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洞國曾是國民黨將領，他一生共做過兩件極具爭議的事——
第一件事是：遼瀋戰役中，他竟在給蔣介石發完“來生再見”的電報後，並未自殺，而是選擇了投誠共產黨；第二件事是：他深愛第二任妻子陳碧蓮，卻在妻子求複合時堅決拒絕。
這兩件事，不止普通人無法理解，就連鄭洞國的子女最初也很不能理解。
鄭洞國是湖南石門人，他是黃埔第一期學員。
鄭洞國
抗戰爆發後，他先後率部參加了臺兒莊會戰、武漢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著名戰役，且戰功卓越。後來，他又調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並率部會同盟軍收復緬北。
也因為戰功赫赫，抗戰勝利後，鄭洞國越發受到了蔣介石的器重。1945年，他被委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代總司令等職。
1948年3月，鄭洞國駐守的長春成為一座孤城：東北人民解放軍收復永吉、攻克四平後，對長春採取了久困長圍的方針。此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所率的國軍只有十萬人，而解放軍則有幾十萬。
在這種情況下，鄭洞國等要想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突圍，以減少無謂傷亡”，幾乎已不可能。
但“不可能”也要嘗試，於是，鄭洞國數次率部進行了突圍，可每次他們都遭受了痛擊。突圍部隊回來時都感嘆：“共軍太能打了”。面對這種情況，鄭洞國一籌莫展。
150多天的軍事圍困和經濟封鎖後，國軍六十軍倒戈，新七軍投降。
此時，時間已經到了10月20日。 此時，國民黨敗局已定，可鄭洞國卻依舊在“堅守”在中央銀行大樓內。他這最後的堅守，和他同年同月出生的對手肖勁光大約看明白了：他一輩子戰功赫赫，肯定寧可死也不肯投降。
鄭洞國
肖勁光猜對了。就在20日晚，鄭洞國就給蔣介石發了最後的電報，電報內容極其具有文人氣息，大意是“來生再見”，具體電文如下：
“新七軍死傷慘重，已轉移陣地，以中央銀行為據點。職等一秉革命犧牲精神，誓流最後一滴血，以報黨國，決不有負鈞座付託之重。”
也因為懂得鄭洞國的這一心理，即使勝利已在眼前，肖勁光卻只“圍而不攻”，他這樣做，自然是想給他一個“體面投降”的機會。
蔣介石接到這封電報後喜形於色，此時的他深知：國軍極其需要樹立典型。在遭受遼瀋戰役的大敗後，能樹立一個“自殺殉國”的典型，無疑可以很大地鼓舞士氣。
可就在蔣介石等著鄭洞國“自殺殉國”之際，準備於第二天凌晨自戕的鄭洞國卻發現，藏在枕頭下用來自殺的手槍不見了。不用說，他的手槍定是部下在得知他意圖後“拿”走了。其目的，自然是阻止鄭洞國做傻事。
對於當時的國軍和鄭洞國部下而言，他們早已厭倦了內戰，他們深知：內戰和昔日的抗日完全不同，它的目的僅僅是鞏固腐敗的蔣家王朝的統治。
鄭洞國的手下拿走他的槍，無異於逼迫他“投誠”。此時的他還未放棄“殺身成仁”的想法，他開始在屋內到處找能了結自己生命的器械。此時，一直守在門外的衛隊長文健和四名衛士聞聲跑來。
在他們的阻攔下， 他終於沒有“自我了斷”。
當天凌晨4點，銀行大樓外槍聲四起，可無論是東北野戰軍還是國民黨軍，他們的所有子彈全部都只射向天空。原來，他的副參謀長楊友梅等人，已與共產黨談妥，當日朝天放槍，佯裝抵抗後放下武器……
鄭洞國幾乎在半推半就之下參與了一切，因為他們並未真正抵抗，所以，他們的性質也不一樣：非投降，而是投誠。
關於這段，鄭洞國自己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講述的，他說：
“被擁向樓下，來到一樓大廳後，我怔住了，大廳里布滿了解放軍，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對這木已成舟的事實，我只得勉強同意放下武器，聽候處置。”
長春發生的一切，蔣介石自然知情。他對鄭洞國的選擇極其氣憤，但他卻依舊不肯放棄這次“樹典型”的機會。
於是，鄭洞國投誠三天後的10月24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了《鄭洞國壯烈成仁，三百官兵全體殉職》的悼念文章。
投誠後的鄭洞國與解放軍將領在一起
這篇悼念文章被見報、被廣播時，鄭洞國正神情沮喪地在肖勁光司令員的宴席上悶頭喝酒。此時的他心裡別提有多鬱悶了，畢竟他已知道：自己已經被蔣介石“宣告死亡”了。
或許也正因此，後來，他曾提出了三個投誠要求：
“一是不能把他投誠的事情見報、廣播，只當他已經戰死了；二是他不參加我軍組織的公開宴會活動；三是不會出任政府職務，以後就做個平民百姓。”
從以上種種可見：鄭洞國絕不同於其他的國軍將領，他實際更像一個文人，相比普通殺伐決斷果敢甚至有些莽撞的武將，他更加謹慎，而他的謹慎則源自他“深於思考”的文人特性。
根據後來鄭洞國在回憶錄《我的戎馬生涯》裡的講述，他當時提出這三個要求時，就想了很多。在講述他拒絕出任政府職務時，他的表述是：“我對共產黨不瞭解，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宗旨是什麼。”
鄭洞國沒有想到的是，他投誠後的要求，共產黨全部滿足了他。
國民黨的悼念文出來後，鄭洞國的妻子陳碧蓮也得知了丈夫的“死訊”，她為此痛哭了幾日。得知丈夫並未自殺而只是投誠後，她自然欣喜不已。經歷丈夫“死而復生”後，陳碧蓮的心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此之前，陳碧蓮和丈夫的關係可以用“生死相許”來形容。鄭洞國先前在雲南抗日時，她就曾不遠千里前往軍中。在軍中，美貌的陳碧蓮還主持軍中慈善募捐舞會，並被軍中上下美譽為“怒江之花”。
鄭洞國與陳碧蓮
1943年，鄭洞國駐印度時，陳碧蓮也不遠萬里乘飛機飛越駝峰航線，來印度與他相會。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她不管不顧的追隨，無疑深深感動了他。也正因此，即便妻子不能生育，他也從無怨言，他甚至還同意抱養了陳碧蓮弟弟的女兒為養女。
妻子問他對於自己不能生育有無遺憾時，已與故去妻子生育多個子女的他說：“沒關係，我已經有了很多孩子了，往後，有你和女兒（養女）就夠了。”
1945年，鄭洞國和陳碧蓮及女兒定居在了上海，彼時，他正擔任京滬衛戍副司令。此間，兩人的感情更是恩愛有加。
鄭洞國駐守長春時，知道形勢嚴峻的陳碧蓮還於1948年9月，滿含深情地給丈夫寫通道：
“桂庭（鄭洞國字）：幾個月來為了你的安危，使人時刻不能忘懷，寢食不安。桂庭，令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們被困在這孤城，到底要緊不？”
言辭間，陳碧蓮流露出的全是對丈夫的牽掛之情。所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大抵如此。
在最困難的時候收到妻子的信件，無疑讓鄭洞國心頭一暖。在這封信裡，陳碧蓮還巧妙地透露了自己對丈夫駐守長春的態度，她說：
“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顧性命在幹，這是為了哪種？上天保佑你平安。應該很平安，因為你向來對人都好，心更好，應該有好報：秋風起，更愁人也……”
陳碧蓮這話是在告訴丈夫：我只要你平安，其他的諸如榮華富貴一類，我全不在意。
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陳碧蓮果真只要丈夫平安嗎？答案似乎並非如此。
鄭洞國投誠後，便第一時間同解放軍將領抵達了哈爾濱。冬季的哈爾濱天寒地凍，與上海的溫潤是天上地下的區別。可在這種情況下，陳碧蓮第一時間趕到了哈爾濱同丈夫團聚。妻子的這個舉動，溫暖了鄭洞國的心。
也正是這一次北上，陳碧蓮感受到了北方的寒冷。一年多後，鄭洞國回上海治胃病，她亦隨之前往。
陳碧蓮
投誠後的鄭洞國因為一直做老百姓，所以他有了大量的時間，期間，想整明白國民黨為何會失敗的他，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馬克思主義》等。深入瞭解共產黨及其思想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認為：
“在改善民生和爭取民心方面，共產黨確實做得好，而且發自真心，不是國民黨可比。”
與此同時，共產黨將領的艱苦樸素作風和親和態度也深深感染了他。過去，在國民黨陣營時，大家都流行攀比，誰要是穿戴不好，那是要受鄙視的，可在共產黨這兒，艱苦樸素被認為是美德。
毛澤東主席在一次與他見面時，親自為他點菸的細節，更是讓他感慨萬千，他意識到：這是蔣介石絕對不可能做到的。而在與肖勁光等昔日對手打交道後，他更是深深為他們的謙和為人所折服。
思想發生改變後，鄭洞國對新社會和人民軍隊也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慢慢地，他也萌生了要繼續發揮光和熱，為國家做貢獻的心思。
1952年，請求為國家繼續做貢獻的鄭洞國被安排在水利部門工作。當年6月，他告訴妻子：自己要定居北京，並任水利部參事和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得知訊息後，妻子陳碧蓮竟怎麼也不肯和他一同前往了。無論丈夫和母親、弟弟如何苦勸，她也死活不肯北上。而她不肯北上的理由竟然是：北京太冷了，水土不服。
無奈之下，鄭洞國只得一人前往赴任。
鄭洞國與陳碧蓮及養女
鄭洞國絕想不到，妻子不肯前往的背後，實與她已經習慣了優越生活有關。鄭洞國出生在普通人家，他的父親靠種地和兼做裁縫養活他們一家。幼年時，他經常因為吃不飽飯、營養不良而生病，好在他成績優異，並在幾經波折後考入了黃埔一期。
相比鄭洞國，陳碧蓮的家境絕對稱得上“小資”，她是民國數得上名的“名媛”之一。
她的父親陳鴻藻為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畢業生，曾官至江西省參議員，退出政壇後，他曾任廣州大理院推事（即今法院院長）和中山大學教授，又開辦多家律師事務所，是民國有名的大律師。
家境優渥的陳碧蓮不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生活上也從未吃過半點苦頭。嫁給鄭洞國後，她的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保障。
可轉眼，因為丈夫投誠，他們的日子一落千丈，這讓早已過慣舒適生活的陳碧蓮很不習慣。在哈爾濱的那段日子，已經讓她深刻體會了“艱苦”二字的含義，這也是她談“北上”色變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陳碧蓮與丈夫雖已結婚近二十年，可她身邊始終有追求者。加上他們並沒有生育子女，所以她在關鍵時刻有了離開丈夫的想法。
妻子的這些心思，鄭洞國也有所察覺。但他總覺得：妻子遲早會接受事實，隨他北上。
然而，就在鄭洞國還在寄希望於妻子改變主意北上時，他卻意外收到了妻子寄來的一張離婚協議書。
開啟協議書後，他發現：妻子早已在上面簽了字了。此時，距離他們分居剛剛一年時間。看到離婚協議書的那刻，鄭洞國正在新崗位上磨合，妻子在這時候寄來離婚協議書，無異於給他致命一擊。
左一為陳碧蓮
鄭洞國知道，這份協議書：他只能籤！這是他最後的尊嚴。
簽字時，他努力不讓自己的淚落下來。簽完字的當天下午，他看著窗外的夕陽發了很久的呆。他想到了自己被蔣介石“宣告死亡”的事，如今，他又再次被妻子“宣告離婚”。他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那種自己的人生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悲涼。
好在，遭遇各種“心死”後，鄭洞國終於在新中國再次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他為國防委員會委員，他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和家宴招待。鄭洞國還在此後連續擔任了數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他還擔任了黃埔同學會副會長。後來，他更是擔任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事實證明：是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到此時，被國民黨宣告死亡的鄭洞國，終於重獲新生！
與鄭洞國離婚的一路順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妻子離婚後的人生坎坷重重。
陳碧蓮離婚後迅速嫁給了一個鐘姓資本家，最初，他們的小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可60年代，她的丈夫被捕入獄，出獄後，他不僅沒有工作還貧病交加。兩口子一度只能靠陳碧蓮離婚時分得的財產勉強度日，後來，他們甚至被逐出上海，並住到了蘇州鄉下。
第二任丈夫病逝後，陳碧蓮只得和弟弟陳澤森一家回到了上海，她在此間一直過著孤獨、困苦的生活。
另一邊，與陳碧蓮離婚後的鄭洞國在離婚三年後與35歲的顧賢娟結成了連理，兩人還生養了一個女兒鄭安玉。
鄭洞國與顧賢娟
顧賢娟容貌過人，她溫柔體貼，對丈夫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可因為身體不好，結婚僅僅17年，她便因病離世了。
到此時，即1972年。鄭洞國和陳碧蓮便都恢復了單身。得知訊息後的陳碧蓮趕忙從上海趕到了北京，此時的北京依舊寒冷，可她卻再也不覺得冷了。
再見時，兩人已經分別二十多年。四目相對時，雙鬢已斑白的兩人望著對方熟悉又陌生的容顏，終於忍不住抱頭痛哭。
正在這次見面時，陳碧蓮提出了復婚的請求，她的請求也得到了兩家兒女的一致支援。陳碧蓮和雙方兒女都看得出來：他還愛著她。可讓他們意外的是：他死活不同意複合。
當子女不解地去追問父親理由時，一向隨和的他竟會面露不悅。
這次會面後，陳碧蓮悵然若失地回到了上海。此後20年裡，他們一直有往來，她甚至常透過前來上海的鄭洞國子女及孫輩，給他帶她做的紅燒牛肉。每次她都說：“可一定要帶到，你們祖父最喜歡吃我做的紅燒牛肉了。”
與陳碧蓮有過交流的鄭洞國孫子鄭建邦也認為：祖父其實是想與她複合的，只是，他們之間總有東西擋著。他曾感慨說：
“陳碧蓮以她美麗清純的愛情，優雅時尚的風采，以及開朗灑脫的性情，曾那麼輕柔地沁潤著祖父這位鐵血軍人的心靈，這恐怕是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位女人都不能企及的!”
鄭洞國無疑是愛著陳碧蓮的，每次子孫們談起她，他都豎著耳朵聽著，唯恐錯過一點點細節。可一談到複合，他便閉口不言。
鄭洞國（左三）與陳賡等
後來，眼見陳碧蓮的日子過得艱難，在她以“鄭洞國前妻”身份向組織請求照顧時，他亦出手相助，併為她謀得了一個還算體面的工作，從而解決了她的生活問題。
從這些都可看出，鄭洞國心裡一直有她，否則，從來不肯“開特例”的他，為何會為她“破例”呢！鄭洞國愛卻不肯複合的原因，依舊與他身上的文人特性有關。
文人除了“善於思考”外，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都視尊嚴為生命，所以他們始終信奉“士可殺不可辱”。妻子在他最難的時候選擇離開，並迅速嫁給有錢人，對於當時落魄的他而言，無疑是一種侮辱。鄭洞國對妻子的愛越深，她這種行為對他的侮辱便有多深。
第三任妻子死後的二十年裡，鄭洞國再未有過任何感情。
1991年1月27日，獨身20年的鄭洞國在北京辭世，享年88歲。年75歲的陳碧蓮得知訊息後特地從上海趕來，見他最後一面。
當時的北京依舊寒風刺骨，陳碧蓮不能不想起自己昔日與他離婚時說過的那句：“北京太冷了”。
鄭洞國去世11年後的2002年，陳碧蓮對著前來看望她的鄭建邦含淚道：
"我這輩子最值得留戀的時光，是與你們祖父20年的婚姻生活；這輩子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當年不該與他離婚。"
1987年鄭洞國（右）憑弔陣亡抗日將士合葬墓
說這話時，陳碧蓮已經86歲了，此時距離他們離婚也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聽到這話時，鄭建邦感慨萬千。
後來的鄭建邦每每回憶起祖父和陳碧蓮的種種，都忍不住感嘆：“相愛卻不能相守，真真造化弄人啊！”
但回頭看，弄人的又何止是造化？說到底，阻止鄭洞國再次接受陳碧蓮的，從來不是造化，而恰是愛！越愛，越容不下傷害，越愛，被傷害後的恨便也越難消。鄭洞國過不去的坎，何嘗不是紅塵男女都過不去的坎呢！
電影《One Day》裡有一句臺詞：“我還愛著你，但我們不能在一起了，因為我不喜歡你了。”這話的意思是：“你依然在我的腦海裡，依然佔據著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對你再也不抱任何幻想，關於你的一切再也沒有了期待。”
想想，鄭洞國和陳碧蓮，不恰也如此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