尬。大學生一般都會瞄準市場需求、應用性強的專業，造成一些“冷門”學科被忽視甚至越來越萎縮。第二，學術壁壘高，內容晦澀難懂，難以與大眾親近，走進大眾視野。第三，這一冷門“絕學”的研究還面臨著研究能力的結構性失衡的問題。一方面，文獻的出現呈“井噴”之勢，另一方面，則是其中許多材料未能得到及時有效保護、整理與研究，再加上出土文物的脆弱性，一旦保護和整理工作不能及時進行，將有可能永久損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第四，媒體在冷門“絕學”的傳承弘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融媒體時代，對簡牘學的弘揚仍缺乏創新的傳播方式和手段，使大眾參與感不足，難以拉近簡牘與大眾之間的距離。
在未來，為了能夠讓簡牘文化獲得更大的影響力，煥發時代光彩，首先，我們要大力推動冷門“絕學”大眾化、通俗化。在新館落成後，將會有陳列展覽廳、社會公共教育室、觀眾互動室、學術報告廳、數字化科技展示廳等設施平臺，會透過多種方式為受眾講述簡牘所反映的日常生活故事，用故事寫文化、與大家話文明。其次，透過多種方式激發年輕學子對簡牘學的研究志趣。比如蘭州大學文學院就透過“強基計劃”，致力於培養一支專心研究“冷門絕學”的人才隊伍。再次，各個單位協同創新，助力簡牘文化“活”起來、走出去，文博系統深入合作，沿著通力協作的路走下去，簡牘文獻的整理研究才能產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索尋之旅和新時代的文化重建貢獻更大力量。最後，智媒化時代，要善用媒體。在做好館藏文物保護整理研究的同時，更要以注重主流媒體權威話語為依託，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創新報道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多渠道、立體化地還原簡牘背後的故事，將歷史智慧“簡”述給大眾。
積極開展數字化文物保護
新京報：您在很多場合都曾提及《甘肅秦漢簡牘集釋》這套書，甘肅簡牘博物館也是深度參與和主導這項研究的機構。這套書對於我們認知簡牘文化有怎樣的意義？
朱建軍：《甘肅秦漢簡牘集釋》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的資助專案，共收錄秦漢簡牘一萬多枚。首次全面公佈了這些簡牘的彩色圖版和紅外線掃描圖版，應用紅外線掃描技術，對簡文的還原和釋讀有質的提高，是數字技術與古籍整理研究的一次完美握手，原簡上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和文字筆畫輕重難以辨認的細節，在紅外線圖片上一目瞭然。
該書儘可能將清晰的圖片、準確的釋文以及科學的編排體例奉獻給讀者，作為系列叢書一共四種十冊，包括《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居延新簡集釋》《武威漢簡集釋》。由於體量大、研究難度大、參與學者多，這項工程陸續進行了八年之久。至2020年8月《武威漢簡集釋》的正式出版才標誌著“甘肅秦漢簡牘集釋”專案圓滿完成。該書集甘肅簡牘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是研究秦漢尤其兩漢時期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軍事、外交、民族、民俗、郵驛交通、西北史地、文字書法、科學技術等諸多領域、諸多學科彌足珍貴、無比豐富的資料庫。
新京報：簡牘的儲存一直以來是一個難題。新館落成之後，在儲存、修復簡牘和傳播簡牘文化方面，甘肅簡牘博物館將利用哪些新的技術？
朱建軍：當下，甘肅簡牘博物館積極開展數字化文物保護工作，對數萬枚簡牘進行紅外線掃描，並逐步展開高精度拍攝工作，使簡牘資訊永久儲存。在新館落成後，在儲存、修復簡牘和傳播簡牘文化方面，我館會充分利用5G等新技術，開展數字文物保護、技術應用和業務模式等前沿課題研究，打造優質數字文物保護內容產品。還將透過數字化手段，對簡牘文物進行數字化資訊整合管理，運用大資料、AI等方式，搭建簡牘文物數字化整合資訊研究平臺。在技術的加持下，甘肅簡牘博物館還將與新華網開啟一系列的深度合作，共包括“甘肅簡牘數字展館的設計建設”“簡牘研究成果新華網數字化、融媒體獨家首發”“文物資料數字化整合資訊研究平臺”“衍生產品市場開發”“博物館多渠道內容營銷”“打造核心IP庫”“簡牘文化內容推廣及國際化專案開發”“共建國內首個5G時代數字文物保護與傳承聯合實驗室”等八大內容。未來，甘肅簡牘博物館會充分利用新技術，讓新技術為簡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從而更好地“簡”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