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6日《北京日報》刊登某教授《陳延年被捕和犧牲的歷史真相》一文，認為“出賣陳延年的並不是吳稚暉”，實不敢認同。
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被捕，因身份未暴露，化名“陳友生”給汪孟鄒寫條子，暗示自己身份未暴露。汪孟鄒當天即去上海胡適家中，請其營救。胡適轉託吳稚暉，不料吳稚暉當天寫信給楊虎，密報延年已被捕，併為延年畫像。楊虎得到吳信，迅速辨認延年，加上韓步先叛變，雙管齊下，導致延年身份暴露被慘殺。陳延年被處決後,7月5日《申報》等刊文，言昨天處決延年，同時刊登吳稚暉給楊虎信、楊虎給吳稚暉覆信，為吳稚暉出賣延年表功。吳出賣延年一事，遂大白天下。1928年，胡適兩次寫信給吳，指責他出賣延年是“借刀殺人”。吳不否認自己出賣延年，直言“馬克斯煽出來的那班惡魔，是會歸天的”。此事相關當事人都留下證據，幾十年來已成定論。
那麼，該作者是如何為吳稚暉洗白的呢？
是“以訛傳訛”嗎
此說來源於陳獨秀的安徽同鄉胡允恭的《陳延年同志犧牲經過》（《紅旗飄飄》1981年第23集）。不過據胡所說，對於陳延年的犧牲，他並非直接知情，而是事後聽其安徽壽縣同鄉高語罕的愛人王麗立轉述的。雖然1983年學林出版社出版汪孟鄒的侄子汪原放的《回憶亞東圖書館》正文並未採納此說，但編者卻在註釋中引用了此說，以致以訛傳訛，謬傳至今。
這段話的錯誤：
第一，解放前夕，汪孟鄒對胡允恭說：“這件事不堪再談了！總之，是我畢生難忘的罪過。”1954年夏，汪原放對胡允恭說：“這件事，原先我不知道，後來傳開了，才知道。”胡允恭明言自己寫此文采訪了第一人是王麗立，第二人是汪孟鄒，第三人是汪原放。作者只提第一人，不提第二、第三人，讓人認為胡的文章是道聽途說，是“訛”。
第二，196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紅旗飄飄》16載文：“劊子手吳稚輝和楊虎（嘯天）因為殺害了延年同志而互相祝賀的電文。”（第89頁）黎顯衡、謝燕章1980年在《陳延年烈士事略》中說，吳稚暉自胡適處聽說逮捕了延年，急電楊虎，“楊虎原不知此案，接電後立即查究審訊”（《廣東文史資料》29輯）。這些文字都在1982年之前發表，為什麼說胡允恭的文章是“來源”呢？
第三，1928年胡適給吳稚暉寫信，指責吳給楊虎寫信是“借刀殺人”（《胡適往來書信集》上，第465頁，1979年中華書局）；吳回信說“我是狂易了，也破產了，慫恿殺朋友”（同上書，第467頁）；楊虎殺延年後，給吳稚暉回信說：“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敢以復賀”（1927年7月5日《申報》），記其“功勞”。這些當事人親筆信，是吳出賣延年的鐵證，作者何以迴避？
這裡，作者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抓一點時，又斷章取義，三言兩語即得出“以訛傳訛，謬傳至今”的普遍結論。
吳稚暉何時給楊虎寫信
此說來源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駐滬特別軍法處1927年7月5日的特別通稿……文內有“昨已將延年明正典刑矣”一語，照一般理解，陳延年犧牲的日期即為7月4日。而這樣的講法又與吳稚暉賀函中的表述，以及他的公開行程處處相符。賀函稱“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表面上是說吳稚暉7月4日獲知陳延年被捕的訊息。
這段話的錯誤：
第一，吳在給楊虎信中說“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今日”指聽到延年“捕獲”之日，作者將吳寫信挪到延年被殺之日（7月4日），而且加上“照一般理解”，即大家是這麼理解的。如此，吳自然不是暴露延年身份的人了。作者在這裡用了偷樑換柱之法。
第二，作者說：“賀函稱‘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表面上是說吳稚暉7月4日獲知陳延年被捕的訊息”，為後文談延年實際犧牲在6月30日進行鋪墊。作者透過延年被殺的兩個日期的辨析，來掩蓋吳寫信的真實時間，用了混淆視線的手法。
第三，吳在給楊虎信中醜化延年，“發生額下，厥壯極陋”，給其畫像，意在幫楊虎辨認延年，是吳“借刀殺人”的證據。倘延年身份已暴露，或已被處決，還需要畫像嗎？這些證據，都與吳的信合拍，證明吳的信寫在延年被抓之後至被殺之前，作者為何對吳給延年畫像隻字不提？
本段文字，作者修改吳給楊虎的寫信日期，犯了偷樑換柱的錯誤……（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請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