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7日17時許，遵照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處長王斐然的終審判決，2名垂頭喪氣的外籍死刑犯被五花大綁，由公安部隊戰士從法庭押往天橋刑場執行槍決。其中一名案犯一眼看上去就是個歐洲人，而另外一人則是亞洲面孔。
王斐然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破獲的第一起外國間諜案（也被稱為“共和國第一間諜案”）的首犯和主犯，他們的排場特別大，在法庭上起訴他們的公訴人是時任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的羅瑞卿，而且周恩來總理還親自審閱和修改了此案的法律文書，共修改57處，增加167字，刪除22字。
正在審閱此案的法律文書的周恩來總理
至今仍然儲存在第二檔案館中有關此案的法律文書，上面經由周總理親筆修改之處清晰可見
當公安戰士把年過半百，頭髮鬍子都已花白的義大利裔首犯從卡車上拉下來，徒步走向天橋刑場的時候，有誰會想到這個步履蹣跚，身形佝僂的傢伙竟然曾是義大利空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42名王牌飛行員之一呢？這個出生在上海，在中國混了大半輩子，還給自己起了個叫李安東的中文名，他是怎麼一步步地從王牌淪落到這步田地的呢？
李安東
安東尼奧·裡瓦（即李安東，下文統一使用其中文名）於1896年4月8日出生在上海。當時正值清朝末年，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上海這個東方明珠也成為了“冒險家的樂園”（東方魔都）。而義大利作為後起的列強之一，自然不甘落在人後，大批義大利僑民於是就湧到上海來尋找發財的機會。李安東的父母來自義大利米蘭的戈爾貢佐拉，他們於1880年移居中國上海，將中國絲綢出口到義大利，並且靠這個賺了不少錢，成為有名的富商。
優越的家庭環境使得李安東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資質不錯，各種新事物都能很快上手，而且在當時上海灘這個魚龍混雜的環境中，他還練就了一套與各方人物打交道的訣竅，這個技能使他未來從中受益匪淺，但也最終引導著他步入深淵。1911年，剛滿15歲的李安東在父親的安排下，回到義大利佛羅倫薩讀高中。
1914年6月，隨著薩拉熱窩街頭的幾聲槍響，歐洲上空戰雲密佈，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年輕的李安東和當時大多數歐洲年輕人一樣對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而對其殘酷性估計不足。因此他不顧家人的勸阻，登記成為了一名預備役軍官。 1915年7 月11日，他分配第70步兵團，隨後被拉到前線。在當年的11月12日，上戰場才4個月的李安東就因受傷住院，直到第二年3月才重返前線，他這次被調到201步兵團； 結果不到3個月他又受傷住院。這2次受傷對他的意志打擊不小，一方面他見識到了戰爭的血腥，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甘心作為一個“炮灰”默默無聞地死在前線的塹壕裡。雖然在傷愈之後他再度返回前線，但李安東就開始尋找各種機會逃避作戰，所幸在1916 年9月25日，上級將他選調到聖朱斯托的卡薩塔皇家航空學院接受飛行訓練。
李安東年輕時曾是一名義大利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在一戰中他是42名義大利王牌飛行員之一，擊落敵機7架
喜歡新鮮事物的李安東全身心地投入到訓練中，因為他表現出色，加上此前的資歷和戰功，1917年2月25日，李安東被提拔為中尉。當年4月，完成訓練的李安東信心滿滿地來到了剛剛組建不久的義大利空軍。最初李安東是駕駛雙座偵察機，但他對偵察這種工作並不滿意，因此他纏著上司要求到戰鬥機部隊。在6月份他進行了短期的戰鬥機培訓後，就在7月份進入71戰鬥機中隊，開赴前線，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歲月。
李安東當年在義大利空軍中的證件
1917年8月24日，李安東和71中隊另外2名飛行員駕駛紐波特11戰鬥機組成3機編隊出擊，他們遭遇到一架落單的奧匈帝國空軍的信天翁D.III型戰鬥機，空戰中3名義大利飛行員死死地咬住了這架倒黴的信天翁，然後對其發起輪番攻擊，並最終將其擊落。義大利地面部隊檢查這架飛機的殘骸和飛行員的遺體後發現被擊斃的飛行員是奧匈空軍王牌飛行員尤利烏斯·科瓦爾奇克！雖然這是一個共同戰績，但李安東首戰就立了大功，他在1917年10月31日被晉升為上尉，並很快就當上了78中隊的指揮官。此後李安東的戰績穩步上升，1918年6月15日，他已經擊落5架敵機成為了王牌。在11月11日停戰之前李安東又擊落了2架飛機，使他的總戰績達到7架。他一躍成為一戰中義大利的42名王牌飛行員之一。一戰結束後，李安東被授予銀質勇敢勳章和薩伏伊騎士十字勳章。
紐波特11型戰鬥機
信天翁D.III型戰鬥機
一戰結束後，李安東回到了中國。由於當時義大利民航開通了羅馬飛往東京的往返航班，作為戰爭英雄的李安東在1920 年當上了駐中國的代表處負責人，經營這條航線。但李安東沒有繼承父母做生意的本事，他運營的業務虧損嚴重，因此很快於1921年1月被解職。
既然做不來正當生意，那就只能“撈偏門”了。此時正值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年月，腦子活絡的李安東見有機可乘，他在天津成立了一家名為“亞洲進出口公司”的公司，該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向各派軍閥倒賣列強在一戰中的剩餘軍火，尤其是作戰飛機。由於李安東精通中文、義大利語、德語、法語和英語，而且又瞭解中國的國情，因此業務拓展非常快。靠著向中國販賣軍火，李安東迅速就聚斂起了大筆的財富，過起了奢華的生活。齊燮元、鹿鍾麟、吳佩孚、曹錕等都是他的大客戶。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曾向他訂購大量軍火，並支付了鉅額的預付款。但在軍火運到之前，由於馮玉祥反戈一擊，導致直系軍隊崩潰，這筆買賣自然就泡湯了。李安東一面吞掉了吳佩孚的預付款，一面又將運抵天津的軍火轉賣給控制了平津的張作霖，一魚兩吃，賺得是盆滿缽滿。但李安東大筆賺錢，卻連一分錢的稅也不交給義大利政府，更別說打通政府裡的各種“關係”了。眼紅他生意的對家於是告了他一狀，他不但被意政府剝奪了上尉軍銜，還在意本土遭到了通緝。
墨索里尼
這個小小的挫折沒能難倒李安東，此後他更加註意尋找各路“靠山”。1926年，在義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奪權後，進行政治投機的李安東也加入了法西斯政黨，並且在北平成立了所謂的“法西斯黨北平支部”，自己擔任頭目，他希望能透過這一系列的舉動來“洗白”自己。但在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李安東的生意遭到了很大的衝擊，逼得他一度在北平充當記者，又在中意文化協會擔任編輯，可這點錢哪能填滿他已經被撐大的胃口，李安東一直在尋找翻身的機會。
齊亞諾夫婦
1930年，李安東攀附上了墨索里尼的女婿——時任義大利駐上海總領事齊亞諾伯爵。在齊亞諾的推薦下，飛行員出身的李安東於1934年成為義大利空軍駐華軍事使團的秘書，向國民政府空軍推銷各種義大利飛機，並且為中國培訓飛行員。事實證明，中國空軍購買的義大利飛機多數質次價高，實戰中不堪一擊；而且義大利教官培訓的飛行員也多數是不合格的，只能回爐重新培訓或者索性轉為地勤。中國為此在抗戰初期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了。中國空軍在抗戰之初損失慘重，再也無力以高價購買效能坑爹的義大利貨，而開始改用蘇聯援助的飛機並接受蘇式培訓。李安東於是又一次失業了，他決心改行當情報販子。當時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北平、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實際上也是列強的間諜活動的中心。李安東由於精通多種語言，又熟悉中國的情況，在當地有眾多的“線人”，因此很快就憑藉著自己義大利法西斯黨徒的身份和社交能力，與德國和日本的情報機關都搭上了關係。
李安東刺探和收集美英等西方國家和國民黨方面的情報，提供給德意日情報機關，並收取這三家支付給他的大筆酬金。1943年7月墨索里尼政府垮臺，義大利新政府宣佈向盟軍投降。李安東立即主動聯絡日本當局並帶領日軍乘裝甲車和汽車衝進了駐北平義大利使館內，解除了義大利衛隊的武裝並接管了義大利使館。憑藉自己特殊的身份，李安東搖身一變成為在北平的義大利利益代表與日軍交涉各種事項。許多在北平義大利僑民遭日軍的拘禁，而李安東不但沒事，而且還繼續過著體面的生活。在斯科爾澤內指揮德軍突擊隊在大薩索山救出墨索里尼後，李安東興沖沖地跑到德國使館，要求德國使館代辦代自己致電墨索里尼——祝賀他脫險並且表示自己將繼續效忠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所謂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和“領袖”。
日本投降後，李安東的“好日子”到了頭。美軍在青島登陸後解救了被日軍關押在山東濰縣的一批外國僑民。在這些外僑回到平津地區後立即向美軍和國民黨當局舉報李安東是日本間諜和法西斯分子，並提交了許多有關他劣跡的證據。惶恐中的李安東向美軍方申訴自己是“身不由己”，但他的申訴沒有成功。從1946年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調查李安東在戰爭期間的罪行。
調查李安東的是“中統”駐北平的機構，初步調查指控屬實，因此國民黨當局於6月24日逮捕了李安東。在審訊中李安東極力狡辯，為自己脫罪。本來要查清李安東是否與日軍勾結最關鍵的證人是日本“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報道部”特務頭子日高富明大佐，但當時此人被上海軍事法庭調去作證，直到1947年4月才回到北平的戰犯拘留所。4月15日北平軍事法庭檢察官提審了日高富明。日高富明僅承認自己在1944年11月認識了李安東，但否認彼此間有情報往來。
此時國民黨政府的重點已經完全轉到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上，北平軍事法庭對李安東間諜案的調查自然也就失去了動力，反正李安東也沒有對國民政府造成什麼危害。4月19日，檢察官宣佈對李安東不予起訴，就此結案。1947年8月19日，李安東獲釋。
又逃過一劫的李安東並沒有金盆洗手，而是在“痛定思痛”後重出江湖。這次他勾搭上了美國駐北平總領館的武官包瑞德上校（同時他還是中情局的情報官）。包瑞德曾經當過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該觀察組的一大任務就是蒐集有關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情報）組長，是美軍中少有的對中國共產黨較為熟悉的“知華派”。在延安期間他曾與包括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在內的中央高階領導有過較為密切的往來和不錯的私人交情（周恩來當時在“國統區”，和包瑞德接觸不算多）。
在延安的包瑞德與毛澤東、朱德在一起，3人表情輕鬆，可見關係處得很不錯
在延安期間親自給八路軍傷員上藥的包瑞德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後，美軍觀察組就撤離延安。包瑞德轉往駐北平的領事館擔任武官。正因為他比較瞭解中共，他並不相信國民黨方面宣揚的可以在幾個月內消滅“共軍”的說法。但因為美軍觀察組已經撤出了延安，包瑞德急需填補這個方面的情報空白，於是他開始接觸活躍到華北地區的各國情報販子，指望著從這些人身上獲得有關中共的情報。
1948年3月，急需找份新工作的李安東遇到了急需獲得情報的包瑞德，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李安東立即在北平開始尋找“線人”，重新組成自己的情報網。他隨後拼湊了一個由原日本駐華情報機構的山口隆一（中文名為劉逸，公開身份是北京法文書局《中國指南》編輯）、義大利人哲利（公開身份是教員）、德國人甘納斯（德國貿易公司駐華經理）、法國人魏智（法文圖書館經理）、馬迪儒（天主教主教）和馬新景等人，大肆蒐集有關解放區的軍事、政治及經濟方面的情報。從1948年3月到北平解放前後，李安東先後向包瑞德提供了115份情報。
山口隆一
甘納斯
馬迪儒（黑衣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後，包瑞德和李安東都選擇繼續留在北平。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內部關於要不要承認新生的人民政權產生了爭議，在政府舉棋不定的情況下，包瑞德打算等等看再說。另外他也想在萬一撤離中國的情況下，先組織好自己的情報網，以便繼續收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因此包瑞德加緊在美國駐北平領事館和位於東四三條的美國新聞處活動，每天他都在那裡會見大量非美國籍的外國僑民，以此篩選自己所需要的“線人”。
但包瑞德明顯低估了我公安機關的效率，這些人的活動和他們與包瑞德接觸的情況都一直在我公安機關的監視之下，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等人自然也不例外。
李安東打著“天津詹姆斯沃爾特父子公司北京代理人”的名義作幌子，在解放後繼續從事間諜活動。李安東指使山口隆一和其他線人利用各種渠道收集中共高階領導人，新政協代表、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的個人資訊，包括他們的個人履歷、性格、家庭和辦公地址、電話號碼及車牌號碼等，並將這些情報全部彙總，然後交給包瑞德。此外李安東和山口隆一還收集和竊取了大量有關新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情報。從北平解放到情報網被我公安機關破獲期間，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總共蒐集了485份情報並提供給包瑞德以及美國間諜機構。1949年11月29日，包瑞德給李安東寫了一封密信，對他收集的情報大加讚賞，信中稱：“這些情報很有用，我非常高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並且定都北京（包瑞德手持相機站在美國駐北平領事館門前拍攝了不少照片，公安部長羅瑞卿曾經請示毛主席是否沒收他的照片，毛澤東看在延安時和包瑞德的交情而沒有“動”他）。由於大多數西方國家仍然繼續與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因此中國政府對其採取了種種限制措施，西方國家駐華使領館紛紛開始打包準備撤離，外國僑民也陸續回國。在這種情況下，李安東的情報網就越發顯得重要。
1950年1月6日，鑑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拒絕斷絕與國民黨政權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決心關閉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華的全部使領館和其他外交機構，並勒令美方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在華全部外交人員限期離境（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就是“先把屋子掃乾淨後才能請客”），包瑞德自然也不例外。他在離開北京之前利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所謂“告別酒會”，暗中將他手下的“線人”們也召集到酒會上，向他們佈置了新的任務，李安東自然也在其中。在喝完這最後一杯酒後，美方人員撤離了中國大陸，分頭回國或者是去香港和臺灣。值得玩味的是，此時困守臺灣一隅之地的蔣介石因為憤恨美方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袖手旁觀而拒絕了美方讓包瑞德去臺灣任職的要求（懷疑包瑞德“通共”），導致包瑞德就只能蹲在香港繼續操縱他佈下的情報網。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美方就曾經將1門“斯托克斯”81毫米迫擊炮和炮彈混在美方向外國僑民提供的“救濟物資”中交給李安東。李安東將迫擊炮“化整為零”，把炮管和炮架藏在自己家裡，座板則藏在同夥馬迪懦家裡。在包瑞德走前，李安東接受了新的任務就是在收集情報之外，伺機制造破壞。此時的李安東手下也已經開始不滿足於收集情報這種“小打小鬧”賺的一點“小錢”（美方當時透過李安東支付給山口隆一每個月150美元，而支付給北京迺茲府天主教堂主教馬力悅才每月140美元，），大家都想要來一票“大”的。
“斯托克斯”迫擊炮彩圖
美國外交官黯然離開中國後，李安東就把山口隆一叫到自己在北京東城甘雨衚衕乙17號院的家中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手頭有1門迫擊炮，打算等“中國政府在天安門開會時幹一票”。山口隆一嚇了一跳，他覺得太過冒險了，這要一開炮那恐怕就很難逃脫。但李安東態度很堅決，他以“富貴險中求”給山口隆一打氣。直接告訴他如果事成，美方將給予重賞，“上面”開出的賞格是50萬美元！山口隆一貪圖“重賞”，再加上他對新中國和人民政權抱有敵視的態度，最終答應幹這一票。
山口隆一開始著手實施炮擊計劃。由於天安門廣場的特殊性，他無法使用通常的方法對其進行測量，於是山口隆一決定使用徒步測量，也就是邁著步幅大致一致的步伐，對廣場相關位置進行步測。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這夥間諜加快了準備工作。山口隆一多次來到天安門廣場，對周圍地形等資料進行實地測量，並繪製了地圖，註明炮擊位置及毛澤東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在城樓上檢閱受閱部隊和群眾時的位置等。
此時公安部一局一處的偵查科已經開始有針對性地對尚留在北京的外國僑民加強監控，防止有人利用他們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滲透和破壞。那些曾經與美國人過從甚密的僑民更是監視的重中之重。公安機關在透過對李安東、山口隆一和其情報網的其他線人的跟蹤監視後，察覺到他們正在策劃一起陰謀，但此時我方尚未掌握陰謀的具體細節。
1950年9月18日，此時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的大慶已經只剩下不到2周的時間，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截獲了一封山口隆一寄往日本的可疑航空郵件，信函非常厚，裡面塞滿了檔案，地址是日本國東京都澀谷區神泉町20番地7號第一綠C管理室的“日洲產業株式會社”。這個地址經我方秘密渠道證實，這個所謂的“日洲產業株式會社”實際上是美軍駐東京司令部的情報處。信件的內容是：“所購滅火機定於10月1日發貨。一切按既定計划進行。致以熱烈的問候！”
山口隆一繪製的一張擬炮擊天安門的草圖
在信中還附有一張鉛筆手繪的天安門草圖，圖中有華表、金水橋和天安門城樓，還有一條指向天安門城樓頂部中央的拋物線，日文註解是：“從日本買來的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個屋頂。”圖上另外一個箭頭指向天安門城樓主席臺的一個人，日文註解是：“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裡。”此外在信中有一段極為可疑的文字：“每當政府舉行祭禮（典禮）之日，政府領導和各界名流都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軍隊和民眾，以前的消防壓水機僅能壓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山口隆一表面上的職業是法文書局的編輯，他又不是經營消防器械的商人，他畫這個圖的用意是什麼？而且信中特地提到“10月1日發貨”，正是新中國的國慶節。而且山口隆一又是公安機關重點監控的目標之一，這幾個因素加在一起，使得這件事情就非常可疑了。
從天安門城樓上往下看，遠處可見有大片的民房，李安東等人就是打算在那裡發射迫擊炮刺殺黨和國家領導人
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處長狄飛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於是在拍照留檔後立即向公安部偵察處處長李國祥作了彙報，李國祥隨即緊急召開了案情分析會。在會上，與會人員一致認為這封信和草圖背後是一個天大的陰謀。
見大家的意見非常統一，李國祥於是向北京市市長彭真進行彙報並向他展示證據。彭真也感到事情緊急，他立即指示李國祥這可能是一起大案，涉及到敵特要炮轟天安門，殺害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務必儘快破案！
延安時期的李國祥
彭真
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衛局都對此案高度重視，根據之前已經掌握的情況，與山口隆一關係密切的李安東就浮出了水面。事不宜遲，為了搶在國慶節前破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請示周恩來總理，在經過批准後，他命令在1950年9月26日逮捕李安東和山口隆一。
公安部長羅瑞卿大將
9月26日上午7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出動大批幹警包圍了甘雨衚衕，在逮捕了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後，對2人的家中進行搜查，起獲迫擊炮1門。雖然李安東再次施展他的狡辯功夫，聲稱這門迫擊炮早已“年高有德”，“不堪使用”，自己只不過是用做院子裡遮陽傘的傘架罷了。但人民公安可沒有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那麼好糊弄，在進一步的搜查中，公安人員從他家裡抄出了一份由李安東在解放前纂寫關於在1948年幫助國民黨在東北編練空軍的計劃（呈交給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巴傑海軍上將）和另外一份關於在1948年對國民黨提供援助的計劃（呈交給當時美國眾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瓦登伯格）；還有抗戰期間三份由日本特務機關簽發給李安東關於其特務身份的證明檔案（這些正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百尋不得的證據，人民公安只不過一次搜查就查到了）；以及部分我軍的機密檔案，如《華北空軍基地資料》、《四平戰役資料》、《晉東鐵礦資源分析》等。
首犯李安東和從他家中搜出的準備炮轟天安門城樓的“斯托克斯”迫擊炮合影
被公安人員繳獲的迫擊炮（缺了座板）和迫擊炮彈
公安人員在山口隆一的住處則搜到12份檔案，其中包括偽東北政治事務委員會簽發的特務身份證明、48份間諜報告、210份有關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和中國人民政協會議代表個人資訊的索引卡、和1098項情報資料；以及偽滿洲國“東北政務委員會”在1942年簽發給山口隆一的特務身份證明和國民黨“國防部二廳”簽發給山口隆一的特務身份證明。
在鐵證面前，這2個傢伙不得不認罪（不過，李安東的認罪態度依然十分囂張，不加掩飾，即便是面對審訊他的公安人員直接曝出各種惡毒的粗口並毫不掩飾對新中國的敵視——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讓他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巧取豪奪、作威作福。這個場面被收入了電視劇《海棠依舊》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此後經過對他們的進一步的審訊和偵查，我公安機關又分別在1951年3月逮捕了法國人魏智，5月逮捕了義大利人馬迪儒。其中在馬迪儒家中查獲了迫擊炮彈、步槍子彈、手槍子彈等259發，手榴彈8枚，迫擊炮彈彈頭和底火、各種武器零件等273件。
北京市公安局的幹警在搜查涉案人員馬迪懦的住處
公安人員收繳的美製“柯爾特”M1911型手槍1支（槍號600901）和子彈、手雷等武器
被逮捕的7名外國間諜
1951年8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的羅瑞卿向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就李安東、山口隆一等間諜案提起公訴。在大量的人證物證面前，所有的被告均供認不諱。
最後，軍法處處長王斐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處反革命法》第二章、第六章第一條、第七章第一、第四條、第二十章的規定，判處李安東死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處反革命法》第二章、第六章第一條、第七章第一、第四條、第二十章的規定，判處山口隆一死刑。
1951年8月18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刊登了破獲李安東間諜案的新聞
在宣判後，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被押上刑車，沿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向天橋開進。沿途街道兩旁擠滿了群眾，人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堅決鎮壓反革命！”等口號。17時，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被押下刑車，步行到刑場，途中他們遭到了多年來受帝國主義分子欺凌和壓迫的群眾猛烈衝擊，公安部隊戰士不得不組成人牆，花了很大的力氣擋著憤怒的群眾來維持現場的秩序，以免這2個傢伙在行刑之前就被人群撕成碎片，在推搡和撕打中李安東的衣服被扯破，眼皮也出了血，異常地狼狽，不過這個帝國主義分子已經用不著什麼“體面”了，隨著幾聲槍響，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先後伏法。
2人的屍體並沒有被移交給家屬，而是被埋在了亂葬崗。當時尚未與新中國建交的義大利政府沒有對此事表示過多的關注，僅僅只是在8月21日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宣告，對此事表示遺憾。
本案的其他被告人中，馬迪懦被判處無期徒刑、魏智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哲立被判刑6年、甘斯納被判5年有期徒刑，此案唯一的中國籍被告馬新清因為敵特提供並傳送情報，並隱匿財產，包括汽車3輛和房產16處，而獲刑9年，剝奪政治權利15年。不過，我方顯然不願意在這四個傢伙身上浪費太多寶貴的糧食，因此4人在被監禁一段時間後，被先後驅逐出境（馬新清則蹲滿了9年）。
這起案件新中國破獲的第一起外國間諜案，也是人民政府首次處決外國間諜。是新中國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地下情報網的一次沉重的打擊，使得那些在解放後仍然收集中國情報的各國情報販子紛紛打點行裝逃出中國，也使得美國企圖依靠人力收集中國情報的圖謀破產，不得不轉向使用間諜飛機、電子偵察船等其他技術偵察手段對中國進行偵察。
這段經歷對李安東的家人產生了很大的刺激。據稱後來當李安東的美國籍妻子凱瑟琳·蘭姆在企圖給李安東的墳墓立碑時，還曾經遭到憤怒的當地群眾的阻攔，最終只能匆匆地為李安東立了一塊簡單的石碑，但不久後因為亂葬崗被剷平而不知所蹤。
李安東的大兒子蒙塔諾·裡瓦·巴巴蘭在聽了在刑場目睹了李安東被處決的經過的外僑添油加醋的描述後，心理極度扭曲，變得仇視新中國和人民政權。1951年9月8日，凱瑟琳和4個孩子乘坐義大利郵輪“烏戈利諾·維瓦爾第”號離開了中國，由於李安東在中國獲取的全部不義之財都被人民政府沒收，因此他們宣稱身無分文、沒錢購買船票，義大利政府替他們墊付的三等艙的船票錢。在抵達威尼斯後，他們在入境時護照被義大利海關扣留，“精明”的義大利政府要求他們每月向政府支付5000里拉用於償還政府“撈人”的開支和船票錢，在他們付清這筆錢之前，他們的護照將由義大利政府代為“保管”。
凱瑟琳後來在美國駐熱那亞領事館找了一份工作並在那裡定居，一直到1983年去世為止。蒙塔諾·裡瓦·巴巴蘭後來考入警校，成了一名警察（期間還參過軍並獲得上校軍銜）。他在退休後和他的兄弟以及部分反華的文人相互勾結，透過發表各種言論文章、出版書籍和其他方式試圖為其父李安東“翻案”。他們閉口不談李安東在二戰中與德日法西斯勾結迫害外國僑民的歷史，而是大談所謂“中共迫害外國友人”，甚至還臆造了公安部領導在半個世紀後所謂的 “懺悔”，2008年，巴巴蘭上躥下跳地號召“抵制”北京奧運會。但這些“努力”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蒙塔諾·裡瓦·巴巴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