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割腎、拔牙、禁食後，梁啟超方知醫生搞錯，晚年要靠輸血保命

1926年3月16日，代表著中國國內西醫最高水平的協和醫院，正在進行一臺外科手術。陷入昏迷的病人，是一位在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護士姑娘確認無誤後在他的腰子部位做好了記號。

迎著蒼白慘淡的手術燈光，主刀醫生嫻熟地揮動手術刀，朝病人的肋間剖開，不稍多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塊蠶豆形的器官。

旁邊的一位手術親臨者頓時愕然，望向主刀醫生問：“非把他人之腎割錯乎？”

主刀醫生一臉認真地回答：“分明從右脅剖開，取出者當然是右腎，焉得有錯？”

說完，空氣突然凝固，二人相視不語，片刻後，“噗呲”放聲齊笑。

此種開玩笑的輕鬆氣氛，意味著手術非常順利，只是可憐了那位仍在昏睡的病人——戊戌變法領袖梁啟超，連自己得了什麼病都沒搞清楚，就被割掉了一個腎。

這種傷害是不可逆的，他已經不完整了。

那麼，梁任公（任公是梁啟超的號）到底得了什麼病，何故要嚴重到割腎的地步？

悲劇的起源得推回三年前，從他妻子得的那一場大病開始。

圖 | 青年梁啟超

1924年，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乳癌復發，此病已糾纏其夫人九年之久，終於在這一年夏末，終告不治。

妻子離世，梁啟超深受打擊，精神上萎靡不振，加之此前六個月以來，對妻子的陪護照顧，使得身體漸漸吃不消。在這種心力交瘁的作用下，某一天清晨，他起身如廁時，突然發現自己“尿中帶血”。

起初，梁啟超毫不介意，且秘不告人。並不是因為此病隱晦，而是因為原配剛逝世，他不願增累家人，其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小便雖帶血，然從無痛苦”，使得梁啟超放鬆警惕。

但到了1925年間，梁啟超在給到孩子的信中說：

“我每天總是七點以前便起床，晚上睡覺沒有過十一點以後，中午稍微憩睡半點鐘......酒也絕對不飲了。”

從信中可以看出，梁啟超規律了作息與節制了飲酒，但他以往向來是工作通宵達旦、晝夜顛倒、廢寢忘食的，而且還酷愛飲酒。為何做出改變？其子梁思成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中提到，父親次年尿血漸多。梁啟超在《給孩子們的書》中也說：“很費心造了一張《先秦學術年表》，於是小便又再紅了起來。”後來，清華校醫替其尿檢，發現尿液中“含有血質百分之七十”。

從中可以瞭解到兩個資訊，第一，梁啟超的血尿症狀嚴重了，而且家人已知曉；第二，血尿症狀與勞累程度息息相關，故而促使梁啟超調整作息。而且，雖然沒有證據指向梁啟超以往的不良生活習慣是直接導致的“血尿”症狀的主因，但明顯或多或少與此病的誘因密切相關。

圖 | 梁啟超與家人

出於家人的擔憂，梁啟超自病情一拖再拖後，終於開始行動起來，找瑞典、日本的醫生診治，可惜吃藥打針都未見好轉。親友勸他到更高階的醫院看看，但梁啟超卻不勝其煩地說：

“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都沒有，精神體氣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時閉著眼睛不看，便什麼事情都沒有，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

“閉眼不看便萬事大吉”？朋友們都感覺梁啟超對待疾病的格局小了，力勸他去醫院關幾天看看。耐不住周圍人的勸說，梁啟超終於在1926年1月，入住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進行徹底檢查。

德國醫生說梁啟超膀胱有病，遂用折光鏡從溺道中插入檢查，頗為痛苦連插兩次，還說要是檢查出有問題，就需要手術。

一聽到“手術”二字，梁啟超就慌了，立馬給唐天如發電報，想轉看中醫，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病還沒去到要手術那種程度——“我意非萬不得已不用手術，因用麻藥後，體子終不免吃虧。”

得任公傳喚後，唐天如並未能立即閃現，因軍閥亂戰，交通堵塞，回電說非半個月後不能到達（唐天如曾治好梁啟超的腹膜炎，頗受信任）。

回到德國醫院這一邊的診斷，醫生說檢查不出任何問題，梁啟超鬆了一口氣，但醫生推測是“極細微的血管破裂”導致尿中帶血，醫囑他靜養些日子。然而實際情況是，梁啟超住院欲靜養的日子反而更加忙碌起來，因為自進德國醫院後，大小報紙爭相報道，使得病情完全公開，前來探病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

出院後，梁啟超的病仍然反反覆覆，遂找來他的中醫團隊成員之一的吳桃三問診。吳桃三說：“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梁啟超一聽，心中安慰許多，但梁啟勳（梁啟超弟弟）卻對此一說法保留懷疑。

吳桃三給梁啟超開了藥，但數個療程下來，無甚效果。此時，梁啟超的摯友，地質學家丁文江舉薦中國醫療技術水平最高，且是社會高層看病首選的協和醫院，還苦口婆心地勸說：“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

梁啟超被老友這麼一嚇，同意再去醫院關幾天，遂於3月8日（1926年）進入協和醫院做全面檢查。

協和醫院器械完善，檢查手段比德國醫院仔細得多。而且鑑於梁啟超是社會名人，協和醫院高度重視，派出的聯合診療小組高達八人。

圖 | 協和醫院

從梁啟超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中可知，協和醫生用折光鏡檢查，首先排除了尿管和膀胱有病；接著轉向檢查雙腎，發現右腎分泌鮮血；又用一種藥劑注射測試雙腎，右腎反饋異常；最後用X光照見右腎裡頭有一個黑點。

梁啟超說：“那黑點當然該是腫瘍物。這種檢查都是我自己親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醫生和我都認定“罪人斯得”，毫無疑義了。”

那麼這黑點到底是何等腫瘍物？醫生回答說：“非割開後不能預斷”，也就是說，一定要手術割開看看才能知道是啥，但又推測說：“大約是善性的瘤，不是惡性的癌。雖一時不割未嘗不可，但非割不能斷根。”

綜上，梁啟超的西醫團隊一致認為，病在右腎，割掉才能斷根（或者說，根據當時的醫療水平，只能這麼做）。

值得注意的是，醫生的話中提到“一時不割未嘗不可”，但協和已經檢查出梁啟超因“長期失血（尿血）”出現貧血症狀，而入協和之前，梁啟超的中醫團隊也曾給出診斷報告說任公的“血輪已少五分之一”。

如此看，中西醫的診斷都凸顯，梁啟超的病拖著沒有好處。

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勳一直全程陪同大哥看病，他回想起前面吳桃三的話——“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不免感到荒謬，怒忖道：“不亟治，將即死。”

本來“割腎”方案只有梁啟超和家人知道，但不知為什麼訊息不脛而走，引起社會各界譁然。各路“吃瓜神醫”紛紛建言獻策，但大多都是蹭流量的傢伙，眾說紛紜只管拿任公的病開刷，不過倒是有一點很統一，圍觀群眾都認為割腎事大，力推另延中醫。

為慎重起見，梁啟超請中醫團隊之一的蕭龍友老先生複診。蕭龍友是“京城四大名醫”的領軍人物，北平國醫學院院長，他斷然否定了協和醫院的診斷結果，警告說：“腎臟絕無大病，切勿行事草率，以致不可挽回之後果。”

蕭龍友給梁啟超開了藥，頗見功效，但不久，梁啟超病情又出現反覆，尋思中醫能力有限。蕭龍友給出意見說：“梁先生不能靜養，病中猶執卷不輟；如能百日內不看書，餘定保其痊癒也。”梁啟超卻視死如歸地答覆：“戰士死疆場，學者死講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蕭龍友聽後無語。

圖 | 名中醫蕭龍友

求醫問藥數月以來，梁啟超已經失去耐心，一心想要一勞永逸，所以協和給出可以斷根的方案，不可謂不吸引。加之梁啟超本人是革新派領袖，一向偏愛“新事物”西醫，苛責“舊事物”中醫，想必是否割腎，心中已早有定論。但親友依舊激烈反對，拗不過任公之後又退讓說，如果一定要看西醫，那麼大可到歐美去，而不能看中國西醫。但梁啟超堅定要親身檢閱中國的西醫，勸慰親友說：“協和為東方裝置最完全之醫院， 餘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手術前夕，協和為梁啟超安排的主刀醫生，基本上毫無懸念地選定為一位極為有名的美國著名外科醫生。協和醫院內部的人都說任公幸運，因為這位外籍醫生兩個月後就要回美國了，趁現在動手術是個好機會。但不知為何，梁啟超卻要求陣前易帥，特請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時任協和醫院院長的外科專家劉瑞恆來做主刀醫生，而將原先的美國醫生貶為劉瑞恆副手。

對此，梁啟勳點贊說：“任兄乃國際觀念作祟，覺得自己的病由中國學者割治療愈，豈不是為國爭光，所以不捨得將機會交予外籍醫生之手。”

1926年3月16日，已被“血尿”困擾逾兩年的梁啟超終於被推進協和醫院的手術室，手術過程順利，成功摘掉右腎。

至於割下來的腎是否存在病變，參與手術的友人力舒東說，手術結束當天下午五點，便可知道情況了。於是梁啟勳在下午五點半，詢問主刀醫生劉瑞恆結果如何？但劉瑞恆卻告知兩日後再來問。兩日後，梁啟勳再去問，劉瑞恆又重複說，再過兩日再來問。但之後梁啟勳沒再追問了，因為當下最著急想知道的，不過是兄長恢復健康沒有。

梁啟超高興地說：“割後一個禮拜內，覺得便血全清了。”

但醫生卻保守反饋：“那一禮拜內並未全清，只是肉眼看不到有血罷了（化驗得知）。”

隨後，梁啟超被轉到內科繼續治療，但照他自己的描述來看，手術算是立見成效的。梁家人也都以為任公的“血尿”症狀會循序漸進向好的趨勢改善。但不料，一個星期後，小便又見紅了。醫生答覆“血管壁硬，恢復需要時間”。

梁啟勳起初信任醫生的說法，但陪護期間，總感覺醫生在彙報兄長病況時語焉不詳，似乎有意隱瞞什麼，一再追問下，得到了一個令他沮喪的訊息——“割後二十餘日，尿中依然帶血。”

圖 | 主刀醫生劉瑞恆（左）

接下來，為查出病因，發生了十分荒誕的事情。

醫生忽然覺得任公的病在牙內，因此一連拔去了七顆恆牙；可尿血狀況仍維持，又轉而認為病在胃，餓幾天試試，結果任公餓癟了，病還是沒好。最後，西醫團隊一致認定，任公的血尿症是“一種無理由的出血，與身體絕無妨害。”

聽得結論，梁啟勳當場愣住，表示反覆被震撼，大為不滿地抨擊說：“天下豈有無理由之病，或公等未知其理由耳。”

然而，當事人梁啟超卻不以為然，他覺得醫生的結論雖然有點非科學，但“與身體無妨害”這句話是靠得住的，因為自生病以來，自己的精神如故——但他似乎忘了入院時已查出貧血症狀，後續病情一再加重時，他還得去輸血以補損失。

由於協和給出的結論太過荒謬，許多文豪都無法容忍，比較有名的就有《閒話》主編陳西瀅，他調侃說：“這沒什麼要緊的病，丟腰、拔牙、捱餓，還得花好幾百塊錢。”還有梁啟超的學生徐志摩也發聲說：“（協和）最後的答案其實足太妙了。”“梁任公先生這次的白丟腰子，幾乎是大笑話了。”

這個“大笑話”，還一度穿越歷史時空，在20世紀末製造了一個傳播甚廣的謠言——說是任公之所以“割後血仍不止”，是因為主刀醫生劉瑞恆左右不分，割掉了健康的腎，留下了壞死的腎。

這個謠言出自費慰梅和林洙之手，二人一個是林徽因的閨蜜，一個是梁啟超的兒媳。但很顯然的是，劉瑞恆並沒有犯“左右不分”這等低階錯誤——梁啟超的好友，中國著名的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曾看過樑啟超割下來的腎，他只對醫生的診斷有異議，但並沒有質疑手術發生了左右不分的重大事故。

圖 | 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

轉而言之，醫生可能在診斷層面上出現了重大過失（但一直隱瞞梁啟超）。

診斷上，右腎應該是有問題的，從入院檢查的測試中就可看出。但右腎的問題應該不是什麼惡性疾病，手術的親臨者力舒東告訴梁啟勳：“取出之腎，顏色與形狀，一如常人，絕無怪異可知。”故而醫生一開始推測右腎的黑點大約是瘤可以排除掉。

既然沒有發現瘤，那麼把腎割下來豈不鬧烏龍了？

這就出現了文章開頭那一幕，作為手術親臨者的力舒東驚訝地問主刀醫生劉瑞恆，“是不是把人家的腎割錯了。”當時，作為副手的美國醫生，也隨口說了一句話：“吾生平所未之見也。”意思是，從未試過把病人一個沒有惡性疾病的腎割下來的事情。

雖然右腎沒有惡疾，但檢查報告表明右腎的的確確是異常的，這也促使醫生把“血尿”症的病灶指向了右腎。即使右腎不至於割掉，但割了，病灶剷除，“尿血”應該停止才是，然結果卻是“尿血”依舊。依此看，只有兩種可能，任公的“右腎異常”不是“血尿”症的病灶，或者僅是病灶之一。如果答案為前者，就可以懷疑醫生在診斷上確實存在重大錯誤，錯把任公的“右腎異常”和“血尿”症混為一談，而實則是兩種沒有因果關係的病。

不過，協和的誤診並不完全是人為過失，客觀地來說，這一次的誤診是受時代的醫療技術所侷限。梁啟超的西醫團隊所處的年代只有X光，沒有CT，尤其對瘤和癌的認識極為淺薄（今天也是），這才導致了誤診悲劇。而選擇切腎，也不過是西醫團隊反覆權衡過後，認為的最佳方案而已。如果時光倒流，醫生再來一次，任公的腎還是會掉的吧。

但不管如何都好，一個頂級名流（任公），在頂級醫院、頂級專家小組的會診之下，竟然沒有“刀落病除”，說公眾沒有憤怒，那是不可能的。

《現代評論》週刊的主編陳西瀅首先發難：“協和的醫生，在美國，也許最多是二三流罷了。在建築和裝置上，他們化了不知多少錢，卻讓二三流的先生來糟蹋了......”

其實這段話，陳西瀅大抵針對的不單止是主刀醫生劉瑞恆，而是協和醫生的“在座各位”，但是莫名其妙的，劉瑞恆卻成了被公眾罵的最慘的那個。讓劉瑞恆背鍋實在不應該，因為事實上，他不是主治醫師，只是被梁啟超特請過來操刀割腎的，下命令割腎的人，是那群歐美醫生——“歐美醫生凡五、六人診治之，斷為腎壞， 請施刀圭！”

罵完醫生，陳西瀅又把火燒到了西醫這一新進外來物身上，

“近年來，不信中醫的人漸漸的多了，可是他們又把對於中醫的信仰，移在西醫的身上......他們自己脫不了迷信，因為他們以為西洋醫學己經是發達沒有錯誤的可能......我朋友裡面，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癒，而且不止一二位。我疑心就是西洋醫學也還在幼稚的時期，同中醫相比，也許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異。”

圖 | 陳西瀅與其妻兒

這一段抨擊西醫的話，雖然是流於輿論表面，卻也有意無意地把矛頭指向了梁啟超、魯迅、胡適等“神化西醫，唾棄中醫”的革新派。

魯迅說：“中醫是有意無意的騙子。雖然有人說中醫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

信。”

胡適曾患水腫，受中醫治癒，卻絕口不承認。他的學生傅斯年也放言說：“寧死不請教中醫。”

而此次受西醫所害的梁啟超，向來也是堅定地反對中醫，他在著名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中說：“（中醫）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闢之。”

得益於梁啟超等人的推動呼籲，1929年2月，西醫學者將一份《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遞交給了南京政府衛生部，又向教育部遞交了《請明令廢止舊醫學校》的提案。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陳西瀅為挽救中醫的地位，不遺餘力逮住此次熱點向西醫開炮。他稱讚西醫比中醫更有試驗精神，但很可怕的是，西醫的試驗物件是活生生的人：

“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夫妻子女，誰不感覺痛苦悲哀，我們怎能把我們同類做試驗品？......近代的一般醫生，眼中只見病症，不見病人，醫院也成了一種冷酷無情的試驗室......”

由於醫療事故基本被坐實，彼時的協和公關完全失勢，但仍不乏有勇士出來辯護——協和醫學院的一名學生陳志潛（日後是著名公共衛生學家）出來應戰陳西瀅。他在致信中反駁說：

“難道醫生就不是人身父母養的嗎？難道醫生就喪心病狂到先生所說那個純粹物件主義的地步了嗎？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醫生為物件主義，連飯碗問題都置而不顧，我相信今日的醫生還莫有那樣的勇氣！”

圖 | 協和醫學院學生陳志潛

陳西瀅是個辯論高手，他首先調侃了一番陳志潛的醫學生身份：

“陳先生的態度，實在和氣到一萬分，可是像一切的專家，他免不了開首便考一考你有沒有說話的資格。這是各種專家普遍的毛病......我沒有進過醫學校，也從沒有研究過醫道。我所有的就是什麼人都有的候補病人的資格。”

隨即，他又抓住了陳志潛提到的“飯碗問題”火力全開：

“‘因為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那麼世界上的疾病絕了跡，醫生們也就沒有飯吃了。醫生們的利害，在現在的制度下，是與我們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絕對的衝突的。在理想的社會中，我想，醫生的進款應當與人們的康健做正比例。他們應當像保險公司一樣，保證他們的顧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應當罰金或賠償的。”

這場輿論戰中，醫學生出身的魯迅也橫插了一句：“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

顯然，魯迅的筆鋒是群嘲，只會讓爭論火上添油，於緩和矛盾沒有絲毫意義。

1926年4月12日，梁啟超正式出院。可能是身體虛弱的緣故，作為當事人，他並沒有立即發聲，而是將近兩個月後（6月2日），才發表了下面這番話調停輿論戰：

“我希望我們言論界對於協和常常取獎進的態度，不可取摧殘的態度。診病應該用（西醫）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終於，這一場中西醫之爭，得到了平息。

此時，梁啟超已經吃上了中醫團隊成員唐天如開的中藥，效果頗見效，尿血一度不見蹤影。他在信中告訴女兒梁令嫻：“好教你們歡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的清清楚楚了！”。

實際上，梁啟超一出院就立即電唐天如前來治病，唐天如診斷他的病為“膽失其分泌之能”，梁啟超應該是信任唐的，但不知為何回頭卻跟家人說唐“言涉虛杳”。

9月4日，梁啟超自上一次致信女兒說血尿症好的清清楚楚後，不到一個月，又復發了。此後餘生裡，他的病反反覆覆，一直沒得到根治。他本人已然久病成醫，洞悉自己的病一旦操勞，或者情緒不好，便會復發加劇。他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也不再寄望於任何治療，只是心中一直縈繞著三個不解的問題——自己得的到底是什麼病？割腎有沒有必要？割掉的腎有沒有像醫生所說有瘤？

這一切的疑慮，直到伍連德的到來，才撥開雲霧。

伍連德是中國極具權威的防疫學家、醫學專家，他去天津訪友時，順道探望了梁啟超。看了梁啟超的小便後，伍連德首先就推翻了“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傷”的中醫結論，警告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後又前往協和詢問主治醫師，調閱病歷，繼而推翻協和“無理由出血”的結論，他診斷是一種輕微的腎炎。最後責備地指出“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西醫團隊）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

圖 | 伍連德

這回梁啟超瞭解得明明白白了。手術以來，他第一次在家人的信中露出了痛苦面具：

“他（指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冒失）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我屢次探協和確實訊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

不過，得益於梁啟超本人的樂觀性格，他又自我安慰了一遍：

“總之，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後身子沒有絲毫吃虧，只算費幾百塊錢，挨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

1928年1月，梁啟超再次進入協和，醫治血尿症以外的病（高血壓、心臟病）。可以看出，梁啟超對協和的信任是矢志不改的。同時，從這一年開始，為緩解尿血而導致的貧血症，醫生讓其一個月來輸血一次，以保性命。

或許這種需要外來血液維持機體的手段，也暗示著梁啟超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1928年11月27日，梁啟超最後一次進入協和。但這一次並不是因為以往所既有的病，而是檢查出了新的病情——肺部有罕見病菌。

醫生說此病醫學界僅有過三例，治療的方法很簡單，但是協和沒有治療此病的經驗者，如果勉強用藥，又怕任公的身體虛弱扛不住，故而“竟於此數日間並藥而不給”。說白了，就是令其生扛，做保守治療。然而梁啟超入院時，身體已經是消瘦、虛弱、極度憔悴、步履蹣跚的萎靡之態，醫生已曉得其一隻腳邁入鬼門關，凶多吉少了。

圖 | 梁啟超抱著孩子

1929年1月18日，梁啟超入協和逾一個半月，《申報》刊出爆炸訊息：“梁啟超病勢垂危：梁啟超近日病狀彌篤，醫生診斷為莫奈裡菌繁殖所致，殆無生望雲。”

次日下午二時十五分，一代知識分子領袖梁啟超終告不治，享年56歲。他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唯一的非正式遺言，只是囑咐死後屍身交由醫學界解剖。

據說，梁啟超所感染的病菌是一種“條件致病菌”，只有當宿主免疫防禦機制受到損害時才會致病奪命。如果要追溯梁啟超防禦系統被擊碎的原因，那麼此前的割腎、拔牙、禁食，當屬一大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在最後一次進入協和的兩個月之前（9月27日），梁啟超曾因痔疾復發而入住協和。放出來後，他給長子梁思成留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這回上協和一個大當。他只管醫痔，不顧及身體的全部，每天兩杯瀉油，足足灌了十天(臨退院還給了兩大瓶，說是一禮拜繼續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人是瘦到不像樣子，精神也很委頓......"

大抵，這些就是任公抵抗力驟然下降，最終喪命的原因吧。

圖 | 梁啟超晚年

意料之中的是，梁啟超走後，身後又留下了一個炮轟西醫的輿論場。他的好友伍莊發出振聾發聵的心聲：“益發憤求中國之醫學，斷不令彼稗販西說者毀我國珍。”

我想，中西醫各有優點，根本不對立，一個精明的患者，當學梁啟超，做一個實用主義者，哪種醫術有效就用哪種。不過，人的生命只有可貴的一次，大可不必像梁啟超那樣獻身醫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