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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與富”和“白與黑”之間的分化使得美國教育不公平現象始終存在。家庭財富將窮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種擋在優質教育之外，是美國基礎教育的一個典型現象。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研究生院教授肖恩·雷頓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稱，美國國家政策雖然宣傳要“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但現實中反映的卻是“不讓富人家的任何一個孩子掉隊（No RICH Child Left Behind）”。他認為，應該對學生學業差距負責的不是學校，而是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國家的教育政策。
1.美國學區的源起
在美國，除了軍事院校之外，學校不由聯邦政府管理。學區（school district）是在地方層面經營學校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實體和單一目的的政府機構。
美國的“學區”萌芽於17世紀中葉，確立於18世紀後期，推行於19世紀中期，全面發展於20世紀後期，21世紀仍在改善，學區的作用在不斷擴大。
1647年，為傳播宗教，馬薩諸塞州海灣殖民地規定，每一城鎮每滿五十戶人家，需要指定一人專門教導兒童的讀寫算，通常情況下，這個人是牧師。因此，美國最初開設的學校不僅規模小，而且大多是教會辦學。17世紀末，在偏遠鄉村出現了許多新的定居點，這促進了學校在教區新建。教區內，學校覆蓋的區域就逐漸形成了“學區”。
到19世紀中期，美國各州普遍開始推行學區制，許多學區邊界與縣（county）的邊界相同。一個學區內通常有多所公立中小學，學生按照自己所在的學區就近入學，接受基礎教育。經過多年發展，美國學區的含義已經不再侷限於教區，但是美國學區與社群緊密結合的傳統卻被保留了下來。由於負責管理學區事務的地方學校委員會使用房產稅或者專項教育稅興辦轄區內的學校，即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主要由該校所在社群內的房產稅供給，這使得學區內學校與其周邊社群的關係比較密切。
美國學區對中小學校日常教育教學活動和社群建設有較大影響力。20世紀初，學區已經成為美國教育系統中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基本政府部門。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聯邦對教育的支援顯著擴大。1941年的《蘭哈姆法案》（Lanham Act）和1950年的“影響援助法”透過向學區撥款，減輕了社群支撐學區發展的負擔。20世紀後期，隨著人口的流動與聚集，在人口眾多的城市和縣，學區的規模也逐漸變化，陸續產生了鎮學區、縣學區和市學區。
2.根植於學區的種族主義
美國學區產生的方式為其日後發展埋下了深層次的公平陷阱。美國是地方分權制國家，教育權力在州而不在聯邦。各州議會透過制定法律規範學區的存在形式和辦學行為。
學區源起於教區。不同種族聚居導致不同種族間的學區通常也是涇渭分明的，這為黑人等有色人種進入社群優質學校設定了障礙。美國是種族歧視非常嚴重的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對黑人的歧視現象遍佈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直到現在，這種現象在美國各州也還不同程度存在，學校也深受此影響。南北戰爭後，雖然美國憲法第14項修正案保護了黑人的公民權，但美國對黑人歧視的歷史不可能一下子被完全抹除，南方各州利用聯邦制的特點，以“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則在社會生活各領域推行種族隔離制度。在教育領域，這種不平等突出表現在“黑白分校”上，即黑人孩子只能上“黑人學校”，而不能進入“白人學校”。南方17個州、非南方4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進一步制定了“黑白隔離”的教育法，使種族隔離制度“合法化”。黑人等有色人種沒有與白人平等的受教育權，黑人即使購買了白人聚集區的住房，其子女要進入白人學校也難成行。
隔離與歧視引發的衝突上升為司法案例。1951年，堪薩斯州託皮卡小鎮黑人牧師奧利弗·布朗的女兒琳達由於“黑白分校”不得不進入辦學條件差的黑人學校，布朗透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帶領12名黑人學生家長，聯名針對州法律和鎮教育管理委員會起訴，要求“黑白上學同權”，這開啟了黑人狀告學區管理機構的先河。1954年5月，美最高法院判決，以託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為代表的公立學校“黑白分校”違憲，這就是美國教育史上著名的“布朗訴託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
隨著教育平權運動的發展，美國許多州都要求學區開放辦學，例如弗吉尼亞州宣佈“終止雙重學校制，現在和以後只能執行單一學校”。黑人對平等受教育權的維護令學區內部學校逐漸由隔離到開放。
法規無法消除人們內心深處的隔膜，“白人飛走”讓許多優質學區陷入生源和財政雙重危機。隨著一些學區有越來越多黑人學生進入，許多富裕白人家長不願讓自己的孩子住在“被汙染的社群”，不想讓孩子與“黑人等有色人種”一起讀書和玩耍，以免染上“壞習慣”，於是設法轉學到私立或教會學校，越來越多的白人舉家“逃離”那些接收黑人學生的學區，遷往沒有黑人學生的學區。“白人飛走”不僅導致一些學區學校的生源質量下降、教學難度上升，而且地方稅收包括學區徵稅也隨之大幅度下降，對學區內原有高水平學校發展的不利影響日益凸顯。這種種族歧視和族群疏離延續至今。
3.學區制與教育不均衡
美國學區的教育經費主要來源於地方，且學區通常有獨立的財政權。美國的教育投入結構反映了州和地方的主要作用。例如，在2012-2013學年，美國全國用於各級教育的教育經費約為1.15萬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州、地方和私人投入。在小學和中學尤其如此，大約92%的資金來自非聯邦的渠道。這意味著，聯邦對小學和中學教育的財務貢獻僅為8%左右，其中還包括了來自美國教育部與其他聯邦機構的資金，例如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的啟蒙計劃和農業部學校午餐計劃等。
透過制定稅率並徵收學區內居民的財產稅，美國的學區為學校籌集教育經費，這是學區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同時，學區有權設立、撤銷、合併中小學校，有權決定本區內的課程設定、選聘合適的教職員工、擬定區內學校的預算，並利用各種渠道為學校籌集教育經費，地方行政及立法機構無權干預。
雖然美國學區教育管理以及投入等制度有利於保障學生就近入學，但是因為美國貧富差距過大，導致了社群、學區逐漸分化，進而使得不同學區之間，學生的平均經費差異較大。這樣一來，學校間的辦學質量差距進一步拉大，形成了美國基礎教育起點不夠公平的局面。較高的獨立性雖然有利於各學區因地制宜地發展教育，但是其弊端也比較明顯：各州教育政策、教育管理、課程體系設定等方面的差異太大，特別是美國各州之間、各學區之間中小學校的教育經費差異太大，導致基礎教育的發展非常不均衡。
4.美國貧富差距的縮影
美國的好學校“在私不在公”，即美國基礎教育階段最好的學校通常是私立學校。美國就讀私立學校的學生佔所有學生的比例約為10%，美國富人通常會選擇讓孩子進入私立學校就讀。有媒體對過去100年內美國總統子女曾經就讀的學校作了統計，其結果顯示，只有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把自己的小女兒艾米·卡特送去了公立學校。
美國私立學校的錄取不僅要看學生的學業成績，而且會要求學生的家長有較好的資產狀況、社會影響力等優越條件。私立學校的辦學條件相對於公立學校要好很多。雖然美國中小學規模與當地人口疏密程度有關，但根據近年來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資料，私立學校的平均規模不足公立學校的一半，私立中小學班級的平均人數也明顯少於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的“學生老師比”也比公立學校低，小班化教學更容易實現。
貧富差距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固化，不同階層間的矛盾頻現，與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衝突疊加，推動了美國犯罪率上升。尤其是，美國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讓本該是“社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的學校，被暴力和衝突汙染了。從校園暴力來看，雖說世界各地學校都有類似問題，但美國的問題比較嚴重。據《2020年美國學校犯罪和安全指標報告》，美國12-18歲學生在學校受害的情況比在校外受害的情況多。僅在2019年，美國12-18歲的學生在學校內經歷的刑事受害（包括盜竊、強姦、性侵犯、搶劫、重傷害和輕微人身攻擊等）達到764600人次，而在校外，這一數字僅為509300人次。這意味著，在學校裡每1000名學生中就有30人受害，竟高於不在學校的學生受害比例（每1000名學生20人）。
從暴力死亡和校園槍擊事件看，2000-2001學年到2019-2020學年，美國公立和私立中小學每年發生的校園槍擊事件造成傷亡人數從11人增長到75人。其中在2019-2020學年的75 起校園槍擊事件中，27起造成人員死亡，48起造成人員傷害，大多數發生在高中。回溯過往，無論是1962年詹姆斯·梅瑞狄斯申請就讀密西西比大學引起的種族暴力衝突，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喬治·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種族暴力騷亂事件，導火索看起來都是“黑白差異”，而深層原因卻是“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現象滲透到了學校，而學校的學生走向社會則成為心生怨懟的一代。逐漸分化的學區為美國社會矛盾推波助瀾，其產生的潛在危機很有可能長期持續。
學校分層導致學區分層。由於美國的學區與社群的疊合度很高，因此美國社群和學區也隨美國中小學校的分層而分化和分層。可以說，學區的分化成為美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一個縮影，社會不公平的惡果延伸到了校園之中。眾所周知，美國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透過舉債迫使債權國貨幣升值，同時削減社會福利，雖然加快了經濟復甦，但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其結果是美國的貧富分化程度進一步加劇。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2016年釋出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不同學區之間的學生水平差別較大。越是在經濟收入差距大的學區之間，教育差距就越大。最貧困社群學生的測試成績比來自富裕社群的學生低4個年級。不僅如此，美國公立學校通常會低估非洲裔和拉美裔學生的能力。佛羅里達州布勞沃德縣一個學區在隱藏學生的種族等背景資訊之後，非洲裔和拉美裔被認定為“優秀”的比例提高了一倍。可見，思想深處的鄙視與不信任是隱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美國貧困社群對應的學區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因為窮所以窮”，是美國貧困社群對應學區的真實寫照。由於美國許多州的學區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社群的某項財政收入，因此，社群財政狀況決定學區財政狀況是美國學區生存的現狀。經濟基礎薄弱的社群越來越難以吸引富人入住，學生也都來自貧困家庭，本就薄弱的學校難以實現自我升級改造。許多家庭為了子女能跨越社會階層，紛紛努力逃離貧窮的社群，這又讓生源進一步流失，這是許多薄弱學校被迫關閉和失去生存能力的主要原因。雖然，社群中的許多人士希望能夠留住屬於自己社群的學校和學區，但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馬太效應在美國同樣適用於學校和學區。可以說，美國學區的分化乃至分層，從學區產生之日便存在且延續至今，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
（作者：郭元婕，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為北京市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優先關注”課題“學區化管理方法的國際比較研究”【BEBA17033】的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