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太史小生

1937年5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從南方工委的指示信中，得知中共中央已從“抗日反蔣”轉為“聯蔣抗日”的方針。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刻傳達了進一步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並把“討蔣”兩個字從口號中去掉，將“閩西南抗日討蔣軍”改為“閩西南人民抗日紅軍”，各縣的“抗日討蔣游擊隊”改為“人民抗日義勇軍”。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還簽署發表了《致閩西南各界人士書》。

之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派鄧子恢、謝育才等赴龍巖，同國民黨粵軍第157師第469旅旅長練惕生及第六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張策安進行談判。

雙方談判爭論的焦點在於紅軍游擊隊集中的地點上。國民黨堅持紅軍游擊隊的集中地點應由他們指定，而鄧子恢惟恐出現類似“漳浦事件”的情況，堅決要求分兩地集中。

雙方爭執不下，直至7月29日，在社會各界抗日輿論的壓力下，雙方才基本達成協議：閩西紅軍游擊隊分別在龍巖白沙坪和蘆溪集中接受點編。

一、雖然經過三年的艱苦磨難，但紅軍游擊隊員仍保持著飽滿的精神

就連參加點編的張策安在向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報告情況的電報中，也禁不住寫道：紅軍游擊隊“所有官兵精神表現甚佳，軍容亦極嚴整”，“槍械整齊，軍容甚盛”。

1938年1月11日，譚震林及隨員7人，前往贛南向項英彙報、請示工作。

途經瑞金縣城時，譚震林在瑞金辦事處召集汀瑞中心縣委和抗日遊擊支隊負責人會議。會議進行期間，叛徒黃鎮中派出1個營的兵力包圍辦事處，將譚震林和參加會議的負責幹部三十餘人全部扣押，並槍殺了肖忠全。

面對這個突發事件，譚震林非常鎮定。當時，紅軍游擊隊的幹部、戰士都極為氣憤，有的拔出槍來，準備開槍自衛。

譚震林冷靜而嚴肅地對在場的紅軍游擊隊幹部、戰士和衝進來的敵兵說：“同志們，同胞們，我們不能打內戰！黨中央、毛主席明確指示，所有中國人民和抗日同胞，在這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都要聯合起來，團結對敵，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要消滅一切漢奸賣國賊！”

但是，敵人還是進行了搜身檢查，把槍支、彈藥、錢物收繳登記，揚言：“暫時收留起來。什麼時候解決問題，什麼時候歸還。”

譚震林、張開荊和游擊隊其他幹部、戰士被非法扣押在辦事處的不同房間裡。第二天，從南昌新四軍軍部領取電臺的溫仰春及其所帶報務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在返回龍巖途經瑞金時，也被黃鎮中派人扣留。

與此同時，以新四軍聯絡參謀身份前往龍巖的鄧振詢、李堅真，途中得知事件發生，急忙趕來瑞金，與黃鎮中交涉。他們出示公文證件，要求釋放譚震林和所有其他人員，但也被蠻橫地軟禁了起來。至此，先後被扣押的幹部、戰士達四十多人。

瑞金事件發生後，新四軍駐大庚池江辦事處和龍巖辦事處分別向國民黨地方當局提出強烈抗議。項英得到訊息後，親自到贛州同國民黨贛州專員馬葆珩交涉，並給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發出急電，抗議國民黨軍黃鎮中部破壞合作抗日協議的陰謀活動，要求立即釋放被扣人員，歸還被搶去的電臺、槍支和錢物。

經過鬥爭和再三交涉，加上迫於形勢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國民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在發給瑞金當局的電報中，不得不承認這是破壞國共合作、破壞抗日的違法行為，下令釋放被扣人員。“瑞金事件”才得到妥善解決。

二、1937年8月23日，派去延安與黨中央聯絡的羅其南、張正坤，攜帶著黨中央的檔案與最新指示風塵僕僕地回到了湘鄂贛游擊區

他們的到來，為已經在傅秋濤領導下同國民黨開始合作談判的湘鄂贛省委帶來了明確的方針。

經過一番激烈爭辯，8月26日，國共雙方就釋放在押政治犯，在瀏陽建立紅軍游擊隊辦事處，紅軍游擊隊部隊集中、改番號為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遊擊支隊等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嗣後，劉玉堂、黃耀南赴武漢，與國民黨武漢行營代表談判。

雙方確定，由武漢行營下令停止對紅軍游擊隊的軍事行動，劃平江長壽、嘉義為紅軍游擊隊集中改編地點，併發給給養，紅軍游擊隊改編後番號為湘鄂贛抗日軍1遊擊支隊，武漢行營派副司令、參謀長、副官主任、軍需主任、副官等6人到支隊任職。雙方正式簽訂了和平合作協議。

然而就是這項合作協議，讓遠在延安的毛主席極為不滿，他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

9月14日，張聞天、毛主席致電博古、葉劍英：“湘鄂贛邊區傅秋濤等派至武漢談判代表，承認武漢行營派軍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許多人到部隊中去及其他許多不利條件，完全錯誤，已電(林)伯渠、(董)必武，通知談判代表停止談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濤另派代表，否認原定條件，重定辦法，堅持下列各點：(一)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二)一定的軍餉。(三)駐地依靠有險可守之山地，嚴防暗襲及破壞，不要求駐大地方。”

“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這已成黨主要危險，請嚴密注意。”後來湘鄂贛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1支隊第1團時，他們將國民黨派來的“副司令”、“參謀長”等禮送出境，維護了共產黨對這支武裝的絕對領導。

其他南方游擊區的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如閩贛邊、閩北、皖浙贛邊、湘南等地，都先後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開始分別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並在不同程度上達成停戰及合作抗日協議。

昨天的敵人，現在成了朋友，將要去共赴國難。這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大轉變，而且從感情上也要有巨大的轉變。在這個歷史轉折關頭，能否適應抗日戰爭的形勢，就意味著能否跟上歷史潮流前進的腳步。紅軍游擊隊要摒棄原來的工作方式、鬥爭方式，去摸索和適應新的鬥爭環境了。

南方各地紅軍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在反“清剿”的同時，直接或間接獲知國內形勢變化和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內容之後，在思想上、軍事上、政策上也作了一些適應性的調整。

但是，這個思想的轉變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幾年來，國民黨反動派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消滅紅軍游擊隊，現在遇到一個改編的新問題：有的紅軍游擊隊擔心上反動軍隊的當，不肯下山。

一提起國共合作，有的人馬上想到了三年艱難的南方游擊戰爭，想到了反動軍隊殘酷的“圍剿”；有人還想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那是在國共合作、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叛變，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一些游擊區的領導人接到合作抗日的指示後，思想上一時難以轉過彎來。

有的人說：“蔣介石做夢都想消滅游擊隊，我們怎麼可能同他合作？”還有的人說：“你們看，山下就是國民黨軍隊，我們怎麼能輕易下山？”有些人甚至認為，香港《工商日報》刊登的中國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是假的。

黨中央也對紅軍游擊隊內部大力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幫助南方紅軍游擊隊指戰員在思想上逐步度過了這一戰略轉變的過程。

三、在這場痛苦的、激烈的思想轉變鬥爭的過程中，南方紅軍游擊隊還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

1937年7月，項英寫出了《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一文，指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國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證抗戰勝利的主要力量。這就為贛粵邊紅軍游擊隊跟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礎。

贛粵邊游擊區先後在1937年年底和1938年2月編寫了《關於國共合作問題政治問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問答》(這是贛粵邊區特委在游擊隊下山改編時編寫的政治教材)，專門就一些同志提出的問題做了回答。

絕大多數南方各游擊區領導人能夠很快提高認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開始實行戰略任務的轉變，先後分別和當地的國民黨駐軍及其地方政府開始進行談判。

然而，在這場痛苦的、激烈的思想轉變鬥爭的過程中，南方紅軍游擊隊還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

許多在槍林彈雨中出生人死的同志，沒有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下，反倒遭自己同志的殺害。在黨內、在少數紅軍游擊隊領導人當中，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產生了“左”或右的傾向，不僅給戰略轉變造成了障礙，也給革命事業造成了許多無法彌補的損失。

贛東北弋陽磨盤山和三縣嶺發生的慘劇讓人心痛不已。從1937年秋到1938年春，黨組織曾先後兩次派四人來到這裡，聯絡由楊文翰率領的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事宜。而楊文翰由於長年被國民黨圍困，對外界形勢變化一無所知，再加上又多次因叛徒出賣險遭不測，楊文翰不但拒絕下山改編，還殺害了這四名聯絡人員。

此後不久，楊文翰又以“反革命兩面派”的罪名槍斃了上級黨組織派來勸說其下山改編的餘明興。1938年4月，中共原皖浙贛省委書記關英，帶著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軍代表的身份，再次上山動員楊文翰下山改編時，楊文翰反懷疑關英已經叛變，竟下令將關英等4人槍斃。

事後，楊文翰派人到南昌新四軍辦事處核實情況，辦事處對楊文翰的行為進行嚴厲批評，並要來人轉告楊文翰，令其迅速率部下山改編。然而，楊文翰仍堅持“不見到紅軍大部隊，絕不下山”。

由於拒絕接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拒絕下山抗日，失去了政治方向，失去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援，必然會遭到失敗。1943年3月，楊文翰因叛徒告密被捕，不久遭到殺害，他領導的這支部隊也被消滅了。

在贛東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區，活動著劉維泗所領導的一支紅軍游擊隊。1937年10月，中共湘鄂贛特委派紅16師政治委員明安樓和平修銅中心縣委書記林梅清，到贛東北游擊區動員劉維泗率部下山改編。

但劉維泗不但拒絕下山，還把明安樓、林梅清當做叛徒殺害。脫離抗日救國的政治大方向，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援，劉維泗部孤軍奮鬥，最後也被國民黨頑固派打垮了。

作者簡介：太史小生，歷史領域愛好者，特別是熱衷於黨史、軍史的閱讀與寫作。一直希望更清晰地去回望歷史，更理性地看待歷史，更流暢地書寫歷史。

歡迎廣大歷史愛好者斧正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