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拍攝的劉永坦（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當白髮蒼蒼的他登臺領受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時，劉永坦——這個名字才廣為人知。
2020年8月，他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用於國家電子資訊領域人才培養。
這一生，他只專注於一種國之重器——新體制雷達的研究。“只要國家有需求，我的前行就沒有終點。”85歲的劉永坦說。
從零開始，他幹了一樁“驚天動地事”
1990年4月3日，某地雷達實驗站。
時間彷彿在此刻靜止。一個紅色圓點，出現在一臺裝置的顯示屏上。
紅色圓點，代表著雷達監測條件下的目標。
人們開始忙碌起來：記錄資料、核對資訊、小聲交談或者大聲驚呼……目標確認！
人群中央，那個戴著眼鏡、臉曬得黝黑的人，熱淚縱橫。他身後，雷達天線陣迎風矗立。
他，就是主持這項科研工作的劉永坦。在這片滿目荒蕪的海岸線上，他帶領團隊奮戰多年，終於使我國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首次實現目標探測！
新體制雷達能突破傳統雷達探測“盲區”來發現目標，是海防戰線上決勝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20世紀80年代初，少數幾個掌握該技術的國家牢牢把持著對海探測的資訊優勢，中國始終難有突破。
“怕家國難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於人！”
1981年從海外留學進修歸來後，這“三怕”就重重地壓在劉永坦心頭。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術，任何國家都不會拱手相讓。
從零開始！45歲的劉永坦義無反顧，向中國的科研“無人區”進軍。
10個月後，團隊建起來了，一份20多萬字的《新體制雷達的總體方案論證報告》出爐了！
“沒有電腦，一頁稿紙300字，報告手寫了700多頁，寫廢的紙摞一起就有半米高。”團隊首批骨幹成員之一、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張寧回憶說，劉永坦帶著他們沒日沒夜地寫了幾個月，一直寫到手指發麻、手腕痠痛，連雞蛋都捏不住。
一場填補國內空白的開拓性攻堅戰正式拉開帷幕。
當時，雷達實驗站的選址位於一片荒蕪地帶，批覆的經費不足，發射機、接收機等模擬系統和作業系統也十分落後。
團隊裡有人打了蔫兒，劉永坦話語鏗鏘：“如果沒有難點，還叫什麼科研！”
選址地遠離人煙，科研人員住在四面漏風的簡易房子裡，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干就是幾個月。
生活不便，他們經常用冷麵包充飢；交通不便，他們頂風冒雨，單程徒步3公里往返駐地和雷達站。每到天黑路過一片墳地，就用手電的光柱給自己壯膽。
1989年，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建成，中國人用8年時間，趕完了西方國家二三十年的路。1991年，新體制雷達專案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劉永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他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
隨後，劉永坦帶領團隊從實驗場轉戰到應用場，著力解決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的實際應用轉化。
劉永坦（前右）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鑽研雷達技術（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劉永坦已是兩院院士，很多人勸他“歇歇吧”“別砸了自己的牌子”，他卻堅持：“科研成果不能轉化為實際應用，就如同一把沒有開刃的寶劍，中看不中用。”
設計——實驗——失敗——總結——再實驗……劉永坦領著團隊進行了更加艱辛的磨鍊，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題。
2011年，具有全天時、全天候、遠距離探測能力的新體制雷達研製成功並投入實際應用，攻克了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的核心技術。
一生不悔，他為祖國“永坦”永不停歇
美麗的海灘，海鷗不時高亢鳴叫。挺立的雷達天線陣也像這聰明、勇敢的精靈，永不停歇捕捉著來自遠洋的訊號。
在劉永坦看來，它們彷彿早已有了生命，是團隊中的“特殊成員”，凝結著很多人畢生的心血和夢想。他常跟人說：“我們團隊的特點就是不服輸、不低頭、不怕別人‘卡脖子’，大膽往前走。”
這又何嘗不是劉永坦自己的人生寫照？
1936年，劉永坦出生在江蘇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教師。
他出生後的第二年，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父親給他起名“永坦”，不僅是對他人生平安順遂的祝願，也是對國家繁榮昌盛的企盼。
從南京到武漢，從宜昌到重慶，劉永坦的幼時記憶，充滿了飛機扔下的“茄子”（炸彈）、被血染紅的江水、顛沛流離的逃難……
到了十一二歲，時局漸穩，劉永坦才有了一張安穩的課桌，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知識。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讀到幾本關於愛迪生、牛頓等科學家的少年讀本，邊看邊想：為什麼愛迪生能發明電燈，牛頓看到蘋果掉落能發現萬有引力，可我卻什麼都沒發現？
大科學家的故事彷彿打開了一扇窗，讓他看到了一個充滿神秘的未知世界。這個少年一會兒想搭梯子上天摘星，一會兒又想下海捉鱉，各種奇思妙想猶如潮湧。
昏暗的菜油燈下，母親常常教他誦讀古詩詞，陸游的《示兒》、岳飛的《滿江紅》，劉永坦跟著母親一字一句，抑揚頓挫。
劉永坦在家中看書（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他至今記得，母親每每讀到這句詞時那激動的神情和略帶顫抖的語音。
父親從不干涉他的志向，只一句話：“科學可以救國。”
那時他還不知，這種無法言說卻令人血脈僨張的感受，就是日後影響他一生的“家國情懷”。
1953年，劉永坦以優異成績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作為預備師資被派往清華大學進修兩年。1958年，劉永坦回到哈工大參與組建無線電工程系，挑起了教學科研兩攤任務。
1965年，劉永坦主持並提出了國家“單脈衝延遲接收機”研製的總體設計方案，只可惜，“文革”打斷了這項科研任務，這個醉心於科研的青年插隊落戶到當時的黑龍江省五常縣。
插隊的經歷，讓他落下了嚴重的腰病，卻也鍛造了他堅韌的品格。此後無論順境逆境、時代變遷，他對科學的求索不變，少時的報國之志不改。
1979年6月，劉永坦登上了飛往英國的航班。他是“文革”結束後，中國第一批公派出訪的學者。
那時，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伯明翰大學的雷達技術實驗室，中國學生大多做的是科研輔助工作。
“我是一名中國人，我的成功與否代表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
劉永坦心裡不服，他鉚足了勁，在實驗室裡度過了無數個不眠的日夜。
他的導師曾三次挽留這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因為“其科研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很出色”。
“跟你同期來的中國學生，有的已經同意留在英國了。”最後一次，面對導師的勸說，劉永坦依舊淡淡一笑，微微頷首：“再次感謝您，人各有志。”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如今，耄耋之年的劉永坦，依然沒有停下腳步。
在他的設計推動下，“21世紀的雷達”將在航海、漁業、沿海石油開發、海洋氣候預報、海岸經濟區發展等領域大顯身手，造福於民。
“一項任務完成了，就要開始下一項，只有研製出效能更好的產品，才能給國家交上滿意的答卷。”他說。
一輩子一件事，他始終“燃著一把火”
從最初的6人發展到30多人，劉永坦在自己的母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建起了一支“雷達鐵軍”，帶出了新體制雷達領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夢之隊”。
劉永坦（右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鑽研雷達技術（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他們中很多人，本可以站在講臺上成為教授，卻甘願跟著“坦院士”，紮根在偏僻清冷的海邊。
同事們說，劉永坦個子高大，看起來更像個大俠。學生們說，劉老師身上有一把火，點燃了每個人的“核心”。
團隊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坦院士”總是靜靜坐在一邊，耐心傾聽，最後再總結髮言，尊重並吸納每個人的意見。
“他是干將，是帥才，更是父兄。我們敬重他，更不能辜負他。”張寧說，“坦院士”發自內心地深愛著這份事業，關愛著年輕人的成長，每當團隊有人科研進步或職稱晉升，他都會特別開心。
唯獨對家人，劉永坦有太多說不出的虧欠：到農村插隊，妻子毫無怨言相伴相隨；長年在外地，妻子一人撐起整個家，不讓他分心……
他們的家中，沒有豪華傢俱，最多的就是各類書籍和科研資料。他的書房裡，一塊閃閃發光、刻有“金婚之喜”的銀盤，赫然與那些獎章並列擺放著。那是2010年11月，學校送給劉永坦與馮秉瑞這對哈工大“科學伉儷”相伴50週年的禮物。
小小細節，藏著大科學家獨屬的溫情，更襯出他超脫凡俗的精神追求。
40年前，他本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更好走的路”：沿著西方既有路線做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或者直接“下海”賺錢。
可是，他甘坐“冷板凳”，多少單位高薪聘請，都被他一一謝絕。即使在1991年和2015年兩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後，他依然低調無名地奮鬥在一線。
去年8月，他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800萬元獎金全部捐給哈工大，助力學校培養人才。
今年9月，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科“永坦班”迎來第一批“00後”新生，這是他寄予厚望的後輩……
劉永坦卻並不在意這些盛譽。“我們那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只想為國家做點事，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追求。”
中國科學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韓傑才說：“一輩子一件事，劉院士始終燃著一把火。”
統籌：王曙暉
記者：吳晶、陳聰、屈婷、楊思琪、王松、王鶴
編輯：王薇、冷彥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