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梓琳
“景泰辛未年秋月望日，會稽山樵馬歡述。”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在最後一次校對完成後，落款收尾，為自己多年的海上經歷做了總結。
這位老人名為馬歡，是明朝初年一位出身“回回人”族群的“通事”。這部由他口述、經其同僚抄寫的著作，便是後世瞭解“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最重要的一部史料——《瀛涯勝覽》。
馬歡隨艦隊親歷過三次下西洋，分別是第四次（始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至永樂十三年七月，1415年）、第六次（始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永樂二十年八月，1422年）和第七次（始於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至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時，馬歡和另外幾位穆斯林職官奉太監洪保之命出使麥加，順道朝覲。
馬歡是一名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即今天回族的重要祖先來源。在明代，承接元代對外交流的“回回人”是明朝重要的少數民族，他們在航海中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基於已有的一系列研究，筆者以馬歡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出身的記錄者為案例，簡要展示“回回人”作為個體和族群在“鄭和下西洋”這段大歷史前後扮演的歷史角色。
馬歡的成長背景
首先來回顧馬歡所屬族群——“回回人”的概況。以穆斯林為主的“回回人”大多祖籍西域，他們的先祖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間被蒙古人從原籍地強制東遷，從而定居中國。
由於教門傳統尊重商業，加上日積月累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使得他們兼通多種語言，這些“回回人”在元朝的商貿與外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對中國傳統“重農抑商”風氣也有所填補，是重要的“中介族群”。隨著他們在中國定居，在保留原有文化傳承（例如宗教信仰）基礎上，“回回人”實現區域性本土化，例如漢語姓名和詩詞撰寫。
元末亂局頻發，“回回人”遭到多重迫害，為此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人被迫流離失所，成為動盪中犧牲品。明朝建立之後，為了鞏固反對異族統治的“大義”，同時承接前朝的合法性，朱元璋採取兩種政策：在法理上，他宣稱明朝承接了元朝的法統；對留在內地的蒙古人、回回人和其他族群的色目人（例如党項人），採取嚴厲的限制措施，例如不准他們“自相嫁娶”，要求他們與其他族群聯姻。
鄭和與馬歡這對“回回人”出身的上下級，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鄭和原名馬三保，出生於1371年，雲南人。14世紀80年代明朝在雲南打敗元梁王，本地居民遭受相應的報復——有的逃難，例如馬三保兄長；有的慘遭閹割，成為各級官府的宦官，例如馬三保本人。
馬三保被閹割後更名馬和，服務於燕王，在姚廣孝門下學文。因為這段經歷，他在保留穆斯林家族記憶同時，被動接受“三寶”並修習佛教知識，成為宗教邊界模糊的典型案例。
朱棣奪位後，他給馬和賜姓“鄭”，這便是“鄭和”的由來。鄭和因為遭遇閹割，終身未婚無子，為方便財產繼承，在他的請求下過繼親侄為嗣。現今散居中國江南、雲南和泰國北部的鄭姓回族，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鄭和宗法上的後裔。
後世塑造的鄭和雕像，筆者攝於2019年12月，南京寶船廠遺址
馬歡，字宗道，籍屬會稽（今浙江紹興），出生於1380年前後，“回回人”出身。馬歡常年從事軍職，成長於“西域”文化體系中，其漢文書寫水平相對同僚較薄弱，以致《瀛涯勝覽》實際上是在自己口述後，由同僚協助抄寫而成的。
如果不是這場盛大的航海行動，馬歡很可能和絕大多數留守全國各地的回回人一樣，要麼從事“軍職”，讓一代代子孫相傳承下去；要麼待在四夷館，幫朝廷翻譯在當時具有廣泛流傳意義的波斯語；或者留在欽天監，從事天文觀測，為朝廷提供可靠的星象分析；抑或與個別“回回人”後裔一樣，逐步淡化族群記憶。但鄭和遠航改變了他的一生，為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進一步交流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回回館譯語”，明清時期中國學習波斯語的一個文獻資料
馬歡的三次出海
永樂十一年（1413年），鄭和招募一批有穆斯林背景的隨行人員，以此輔助艦隊在航海沿線穆斯林國家的外交行動。經歷三次出航之後，此次鄭和奉詔籌備第四次遠航行動。
馬歡因“通番語”（包括波斯語與阿拉伯語）被舉薦到鄭和艦隊之中，以通事的身份參與“通譯”這項重要工作。在“鄭和下西洋”的程序中，翻譯官的作用相當大，尤其是通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這兩大語言系統。
在中世紀，波斯語是“跨域通用語言”，與今日英語的影響力可相媲美。在明朝，波斯語是法定四種外交語言“回回語”的核心，透過在“四夷館”開設相關機構，以展開對其他國家的外交工作；
西洋沿途各國的情況有以下幾種：一種是國君至國民主體是穆斯林，例如“滿剌加”（馬六甲蘇丹國）、“榜葛剌”（孟加拉）、“忽魯謨廝”（霍爾木茲）和“天方”（麥加）；一種情況是，國內穆斯林比例小、最高統治者也不是穆斯林，但穆斯林在內部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古裡”。
作為“回回人”出身的職官，馬歡成長於昔日“回回教門”繁盛的江浙地區，阿老丁等元代“回回長者”的遺留影響還留存不少。對於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馬歡都熟練掌握。
在鄭和七次出海過程中，馬歡參與其中三次：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在永樂年間的兩次出海（第四、六次），馬歡從中國東南沿海一直橫跨到阿拉伯半島邊緣。
在爪哇（滿者伯夷帝國），馬歡指出在爪哇有三種居民：一種是信仰印度教、佛教和當地鬼神信仰的土著；一種是“回回人”，即穆斯林。但根據馬歡在文後對“唐人”的描述來看，這裡的“回回人”應該是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客商，而不是他自己的族群；另一種就是來自中國的“唐人”，即早期華裔。這些華裔大多數是穆斯林：“一等唐人……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他們大多數是商人，一部分人在馬來群島組建成小團體：一方面以自身的宗教信仰贏取其他穆斯林客商的支援，擴充財力；另一方面透過自身的文化記憶，協助明朝在東南亞的行動。
後世描繪的影象，還原全盛時期滿者伯夷的風貌
施進卿家族就是早期華裔的典型案例：施進卿一家籍貫中國南方，曾定居占城，後來遷居蘇門答臘，是華人穆斯林。由於其在舊港的統治，他們家族被馬歡記錄進來，成為“舊港國”的重要詞條。
路過爪哇和暹羅後，馬歡抵達滿剌加，即東南亞著名大國馬六甲蘇丹國。作為明朝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朝貢國，馬六甲蘇丹國一直很重視與中國合作，歷代蘇丹的更替也如實嚮明朝彙報。
拜裡米蘇拉（Parameswara，1344-1414）於1402年成為馬六甲首任蘇丹，三年後與明朝確認外交關係。至馬歡抵達馬六甲，蘇丹已是拜裡米蘇拉之子伊斯干達沙（Iskandar Shah，1370-1424）。伊斯干達繼位的時候已正式皈依伊斯蘭教，從而贏得本地居民支援。因此，馬歡寫道：“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
馬六甲蘇丹國曼蘇爾沙（1432-1477）墓碑，曼蘇爾是伊斯干達沙的曾孫
行至錫蘭國（斯里蘭卡）的時候，馬歡也有實地考察。他把錫蘭的一座山山頂上的凹陷解釋為“阿聃聖人，即盤古之足跡”。馬歡是穆斯林毋庸置疑，但將“阿聃”（即伊斯蘭教經典中人類創始人“阿丹”）稱為“盤古”，這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馬歡自身文化構建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程度。此外，馬歡對錫蘭寶石的說法也採用佛教徒的觀點——“佛祖眼淚結成”。
沿小葛蘭、柯枝，馬歡隨艦隊抵達古裡（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卡特）。和柯枝一樣，古裡屬於印度西南海岸政治體系，有五種階層的居民組成：南昆人（Nair），信仰印度教的本地居民，是古里君主（扎莫林階層）和大多數普通百姓的所屬階層；哲地人（Chitti），財主階層；革令人（Kling），中介商人階層；回回人，穆斯林商賈階層，協助古里君主；木瓜人（Mukuva），類似於賤民階層。古裡有典型文化社群分工，國王國民是印度教徒，不以牛肉為食；中間階層的“回回人”是穆斯林，不以豬肉為食。兩個階層各有所需，故稱“爾不食牛，我不食豬”。
馬歡沒有詳細介紹另外兩個階層“哲地人”和“革令人”的社會文化情況，但根據同一時期馬六甲蘇丹國的發展來看，這兩者其實都參與了馬來半島社會經濟與文化，“革令人”尤其影響了馬六甲的宗室文化取向。
馬六甲蘇丹國權傾一時的敦·阿里家族就是如此，他們被馬來人稱為“革令人”政治派系集大成者。伊斯干達沙帶有南印度血統的庶長孫卡西姆（即“慕扎法沙”，Muzaffar Shah，1410-1459）推翻並弒殺其同父異母弟弟易卜拉欣蘇丹，成為第一位母系非馬來血統的君主，就是借用其舅舅敦·阿里的勢力。鑑於此，“革令人”可能包含為數不少的本土穆斯林群體，和以阿拉伯-波斯客商為代表的“回回人”還是有明顯的不同。
途經“溜山”（馬爾地夫），馬歡抵達位於阿拉伯半島的祖法兒（Zufar，位於阿曼西南部）和阿丹（Aden，即葉門亞丁）。馬歡抵達“阿丹”的時候，是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是他第二次出海的一個重要節點。回程後，由於鄭和任職南京守備，加上朱棣、朱高熾父子相繼駕崩，下西洋暫時停止。
宣德六年（1431年）開始，明宣宗命令鄭和等人籌備第七次“下西洋”。此次遠航鄭和只參加其中一小段行程——鄭和本人年邁體衰，已瀕臨生命的終點。在遠航過程中，鄭和在中途去世，就地落葬，遺命部下將其衣冠及抄本佛經送還明朝。
鄭和去世後，接手艦隊管理事務的是大太監洪保。艦隊沿著既定航線前行，途中馬歡得知施進卿去世（1424）、其女接班的事情，以此對前文進行增補。
從“榜葛剌”（Bengal，即孟加拉）開始，馬歡繼續記錄相應情況，對前文予以增補。在“榜葛剌”，馬歡記錄當地由上至下“俱奉回回教禮”，語言上以孟加拉語為核心、兼用波斯語：“國語皆從榜葛裡（Bengali，孟加拉語），自稱一家言語，說吧兒西語（Farsi，法爾斯語，即波斯語）者亦有之。”
這份記載可以對應孟加拉蘇丹國在15世紀的現實社會狀況：在15世紀，孟加拉形成蘇丹國政體，並迅速在河流沿線形成大型穆斯林聚居區。由於當時穆斯林君主普遍有波斯語宮廷用語傳統，因此波斯語在當地有一定的影響力，甚至影響到周圍的非穆斯林群體，例如孟加拉西部印度教上層社會流行使用波斯語。
自古裡出發，馬歡一行人抵達“忽魯謨廝國”（Ormuz，即霍爾木茲）。霍爾木茲的埃米爾們非常重視當地的商業往來，對大明也不例外。在霍爾木茲，馬歡看到當地“國民皆富”，有“加的”（Qadi）等長官管理政教事務，市集非常繁榮：“其市肆諸般鋪面百物皆有。”甚至在此處能目睹精彩的“把戲”，例如“羊上高竿”。完成在霍爾木茲的任務後，馬歡與郭承禮等穆斯林直接前往“天方國”，即穆斯林聖地麥加。
當時的麥加執政官得知艦隊前來，告知洪保等人希望能與明朝建立外交聯絡。但聖城麥加一直僅對穆斯林開放，在古裡期間，洪保就已經起草好相應文書，派遣馬歡、郭崇禮等七位穆斯林職官直接前往麥加（期間路過霍爾木茲），透過他們的朝覲，順道向麥加方面轉交文書，從而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在此之前，中文文獻（例如《島夷志略》）對麥加雖已有描述，但由於諸位作者沒有親臨此處，他們對於麥加的部分描述存在漏洞。汪大淵等人形容麥加氣候溫和，至費信著述《星槎勝覽》之時，對麥加氣候的描寫直接引用前人的說法，這與麥加常年處於熱帶沙漠氣候的事實有較大出入。對此，馬歡作為親歷者，直接在《瀛涯勝覽》中書寫麥加的真實氣候：“此國即默伽國也……其氣候四時常熱如夏。”
明繪畫《絲路山水地圖》（今名）中的“天方”
麥加的“天房”克爾白（馬歡記作“愷阿白”）
作為一個穆斯林，馬歡在“天方”履行穆斯林“五功”（念齋禮課朝）中的朝覲。作為穆斯林，他相當關注聖城風土人情，為此留下非常重要的“一手資料”——相比之下，無論是費信的《星槎勝覽》，還是後來的《鹹賓錄》、《殊域周咨錄》與《東夷圖說》，沒有一個明朝文獻比馬歡對麥加的記敘更為詳細、真實，因為馬歡進入過“禁寺”、“天房”這些非穆斯林幾乎不可能進入的宗教聖地。
自古裡前往麥加，再到回程，馬歡一行人前後“往回一年”，完成明朝最後一次遠航行程。馬歡帶回的物件中，有“各色齊貨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並且透過繪製“天堂圖真本”，作為朝覲記錄奉送至北京。
隨著鄭和在途中去世，“鄭和下西洋”宣告終結。之後明朝內外交困，明英宗成為瓦剌（Oirat）階下囚等事情接連發生，因此中國對外交流隨之停滯。
馬歡自身也逐步走向暮年，一個普通職官參與不了此時的歷史劇變。他能做的，就是召集與他隨行的同僚，根據口述一步一步還原自己的親身經歷，從而進一步增補已成書稿的《瀛涯勝覽》。最終，在明代宗景泰年間，《瀛涯勝覽》歷時35年的“口述-抄寫”終於畫上句號。
大時代下的口述史——馬歡與《瀛涯勝覽》
如上文所述，由於現實的生活環境與自身的職官生涯，馬歡撰書能力不及當時大多數文人所能達到的水平，對此他自敘“措意遣詞，不能文飾”。因此馬歡一方面盡以自己的通譯本職，努力協調外邦與大明之間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跟隨行文書講解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不斷修補他們寫出的一字一句。
在兩種角色的交匯中，馬歡無意間促成自己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的核心記錄者。
由於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時間間隔太長，馬歡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就已經完成《瀛涯勝覽》初稿，並對此予以刊印，因此《瀛涯勝覽》實際有兩個版本：一個是記錄馬歡前兩次航行的版本，另一個則是馬歡在原有文字基礎上加入最後一次航行的記錄。
在《瀛涯勝覽》一書中，馬歡共收錄20個國家，而這20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他自己親歷的，由此可見馬歡記錄的真實性對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作用。明朝的官方文獻，例如《明實錄》，對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相對簡約；邊境危機和朝政困局也導致當時明朝朝野對中外關係相當漠視，不少資料遭到忽視甚至遺失。
在《瀛涯勝覽》行文的字裡行間中，馬歡體現出明初“回回人”是如何用當時的漢文表達自己的文化觀點，這對於研究明初少數民族參與國家事務這一議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鄭和下西洋”航線
作為“回回人”，馬歡在“鄭和下西洋”這一偉大歷史程序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記錄者”和“中介者”角色：他們運用自己的文化傳承，透過擔任“通譯”、“通事”等職務，在相對封閉的時代儘可能聯通大明與外部世界的聯絡，進而協調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絡。
在參與中國大歷史的程序中，他們也從原本大眾眼中的“他者”——“蕃客”，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回族。
馬歡成長於明初“回回人”被壓制的慘痛時代，親歷“鄭和下西洋”時代對“回回人”的重新起用，繼而見證從“仁宣之治”到“土木堡之變”的大起大落。隨著《瀛涯勝覽》最終的落筆，這位穆斯林老人逐步走到了人生盡頭，身後沒有留下更多記載。
和馬歡一樣，無數“個體”隨時間而流逝，他們的名字與經歷也會慢慢沉寂在浩瀚的文獻中。若非後世有心人關注，這些記載大多都會遺忘在字裡行間中。
一個既不處於“華夷之辯”秩序中的“正統”，漫長人生也沒能拜領高官要職的“回回人”，馬歡難以被歷史銘記。但正因為他35年如一日向同僚口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此留下《瀛涯勝覽》，從而他得以成為 “鄭和下西洋”這段大歷史最具有權威的記錄者之一。
這些資料既是“鄭和下西洋”具體行程的第一手資訊，從而讓後世讀者能夠儘可能親臨其境；也透過一些細節，折射出一個“回回人”在時代變革中，對自己、對族群、對文化、對國朝的認知發展。
馬歡和《瀛涯勝覽》，折射的不僅僅是口述與筆記，更多的是時代變革中相互交織的個人、族群與國家。
時至今日，筆者在南京“寶船廠”遺址的展示大廳凝望著那幅後人重繪的遠航圖，心裡想到的並不只是站在高處指揮的鄭和，也應包括馬歡等為大歷史中付出重要貢獻的眾多個體。
後人繪製的“鄭和下西洋”，筆者攝於2019年12月，南京寶船廠遺址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