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在她生命的某個時刻，她意識到與其說她想要一個孩子，不如說她不想不要孩子，或是不想自己沒有生過孩子。”莉迪亞·戴維斯在她只有一句話的短篇小說《雙重否定》裡這樣寫道。
生孩子，似乎一直以來就是女性的天職。女性從自己出生便要面臨這個問題，談婚論嫁也常常圍繞著生育的前提進行。在《愛，為什麼痛？》一書裡，法國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看到，現代中產階層女性在婚姻市場中考慮時間因素時，出發點不是這個婚姻對她生命終了如何有利，而是從她們生育能力的有利角度出發的。在愛情領域，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齡為特徵的，因為她們的時間框架更受限制，所以女性比男性對婚姻和承諾的興趣更高。
大部分人最終都會為人父母，但是，《最好的決定》一書編者梅根·多姆卻越來越懷疑大部分人生養的原因——僅存的那些理由，大多數都和傳統意義上的生物規則有關。很多人生孩子的理由之一，不過是人生來就有生養的功能而已。儘管如此，生育還是成為了一道枷鎖，重重地壓在了大多數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上。可是，誰說一定就要生孩子呢？在低生育率已經成為全球性現象的今天，選擇不生孩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並不代表著他們討厭孩子，或者更加自私，又或者無法承擔責任。恰恰相反，那些選擇不生育的人，對生育的思考可能非常深刻。
《最好的決定》是一本討論不要孩子的書。13位女性和3位男性在各自的文章裡，寫下了他們對自己不要孩子這件事的看法。“這本書要傳遞的最重要的資訊是生兒育女不見得適合、也不應該適合每一個人。”梅根·多姆在前言中寫道，不管一個人生育與否，都不妨礙他/她做一個負責任、有貢獻以及幸福快樂的成年人。
01 “偽裝成自然性的社會性選擇”
既然生物特性決定了由女性承擔生兒育女的責任，那麼就應該由社會性的補償來平衡這種不公。問題是，當今社會給女性的補償可以說是遠遠不夠的。不僅如此，還有許多力量試圖勸服女性相信，這樣的不公正是“自然”現象，符合“自然”規律。作家勞拉·吉普尼斯在收錄於《最好的決定》的《母性》一文中戳穿了母性的神話。
吉普尼斯認為，母性是天性的說法，屬於一種意識形態的預設。首先，童年就是社會發明的產物。正如《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作者、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和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指出的，在過去，童工不是例外，而是常態。在19世紀教育普及前，除了生活最優渥的孩子以外，做童工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必須的。童工不僅僅很常見；還完全不會受到譴責。如果有的話，也是相反的情況：工作被認為對孩子有好處，它的反面——也就是懶散——被認為有害，因為不工作使兒童不能為將來的成人生活做好準備，還有可能讓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吉普尼斯也看到，正是因為進入到19世紀之後，人口出生率急劇降低，家庭規模變小，每個孩子所具有的情感價值才會上升，“這就是我們時下關於母性滿足感的大部分觀點的源頭。”畢竟，如果母性真的是生物本能，我們又要如何解釋在人類過去的歲月裡，殺嬰、棄嬰、虐嬰等民俗的存在？而母嬰紐帶的說法，也不過是20世紀70年代女性大量湧入勞動市場之後才產生的觀點，呼應著那種女性應該在家中的傳統觀念。
就算自然賦予女性以懷孕生產的職責，可是自然本身並不會自帶光環，也沒有什麼道德力量，吉普尼斯還指出，自然並沒有善待女性，自然會以隨機的機率讓一些女性死於生養，當然，也會讓一些女性因生養而落下疾病。“如果讓大自然來決定的話，女性就該為人類繁衍奉獻自我，順從而被動地擔當生養的工具，無怨無悔地滿足所有社會需求”，因此我們也不用對自然感恩戴德。何況，女性也往往並不僅僅是懷孕和生養的人，還常常註定是養育者。她指出，原本當媽還是當職業女性根本不是兩難，而恰恰是“偽裝成自然性的社會性選擇，是社會組織的產物”。如果人類擁有政治意願來發動創意，尋找合理組織社會生育繁殖的方法，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除了被期待懷孕和養育，女性還被要求回應父權社會其他的苛求。作家安娜·霍爾姆斯看到，現在的社會對母親有一種“辣媽”的期待，也就是暗示即使是生了孩子，女性也應該盡力保持外在的健美與性感。比如，最近十五年流行起來的一個俗語——MILF（Mother I’d Like Fuck），就是以男性視角把身為母親的女性作為性客體來要求的。
對於現實中生育率的低下，吉普尼斯認為，這不過是女性在用自己的子宮投票，究其原因，就是社會援助太少了。她指出，不僅更多的爸爸需要分擔養育工作，還要有更廣泛的社會資源的直接投入。這和《愛、金錢和孩子》的觀點一致，該書作者認為，如果政府政策和社會規範做出改善和進步，使父母能夠相容養育子女與追求事業的需求，超低生育率就可以被扭轉，簡單的生育補貼政策是相對無效的。另一方面，如果男效能夠被說服分擔更多育兒責任，那麼女性決定生更多孩子時會更輕鬆。
02 “不再有失去自我的危機”
或許有人可以一直堅定地不要孩子，但作家凱特·克里斯滕森不是其中之一。她曾經狂熱地想生孩子，但在適合的生育年齡，她的丈夫卻拒絕和她生養，等到他覺得自己做好了當父親的準備時，克里斯滕森已經40歲了。那時候，她早就聽過其他母親講述自己懷孕時的魔法般體驗——閃閃發光，充滿期待和喜悅，圓滿而充實。她也非常渴望那種感覺，想要完成身體賦予的使命。
在備孕期間，她的例假晚來的十天，乳房變得痠痛，渾身腫脹又壓抑。克里斯滕森和其他母親一樣感受到了那種使命，卻也一直能夠感受到自己是如何與恐懼同行、如何變得神經質的——卡車經過，她會屏住呼吸，以免吸入廢氣。身體也變得非常警惕，她覺得自己可以殺人放火，不惜一切代價都要保證腹中孩子不受侵害。更加令她既興奮又驚恐的，是這具身體，本來一直屬於自己，卻要滋養另外一個人。她想清楚了——我再也不會是隻顧自己、自主決定一切的個體。“簡而言之，那就是身為人母的意義。”
這一切想法都在去婦科診所的那一天終結了：克里斯滕森流了很多血，這一場不論是假想還是真實的妊娠結束了。在這一切之後，她為前夫在育齡堅決拒絕生孩子而感到孤獨，最終選擇了離婚。但另一方面，“事情結束了，我才明白，其實我是被拯救了，不再有失去自我的危機。”
當然，為人父母不需要考試，可是合格的父母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無限的耐心，無限的溫柔，無限的寬宏——少一點都不行，而我們必須在有限的能力所及範圍內鍛鍊這些品質。”——非虛構作家羅斯瑪麗·馬奧尼在《最難的藝術》中援引了作家霍桑妻子索菲亞的話，來討論父母需要的素質——這無疑是一種超人狀態。然而，很多時候父母卻不能做到。愛麗絲·門羅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就說到，自己結婚是為了安頓下來，能夠把注意力放到寫作上，自己也沒能在孩子小的時候多陪陪他們。“大女兒快兩歲時，會爬到坐在打字機前的我這兒來，我會用一隻手拍拍她，用另一隻手打字……那不好，因為那等於把她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對立起來了。”回想當年，門羅覺得“那個年輕女人心腸真夠硬的”。馬奧尼則無法忍受那種為了成全個人野心對孩子不管不顧的行為，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在她看來，那樣做就等於是犯下了最大的過錯。因為她認為，身為父母，把孩子帶到世界上，當然有責任給孩子一切，把孩子列在第一位。
安娜·霍爾姆斯也經歷過這一切，她曾經身為孩子被母親放在了第一位——她的媽媽獲得了兩個研究生學位，並且在業餘時間擔任社工，環遊世界。但是，在生育了兩個孩子之後，就只能一邊撫養孩子一邊在郊區教一群十三歲小孩打字了。雖然媽媽什麼抱怨都沒有說，但是霍爾姆斯和妹妹親眼目睹了母親是如何把人生奉獻給了孩子，並在某些方面放棄了自己的。她看到，絕大部分女性都會為了照料孩子而忽略自我，但男性承擔的份額卻不成比例。
03 “都想要”大概是不可能的
你有沒有遇到過那些高呼“我都想要”的年輕女孩？她們“都打算生兒育女，但暫時不行，得等她們寫完長篇小說、贏得普利策文學獎、周遊五六十個國家、學會衝浪之後再說。”在《煩死人的“擁有一切”》這篇文章裡，帕姆·休斯頓回憶了自己在巴特勒大學講學時，又一次遇到許多年輕女孩，她們討論著自己的姐姐如何在雷曼兄弟銀行工作，每週工作六十個小時，還照料著兩個不足五歲的孩子。她們討論著如果不要孩子、未來發現自己已徹底錯過時，會有多麼後悔。她們還認為兩個孩子是剛剛好，不多不少的數目。這時候，一個女孩說：“‘都想要’大概是不可能的。什麼都要，大概就意味著把你自己切成很多小塊，顧及每個人的需求，但唯獨忽略你自己的。”雖然比這個女孩年長30歲，但休斯頓同意她的說法。
有時候沒有生孩子，並不是因為不喜歡孩子。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相信“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可思議地努力工作，再加上不可思議的運氣，你或許才能讓人生的一個美夢成真。想要得到一切——那是太危險、太難成全的白日夢。”早在16歲時，珍妮·賽佛就有同樣的看法，她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已經決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樣——好像女人唯一的創造性就在於生育小孩。”後來，她把自己的決定寫成書，公之於眾。沒想到自己的媽媽非但沒有反對，反而很高興。她寫道：“原來她一直希望我成為作家，這種期冀甚至勝於她想要我為人母的渴望。”
不生孩子，就無法透過孩子來寄託自己的未來，這意味著人必須直面自己的存在。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人類進入世俗階段，一切神都不復可靠，我們也無法得到承諾的來世，死亡和焦慮侵擾著人類。在《非理性的人》中，哲學家威廉·巴雷特寫道，這種狀態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存在可怖地且無可挽回地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成為‘常人’要比成為一個自我引起的恐怖少一點，所以現代世界驚人地增加了自我逃避的種種手段。”沒有孩子的人，在社會眼中可以說是非“常人”，因此必須直面自我。
在散文作家、漫畫家蒂姆·科瑞德看來，沒有孩子的人剝除了自己在後代身上延續的幻想，投入於另一個更為嚴苛的幻想：“我們的生命本身自有其意義，也可以透過藝術、思考或正值的行為，透過教育、幫助他人或改變世界，來確保讓自己獲得某種形式的永生不朽。”他說，沒有孩子的人被迫直面存在本質的問題，他們必須每天都向自己證實：滅絕不會否定生命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