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寺遺址中尋找堯舜
演講人：何努演講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講堂演講時間：2021年7月
何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隊隊長，主要從事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級科研專案。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二百餘篇。著有《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實踐探索》。
今天我主要給大家彙報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40年來的工作和收穫，包括我個人這20年來參加陶寺遺址工作的收穫與相關的研究心得，以及我們對陶寺遺址、堯舜之都的一些推斷。
堯舜之都在哪裡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夏商周之前，我們歷史上有一個時代號稱“傳說時代”，也就是堯舜禹時代。歷史上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國內外學界都認為堯舜禹是一個傳說時代。這個時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國信史，值得我們去探討。
如果要探索堯舜禹是否存在，首先我們要有一個突破點，就是他們的都城在那裡？關於堯都，我們文獻上記載是有的，但有多種說法，其中有幾種說法得到的認可較多，其中一個就是《水經注》提到堯都平陽。平陽在哪兒？這個大家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平陽就是現在山西臨汾一帶。還有一說是認為舜都蒲坂。蒲坂在哪兒？具體的地名也有很多，其中晉南之說也算是認可度較高的。當然，堯都平陽和舜都蒲坂並不是文獻中記載的唯一說法，還有很多其他說法，比如山東定陶、河北唐縣也有堯都之說，豫東南地區還有舜都之說，等等。從文獻角度來問，堯舜都城到底在何處，很難定論。
考古工作者在檢視陶寺遺址宮城內的一處夯土建築基址。新華社發
關於堯都的考古，我們的方法是這樣的：首先進行人類學的考古探索，也就是先探索一處遺址它是不是一個都城？這時候我們暫且不將這個遺址與文獻來聯絡。當確定了它是都城之後，也就是回答了人類學的考古問題之後，下一個問題我們就要問了，這是誰的都城？這就進入了歷史學話語體系裡考古的範疇了。接下來怎麼來論證呢？我們要把這些發掘出來的考古資料和相關的文獻記載形成一套證據鏈，同時會結合當地的人類學材料，包括當地民俗、傳說、方言、地方誌、地名、家譜等等，這三股證據鏈擰成一股繩，指向同一個趨向，最終得出結論它是誰的都城。
在這樣的尋找堯都的過程中，陶寺遺址逐漸進入了我們的視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學者認識到這個問題，比如把陶寺遺址提到了“中國”這個高度並且與堯有關的就是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他把陶寺遺址的地位和晉南地區相關聯，認為當時“中國”這個概念已經出現了，而且就應該在晉南地區。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陶寺遺址發掘有了巨大的突破和收穫。
我們從考古學來判斷一個都城是有一套方法的，這個方法叫作都城考古學，是我們透過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的都城考古實踐逐步總結出來的一套理論方法。這個方法判斷都城我們有以下若干要件：作為一個都城，首先要有城牆，我們指的是都城的外郭城牆。第二就是要有宮城，也就是統治者住的地方。第三，作為一個都城還要有祭天、祭地、祭祖先的禮制建築，我們稱之為大型宗教禮制建築區。第四，在史前時期的都城還應該有一個王族墓地或可稱王陵區，在史前時期這個王族墓地往往是位於都城旁邊或者都城郊區。第五，都城還有一個官方管理的作坊區。第六是要有國庫，每個國家一定是有王權或者是國家政權直接掌握的倉儲區。第七點是，都城不僅有統治者、有工匠，還應該有普通的市民，還要有普通居民區。
有了這樣的方法論，我們就把它應用到陶寺遺址，來看看它是否是座都城。
陶寺遺址的三個階段
陶寺遺址位於黃河中游的大拐彎處河東地區，即現在的晉南地區，屬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20世紀50年代文物普查時，發現陶寺有若干處龍山時代小遺址。到了60年代，複查陶寺遺址不僅是幾個小遺址，而且是連成片的大遺址。因為當時也有學者認為河南二里頭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所以在晉南地區想尋找早期的夏朝都城。為了尋找早期的夏王朝都城，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當時的臨汾市行署文物局合作對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這一階段發掘主要集中在遺址的東北部，發現了一大片普通的居民區。還發現了一大片王族墓地，其中有6座王墓，出土了很多帶有王氣的代表性的隨葬品，比如說龍盤、陶鼓、木器等等，從此陶寺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根據考古發掘，陶寺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4300到4100年，中期是距今4100到4000年，晚期是距今4000到3900年，這三個時期的劃分，不僅在陶器上有反映，而且陶寺都城的興衰變化也是亦步亦趨的。
陶寺早期的城址並不大，有一個宮城。這個宮城一開始也沒有建城牆，而是挖了一個長方形的環壕，圍出13萬平方米的空間，起到保護統治者的作用。後來在下層貴族居住區的位置建了城牆，把下層貴族居住區也保護了起來，可稱之為“下城”，面積也近10萬平方米。這時候就把宮城的環壕填平再建起了城牆。宮城兩邊是普通的居民區。還有一個由統治者直接控制的大型倉儲區。早期王族墓地則在遺址的東南角，在陶寺早期的時候已經開始用了。在遺址的北邊還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建築，這個建築在陶寺早期就建了，一直延續到中晚期，很可惜破壞得非常嚴重。目前我們知道它當時是在多水的環境下建築的一個方形的壇。大家可能去過北京的地壇那叫“澤中方丘”，是用於祭地的地壇，所以推斷這是一個禮制建築。陶寺早期的都城雖然城址面積不算大，總共約20萬平方米，但是遺址總面積160萬平方米，在4300多年前也屬於超大型的中心聚落。而通過當時的功能區劃，我們能看出陶寺當時作為一個都城已經有了一定的眉目了。陶寺早期還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是大南溝，它原來是一條路，後來經過雨水沖刷變成了一條溝，這條路從早期的王族墓地一直往西北通向地壇方向，從宮城的前面透過。從功能來看，它相當於陶寺早期時候的一條紀念大道。
陶寺中期的時候作為都城的聚落形態，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從距今4100年開始到4000年完成，主要是南邊的早期下城廢棄了，而宮城繼續使用，宮城北牆和西牆曾維修或擴建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外城，這就形成了雙城制，這是中國後來歷代王朝的一個都城的主流的形態，即宮城和外宮城（有時候再加一個皇城），宮城就相當於後世的紫禁城，外圈城牆相當於北京城的外郭城。這一時期陶寺城址面積達到了280萬平方米，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在陶寺中期，原來的國庫倉儲區繼續在使用。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就是天壇禮制建築，它同時具有觀象授時的功能。我們稱之為觀象臺祭祀臺，它位於外郭城東南。而原來西北的地壇仍舊繼續使用，並在這個時期有擴建。在城的南邊有一片手工業作坊區，外郭城西北區域新開闢了普通居民區。當時宮城與這些功能區劃之間有大片的空白地帶。這些空白地帶分佈著很多水面、空地、林帶，整體來看有很強的城市規劃的綠地功能。在陶寺中期的時候，仍舊有一條大道，現在是趙王溝和中梁溝，這條紀念性大道將整座城市分為上下兩部分，其中重要區域在上城，而手工業區和平民區都在下層，它的規劃是非常有規矩的。
到了陶寺晚期，當時社會出現長期動盪。透過考古我們發現，在中晚期之際，整個陶寺城曾經被徹底摧毀過一次，推斷是當時陶寺文明的統治被顛覆了。隨後在距今4000年到3900年間，陶寺大部分時段裡處於被外來勢力殖民的狀態。這時外郭城城牆消失了，在3平方公里的範圍內住滿了人，人口非常密集並且雜亂無章，在很多的灰坑裡面有很多被肢解人的遺存。這說明陶寺晚期階段，陶寺長期處於社會動盪和混亂的狀態。
但是我們考古發現，在陶寺晚期偏晚的某一個階段，在一個很短的時段裡，當時的陶寺宮城得到了重建，東牆和南牆被重新恢復了，在宮城裡面還有一些陶寺晚期的宮殿建築，並且陶寺北邊的地壇在陶寺晚期的時候也曾經重建過。根據所有這一系列的重建行為來推斷，可能陶寺晚期的某個時候，昔日的統治者的子孫們，搞過一次政權復辟。但這個復辟行動是曇花一現的，很快就再次被外來勢力翦滅。這次失敗之後，當時陶寺的居民就遷走了，陶寺遺址就此終結。
陶寺遺址的幾個細節
陶寺宮城的城牆底部用夯土把它一層層建起來，或分板塊或平夯，夯土質量非常差。陶寺遺址大部分的夯土質量都非常差，關鍵是地表以上的宮城城牆和外郭的城牆都沒有發現一釐米以上的地表牆體，這在學界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後來我們透過研究認為，陶寺的夯土，其當初的地基處理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荷載，而是為了阻擋地表水往地下滲透，因為陶寺當地的黃土失陷強度是超級的，特別怕水，所以只要把水擋住了，地基就不會下沉，當時的地基夯土主要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基礎部分的夯土如果質量很高，就會導致自重很重，反而會加重土地的失陷。所以所謂的“質量不好”很可能是當時人為了減輕夯土基礎和牆體自重。我們曾經發現陶寺有一些土坯塊，據此推斷當時的城牆是土坯牆。參考古埃及艾德福神廟的案例，地表以上的牆體部分，完全可以用夾心土坯牆來做城牆。這樣的城牆可以做到高10米、寬10米，完全能夠起到阻擋外來敵侵的作用。這也就能解釋陶寺遺址的宮城和外郭城地表以上部分牆體都消失了，因為它是夾心土坯的，當城市遭到毀滅的時候，這些部分夾心土坯牆體被一扒，就消失了。
在宮城的四隅各有四個角門。東北角門我們還發現了一座房址，應該是帶棧道的，我們懷疑它可能是一個瞭望的塔樓。我們在南牆偏東還發現了一個帶門闕的宮門，很遺憾現在只剩下基礎部分。這座宮門是陶寺早期的時候，在陶寺宮城城牆建牆的時候已經開始起建了。陶寺中期反而把它毀了，陶寺晚期復辟的時候又把這座門重建了。這座門甬道寬6米左右，兩邊墩臺非常大。破壞墩臺的晚期灰坑裡發現過柱礎石有50釐米到80釐米，證明門闕上面是有建築的。
宮牆裡面目前探得大大小小的夯土有十幾座，其中一座最大的編號為房基臺FJT3，面積有8000多平方米。從2003年至2021年6月底，我們斷斷續續終於把這個建築搞得大致比較清楚了。我們知道其基本的佈局是一個大臺子，上面有若干組的殿堂式建築，有前廣場、後廣場還有水池，總體來說已經形成了類似北京故宮三大殿的格局，我們就稱之為宮室制度。
而在大建築的東南部分，還發現了一個廚房，稱之為東廚。另外我們還在該大臺基的下面，發現了一座附屬建築可能是古人的冰窖，我們稱之為“凌陰”。它的發現，反映出陶寺早期的宮廷生活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在陶寺宮殿區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很多類似如今比薩餅狀的陶楔（圖1），陶楔底部的一側有紋飾。透過復原我們發現這些陶楔可以壘起來，推測它們屬於古人祖先崇拜的象徵物，每一片陶楔代表一個小家庭，若干個家庭組成一個自己共同的祖先。這是一種宗法制度，它的出現，證明了陶寺宮城裡面是存在祖廟的。
圖1：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楔
下城的貴族居住區的建築也算是比較講究的，兩個雙開間的半地穴式房子，形成一個套間，中間有過道，每一座房子單間有紅燒土地面或者是白灰地面，還有灶，房子外圈剩下的就是活動面。
普通老百姓的居所就沒有這麼講究了，往往就是在地上挖一個坑，地穴式或者是半地穴式的一個單間，白灰面或者是紅燒土面。此外還有一種人住得更差，顯然地位更低，他們住窯洞。窯洞的面積大小與普通居民地穴居所差不多。
陶寺的居住形式，從地下到半地穴式到帶基坑的雙開間地穴，再到臺基，形成了地下到地上的一整套高下尊卑的居住等級制度，這也是國家社會形態的一個表現。
作為都城非常重要的功能區，陶寺的手工業作坊區有大約20萬平方米。這個區域管理非常嚴格，區劃很規整。一條壕溝把它分成東西兩部分，這條壕溝可能封閉起來。這個區域則被單獨的另外一個小城封閉嚴格管理，是製作彩繪陶的區域。而更大片的區域裡頭可以分成六個手工業園區。每一個手工業園區都有官署夯土基址（即管理用房），若干個手工業作坊，以及普通工匠的住所。這三個要素組成了手工業區內的手工業園區。手工業區裡有兩大工業種類，一是製陶，一是石器製造。而所有的手工業園區都由一個大型的夯土基址來管理，這個基址面積有1400平方米，是一個帶天井和門房、門道的大型建築，我們推斷它是工官管理手工業區的一個重要機構。
陶寺的窖穴區在陶寺宮城的東南，有1000多平方米，區域內全部是窖穴，主要在陶寺早期和中期使用，晚期則沒有。這些窖裡出有草拌泥，推斷是糧倉的苫頂。因此它們都是糧食窖。窖穴直徑有四五米的，大的直徑有十米以上，帶有螺形坡道，採用鍋底形結構，很多的鍋底下面都有石頭，這與後來唐代洛陽含嘉倉糧倉的結構基本一致。這個窖很特別的一點是它的門道是門洞式的。門洞出口地面內側有一處小白灰面能站一個人充當崗哨。我們推斷這些窖穴是王權直接控制的國庫。
此外，陶寺還發現了世界最早的觀象臺，不僅用於郊天祭日，還可制定20節令的地平歷歷法。陶寺城址擁有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統。
現在我們林林總總來總結一下，陶寺作為一個古代都城的功能是全部具備的，而且它應該是4000多年前出現的一個真正的城市。
除了都城之外，我們目前還知道陶寺擁有一個國家的行政體制，2018至2019年區域調查，涵蓋了以陶寺為中心的汾河以東塔兒山以西100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我們發現，以陶寺為中心，南北有兩大遺址群對陶寺遺址形成了拱衛之勢。每一個遺址群裡面都有一個超大型遺址，可視為相當於今天的“省城”，它們一出現就是超大型的中心聚落，並不是由小遺址發展成大遺址的。而陶寺遺址周圍兩公里之內是沒有遺址的，這樣的分佈態勢，就有點像現在的城市向心模式。還有周莊遺址，非常小，只有1000多平方米，但是我們發現它的垃圾坑裡出土的做飯器具特別多，因此推測它很可能是一個驛站性的遺址，當年負責迎來送往，流動人口很多，常住人口很少，基本上不具備生產功能，它應該是由政府直接來供給的驛站，位於從侯馬向陶寺往來的路途當中，可以視為一箇中轉的驛站。驛站的出現也能說明當時中央和地方關係的存在，這個在考古上極為重要，也是我們判斷陶寺文化已經進入國家的證據之一。
陶寺文化範圍內，除了拱衛的態勢之外，還形成了三到四個層級的社會組織，即都城、“省城”、鄉鎮、村莊這樣的分層社會組織。此外在資源供給方面，汾河主泓道東岸有一個東鄧遺址，這是陶寺都城的出水口碼頭，當時的大宗運輸是利用汾河的主要水道，透過東鄧的碼頭來進出的。此外，襄汾沙女溝大崮堆山採石場，專門為陶寺都城提供生產用於製作三稜箭頭的特殊變質砂岩。
陶寺是不是堯都
以上我們已經回答了陶寺遺址人類學考古的問題，即陶寺作為古代都城的證據，下面我們要直面的歷史學的問題，就是陶寺是否是堯都？
關於陶寺是堯都早有學者提出這個觀點，但缺乏系統過硬的論證，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證據鏈來論證這個問題。
首先是文字自證，陶寺遺址也發現過文字，比如出土的陶壺上有硃砂寫的兩個字，其中左邊的這個字（圖2），有人認為是“昜”字，而我認為這個字是“堯”字，因為它上邊是一個圖形可能代表的是城牆、是土塊，下面是一個人，中間一橫為指示。
圖2：陶寺遺址出土的器具上的字
我們可以從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來尋找這個字可能是“堯”的證據。“壘土為垚”是陶寺的城牆建築方法（圖3），而且陶寺城址的外輪廓也確實是這種圓角方形的。而這個字中間劃一道槓，是用來指示夯土板塊做的城牆在人的頭頂之上，只有人站到黃土塬的沖溝底部，才能出現這種現象（圖4）。古人可能注意到了這個有地貌特徵的現象，於是把用夯土板塊在黃土塬上做的大城稱為“堯”。由此引申，建築這座都城的偉大開創者是“堯”，所以這個字就是為堯這個人來創造的，後來“堯”字又成了該王族的名號。我們再從漢字發展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堯（圖5）與陶寺的“堯”字何其相似。也有人認為這個字應該是太陽的“昜”（陽）字。不過我認為昜字上部應該是圓的，而不是陶寺“堯”與甲骨文堯字這樣的圓角方形或者說菱形。
圖3：陶寺遺址城牆中清晰可見的土塊
圖4：陶寺遺址中的“城牆在人頭頂上”
圖5：甲骨文“堯”字
此外，我們還認為陶寺遺址發現的一系列考古證據與文獻的某些記載是擰合的。
比如《尚書堯典》開篇有一段話：“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這個“四表”就是四畔，古人把大陸和海之間，海和大洋之間的邊緣叫作畔。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漆圭尺，木胎髹漆彩繪，一節綠一節黑，中間用紅色畫上槓杆以為刻度，其中第11號刻度極為重要，它顯示的是理論夏至最短的影長，根據我的研究，如果以25釐米為陶寺一尺來計算，11號刻度的長度就是一尺六。《周髀算經》提到夏至標準的晷影是一尺六，但是並未說明意義何在。《周禮》說夏至影長一尺五為地中，但它是洛陽的資料。從地理緯度上來看洛陽在晉南的南邊，當然要短一寸。據此我們推斷，陶寺圭尺的第11刻度一尺六寸，應該是古代晉南地區的一個地中標準，這便有了陶寺中表。由此我們以陶寺為中表進行四表測量，也就是以陶寺的經線和緯線作為測線，來測量陶寺中表所在的東亞大陸的四至端點，即陶寺的四表。具體做法就是在東邊測點到達陶寺的夏至影長的時間點要比陶寺中表夏至標準時間要早，西邊反之要晚。北邊測點是夏至影長要長於陶寺標準影長，南邊要短於陶寺。用這麼一套方法來進行大的天文測量，從而測出來陶寺四表的位置。根據這套操作原理，南表我們找到了廣東陽西沙扒月亮灣，這裡跟陶寺遺址的經度基本吻合，這一帶古稱交趾。北表的話，按照陶寺遺址這個圭尺，夏至可以測到北極圈，古人稱這裡是幽都，就是太陽掉到地底下不出來了，天氣非常冷。東表我們找到了山東青島黃島朝陽山嘴磯頭，這裡的緯度和陶寺完全一致，這一帶古稱青州嵎夷。西邊古人講“西到流沙”，這方面記錄不太清楚了。這裡我要強調一下，陶寺四表推測估算目前沒有考古證據，但是有意思的是，先秦時期對於四表之內的距離是有一套流行資料的，說四海之內東西兩萬八千里，南北是兩萬六千里，按照現在距離單位換算大約是東西七千公里，南北是六千五百公里。而按照我們對於陶寺推測四表實際距離的考察結果來驗證，先秦這套四表的資料，與我們推測的“陶寺四表”距離誤差率南北為6%、東西為7.4%。所以我們認為，先秦時期古人傳承的四海之內這套資料，很可能是實測得到的。而透過我們對陶寺經線和緯線的驗證，中表測量基點很可能就是陶寺。
《論語》提到，帝堯禪位給舜的時候叮囑他：“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前半句或可理解為堯叮囑舜說天文曆法你一定要掌握；而“允執其中”的這個“中”就是圭尺，古人心目中圭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使用它能夠判定地中，王者居中要求古人要想建立王都、國都的話，一定要選地中，這就要靠圭尺來判定。其次就是一套圭表可以制定曆法。再次是利用這個圭表可以進行天文大地測量，進而可以知道統治的版圖有多大，“天下”是怎樣的。所以在國璽發明之前，“中”就成了古代國家權力的權柄象徵，傳位就傳這個“中”，稱之為“允執其中”。
此外陶寺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東西，我們認為可以在古文獻的堯舜相關內容中找到對應。我們還在陶寺當地的傳說以及民俗中找到了相關的蛛絲馬跡。
在我們看來，陶寺作為堯都的證據是越來越多的，但是陶寺不只有早期，它的中期則成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是堯都，那麼中期是誰的都城？有文獻記載說“堯舜並都之”。《尚書序》孔穎達提到舜的誕生和虹有關，虹在甲骨文中被描繪成雙頭龍或者蛇，而我們在陶寺遺址中期IIM22出土的雙頭龍玉佩（圖6），恰好與之對應。
圖6：陶寺遺址出土的雙頭龍形玉璜組珮
而《說文》曰：“舜，艸也……蔓地連華。象形。”我們在陶寺中期出土的雙耳罐上，就發現了漫地勾連花紋，不妨推測這種紋樣是舜王族的標誌。
文獻記錄舜統治時期有井、倉廩、牛羊與宮室等，而這些在陶寺遺址中都有考古發現。《舜典》裡也提到了度量衡制度，而根據我的研究，陶寺的長度基元一肘尺，相當於今天的25釐米，大約相當於漢族男性尺骨的平均長度。文獻記載堯舜的時候已經有了八音，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等。而在陶寺出土的樂器，包括了陶鼓（土類）、鼉鼓（革類）、石磬（石類）、紅銅銅鈴（金類）、木柷（木類）等。
綜上考古發現以及文獻記載，我們認為，陶寺時代已經有了地中的觀念，而且當時的陶寺文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國家形態，同時陶寺遺址又是一個國家的都城，並且很可能是傳說中的堯舜之都，由陶寺標誌的邦國出現，是中國文明核心開始形成的一個門檻。從這個角度來說，陶寺可以稱之為堯舜的最早“中國”。
（本版演講資料及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提供）
光明日報教育部主辦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28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