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的童書市場上，學齡前孩子閱讀的繪本和科普書佔據了大半江山，父母們有著強烈的動力，希望孩子透過快樂閱讀獲得更多知識。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在篩選童書時會考慮孩子的興趣、閱讀的速度，以及圖書的內容是否適合，如果孩子不喜歡這本書，父母往往也沒有意願甚至沒有辦法強迫孩子去接受。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的閱讀興趣被不斷鼓勵，關於“什麼知識是有價值的？”這個問題也無須丟擲，只要在父母引導下且是孩子喜歡的知識就是有價值的。
在小童書微信群，有一位群友曾這樣問：“上了小學後，孩子在學前階段看的科普書會不會顯得特別重要？”這位家長已經在思考學前所接觸的知識在上小學以後的價值有多大。籠統地說，所有的知識當然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從分數的角度來說，那就未必了。因為學校是一個有統一教學模式的組織，它不會像父母那樣為自家孩子定製個性化的學習計劃。
在《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中，作者陳彬莉記錄了她在內蒙古自治區W縣進行的田野調查，在採訪了多位老師和學生以後，她發現在當下的中學教育中，判斷什麼知識是有價值的依據主要取決於什麼知識會進入高考考核的範圍。這意味著當孩子進入批次生產人才的教育流水線上時，知識的範圍被大大縮小了。可能很多小學生家長已經感受到了，學校推薦閱讀的書和孩子自己喜歡的書常常不是一個型別。
如果只按照學校規劃的知識來學習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呢？很可能孩子會把分數當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標準，而放棄了把閱讀當成終身學習的能力。
再回到那位群友提出的問題上，科普書裡的內容未必是小學裡要學到的，課外閱讀中學到的知識也不一定是分數能反映得出來的。有時候閱讀是這樣一種功力，當完成了從小學到高中所有的考試大綱後，仍然保有對課本以外知識的好奇。
今天書評君帶你看的這篇文章摘編自《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文中提到的W二中、W一中、Wh中學都是內蒙古自治區W縣所屬的高中，許多人都經歷過這樣緊張的高考備考。學校教育需要為知識劃出邊界，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本身是有邊界的。規避應試教育的唯分論，是學生從踏進學校的第一天就要思考的問題。
原作者 | 陳彬莉
摘編 | 王一
《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陳彬莉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6月版
01
一些知識受到重視，
而另一些知識則被忽視
什麼知識是有價值的？在當下的中學教育中，判斷的依據主要在於什麼知識會進入高考考核的範圍。
我們國家目前的高考還是以統一為主，考核內容由教育部或者省考試中心統一規定。為了給地方教學以及應試以具體的指導，教育部考試中心每年都會統一下發考試大綱。考試大綱成為中學尤其是畢業班最權威的應試的綱領，決定著哪些知識應該進入教師以及學生的視野，哪些知識應該被忽略。
換言之，考試大綱將知識分為核心知識和邊緣知識，核心知識又進一步細化為考試大綱上一個個知識點。邊緣知識處於考試範圍之外，學校教育實踐中的每一個行動者在自身所設定的應試目標下選擇性地忽略了這一類知識。這樣，各類知識圍繞考試形成了一種等級序列。學生對核心知識產生了一種工具性的偏好，對處於考核範圍之外的邊緣知識則產生了一種排斥。由此，高考透過考試大綱的方式在調配著教師以及學生的注意力分配。
我們給學生髮考試說明，一人一份，到最後階段就一個點一個點地講，怎麼把握每一個知識點，把握到什麼程度。然後把知識點串起來，這個知識點和那個知識點之間是什麼關係。（W二中政治教師，kxz）
總體而言，中學教育就是圍繞著考試大綱而展開的，考試考什麼，課堂上就講什麼。在考試大綱的指引下，一些知識受到重視，而另一些知識則被忽視，無論這些知識對於個人的知識積累和能力培養多麼重要。
我們歷史一共考五本，按照國家的規定，高一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兩冊，高二學《世界近現代史》兩冊，高三學習《中國古代史》一冊。他整的這個東西就是（讓我們）整不明白，古代史應該放在高一學，我覺得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高考，不是為了讓學生多掌握知識。咱們高考的時候古代史刪除的多，所以他把它放在高三，往往等到一二月份，考試說明印出來了，考試出哪些部分，學生就學哪些部分就行了，所以它就把這個放在高三來整，像我們通常帶高三的，先秦部分從來不學。等到高考考試說明來了之後，看看刪了之後還剩哪一部分，講講。（W一中歷史教師，kxz）
考試大綱，對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應該學習的知識進行了最“權威”的定義。這一從考試科目到考試內容的界定為學生所學知識搭了一個框架，在此基礎上還對具體的內容進行了篩選。基礎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的教育基本上是在這一框架之下展開的，無論是對不同教學內容的篩選，還是將這些教學內容具體化為一個個知識點的過程，都是遵循著類似的邏輯。
從某種程度上說，知識體系之間的內在邏輯被打破，並且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最終，教育對於知識的傳遞從知識結構上的分類縮小到一個個題目的訓練和強化。教育成為一個層層強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知識按照考試的重要性組成一個應試體系。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最終的效果需要透過學生的高考成績來進行評估。
紀錄片《高三》（2005）劇照。
02
講得越少，懂得就越少，
慢慢就沒有興趣了
考試製度從某種意義上塑造了學校教育空間的客觀結構、教育過程中知識的分類原則等，而且這一結構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教師評估制度、考試獎勵制度等不斷得到強化和再生產。處於學校教育中的各個行動者無論是出於經濟利益、組織聲譽的考慮，還是出於地位獲得的考慮，都主動或者被動地將這一客觀結構以及分類原則內化，並且運用這一分類原則來處理日常的實踐。
具體到中學生來說，什麼知識最有價值呢？在大多數學生的觀念體系中，對升學考試尤其是高考有用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因此，在對待副科以及與考試無關的知識上，一些學生表現出了近似本能的抵制，還有一部分學生則表示沒有興趣。殊不知，這種興趣正是長期以來學校應試教育對學生的認知偏好塑造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我們班的同學都不喜歡地理老師，他上課的時候老講笑話，而且老是告訴我們應該認真學地理，地理很有用什麼的。地理是副科，（對我們考高分）沒什麼用。（Wh中學初二學生，hs）
就我們高中這一塊來說，像我們文科，理科的東西老師講的越少，我們懂的越少，慢慢就沒有興趣了。（W一中高二文科班學生，zyp）
我們理科班，在上歷史、政治課的時候，頂多有1/3的學生在聽聽，剩下的2/3的學生都在做別的科目的作業。感興趣的不多。（W一中高二理科班學生，zl）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校教育中由考試所引導的知識的分類原則將一部分知識遮蔽在了學生的視野之外，無論這些知識對於個人有多重要。
這一遮蔽的過程一部分是由教師來完成的，而更重要的是由學生自己來實現的。而此時的學生已經完全成為這種知識的分類原則的身體力行者。這種分類原則將會對學生一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除了對於學生興趣的塑造之外，對於學生的應試訓練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學生日常的應試實踐中。
紀錄片《高三》（2005）劇照。
03
應試技術掌握得好，
不代表知識學得好
中學教育中對學生應試技術的訓練集中體現在畢業班學生的學習中。對於學生應試技術的訓練主要可以分為如下方法：教師對於高考考試大綱中知識點的講解、學生練習以及系統性的考試。
W縣高三學生的應試訓練包括三個階段：高三第一學期到10月底時所有課程結束，結束之後進行第一輪複習，這一輪的主要任務是教師將高考大綱中要求的所有知識點講一遍，屬於打基礎階段；第二年的4月份進入綜合練習階段；第三階段是高考練習，主要是考試，考完並在教師評卷之後進行知識點的查漏補缺。
在這三個階段之間，透過調整和壓縮高二的課程內容以及暑期補課，每個學校於高三第一學期的10月份完成高三所有課程。訪談中地理老師的說明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高考要考的內容包括八本課本，初中是四本，高中四本。高一兩冊，高二一冊，高三一冊。一共八本，按照正常情況來講，高二全年就一本書，高一兩本，為了儘早完成課程內容，學校每年秋季給高二發地理書的時候，順便就把高三的地理書也訂上了，這樣，高二上半學期把高二那本書學完，高二的下學期學習高三的那本，再加上暑假補課。這樣到了10月底結束課程，開始第一輪複習。
從11月份開始講複習內容，把初中四本和高中四本放在一起，到3月末，複習的就是這八冊書。按照考試說明，按照要點從頭到尾把課本梳理一遍，把這些東西講通講透。到3月份這一輪複習基本上就完事了。知識點都講好了。到4月份開始就進入綜合練習。然後是高考練習，考試，考完之後判卷，判卷之後，看哪些東西還掌握得不紮實，查漏補缺。哪塊知識點是共性問題，錯的多的這些再重新鞏固講解。容易出錯的地方，把它找出來。這樣再過一個多月，6月份就要考試了。（W二中地理教師，zzh）
在進行應試訓練的過程中，一方面，學校存在一整套的應試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教師作為考試內容的研究者和應試技術的開發者，也發展出了一系列的應對高考評分標準的策略。
在學校制度化的考試體系之外，教師透過讓學生做題的方式來對學生進行訓練。
“我訂了一個兩單元一測的大本的習題，這些習題是按照高考的要求有單選、語法、完形填空，兩單元一星期套題。這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等到星期六呢，我還訂了一本語法專項訓練，星期六我就專訓練語法。上半年就這麼安排。估計到了下半年，再進行一下綜合訓練，也就差不多了。”（W二中英語教師，yyp）
在打基礎的過程中，重要的是考試，一個單元一次考試，不斷鞏固講過的知識。在這一過程中，考試大綱中的知識點被細化為一個個題目的訓練和強化。總體而言，做練習題具有以下益處。
第一，做大量的練習題是學生減少考試中不確定性的最好方式，透過這種方式，學生能夠提高解題速度和準確度，而且能夠儘可能地窮盡知識點考核方式的所有可能的變化形式。教師透過將知識點分解成練習題的方式來對教學內容進行量化處理，從學生具體的練習題的訓練來檢驗知識的掌握程度。
“像我們物理這科，這一年老師帶著學生至少也做三到四本練習題。這其中還不包括週考和月考的卷子。”（W一中物理教師，zzl）
第二，統一高考不僅從內容上統一，而且從考題的答案上也進行了統一，中考和高考的主觀題都設有標準答案，而且標準答案通常都被分解為若干個採分點。透過多做練習題來訓練學生答題的角度，成為應對高考標準答案的主要方式。
“高考政治是標準答案，我們的應對辦法就是儘量全面一點，儘量什麼都點到，然後揀主要的，把握要點來答，只能這樣。專家出題有主觀性，特別是做文科答案的時候，尤其是政治答案，政治答案其實挺難做的，比如我們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們總講是經濟角度，但是今年出題就不一樣了，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哲學角度。所以所有的老師都在反對，但是也只是過後反對，人家當時就當這個是一個採分點。
這個問題就很難處理，對我們老師來說難就難在這，我們平時教的東西有可能扣不住專家的答案要點，所以沒辦法，只好做題，就拿人家那題，特別是明年3月份開始，3個月就做題，得做十本八本的，當然不是全部都做，而是瀏覽，瀏覽所有的題，總結他的答案，這樣把面罩住，到時候就是說有五點答案我們能答出四點。”（W二中政治教師，kxz）
高考的主觀題在很大程度是為了考察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提供標準答案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規範閱卷者的行為，但是在實踐的運作中，“題海戰術”卻成為學校、教師和學生應對這一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
在學校應對升學考試的過程中，教育成為一個依據考試內容不斷對知識進行分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校教育成為一個以應試技術為核心的工程，原本充滿活力的教育中的豐富性、創造性被降到最低。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對學生進行“格式化”的應試過程，這個過程中沒有多樣化和豐富性，也沒有不確定性。學生的發展被“數字化”為成績單上的一個分數。
本文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摘編整理自《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原作者：陳彬莉；摘編：王一；編輯：申嬋；導語校對：陳荻雁。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