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
1937年7月10日，清晨的北平城裡，一個揹著相機、身材高大的青年，走出家門，跨上腳踏車，一路疾行。
他從北平隻身穿越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被日軍截住，“他們先疑我為中國軍的高等偵探，理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方面來，然而由於我的態度自若，這個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時後，他有驚無險地透過盤查，成為盧溝橋事變後首個抵臨現場的新聞記者。
在這天之後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這名青年將成為中國近代新聞史上，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方大曾，筆名小方。
他說：“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含有謙遜之意，正是為人處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於國於民有用的人。”
在中法大學學習期間的方大曾。（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永遠都在旅途中”
“時到如今，我們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溫柔幽雅的陶醉，而該有魁偉豪邁的姿態了！江南的朋友們，你們都到這裡來吧，不只是這裡的風景好，而且是因為這裡的疆土需要我們的保衛啊！”
——方大曾《從大同到綏遠》，1936年
1912年，方大曾生於北京一個殷實之家。讀小學時，母親用7塊大洋給他買了架相機，從此，相機成了他形影不離、患難與共的夥伴。
踏訪盧溝橋前線，並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單槍匹馬奔赴戰場。妹妹方澄敏曾在文章中回憶，九一八事變後，哥哥就天天都在東奔西跑，永遠都在旅途中，“他總是帶著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揹包、一架照相機就離開家了”。
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爆發，這是盧溝橋事變前，中日之間的一次大規模區域性戰爭，中國軍隊先後取得紅格爾圖戰役和百靈廟戰役大捷，舉國振奮。12月4日，方大曾隻身登上火車，由北平趕往綏遠前線，開始了長達43天的採訪。
綏遠前線。（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此時，他剛從中法大學經濟系畢業滿一年，在和友人一起成立的“中外新聞學社”擔任攝影記者。
在後來的報道中，方大曾寫道：“為了把綏遠抗戰的情形，可給讀者一個實際的真確的認識，所以記者乃有前線之行……聽到車窗外面咆哮的大風，就覺到冷慄，而體會到戰壕中守衛國土的將士之身境。啊，冷！凍得死人的冷！”
零下30多攝氏度的塞外寒冬中，方大曾搭車、騎馬、徒步，日夜兼程。他拍攝了數百張照片，寫成《綏東前線視察記》等多篇戰地通訊，記錄下士兵們挖戰壕、擦機槍等備戰場景，和軍官們對抗戰的思考與熱誠。
方大曾在綏遠前線。（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期間，方大曾遇到同在前線採訪的著名記者範長江，並告訴對方，自己馬上就要騎馬前往剛發生過戰爭的百靈廟。
他準備斜穿陰山，經百靈廟等處，再橫穿一段草原，考察沿途所經地帶被偽匪蹂躪後的境況。這段路程十分兇險，自戰爭平定後，還沒有一個記者去過。
“那是雄壯而艱苦的旅程，這位平時沒有被人重視的朋友，今天卻來這樣一個壯舉。”這個“碩壯身軀、面龐紅潤，頭髮帶黃的斯拉夫型青年”因此給範長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感嘆：“青年人的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容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於常人不敢為之中。”
方大曾的確是不懼艱險的。今天，人們能從方大曾留下的自拍照中看到多張他攀登在高處的形象——在塔吊上、天梯上、山頂上，這個年輕人似乎總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年少時就愛冒險的方大曾。（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這種被母親評價為“愛冒險”的性格，伴隨思想的成熟與時局的牽引，使方大曾註定走在時代前列，而留給人們一個遠行的背影。
在綏遠前線，方大曾寄給母親一張自己身著戎裝、頭戴鋼盔的照片。上面寫著：“母親大人存念 男小方攝於1936年冬時執行攝影工作 於綏東戰地”。
方大曾自綏遠前線寄給母親的照片。（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方澄敏覺得：“這就表示，從那時起他就要出去了，不定在哪，他早已立志獻身於自己喜歡的事業，而不管是天涯海角了。”
赴火線，用生命記錄抗戰
“我看到一大批傷兵結隊緩緩地走著。他們經過軍隊哨崗時，哨兵們嚴肅地舉槍敬禮，記者被感動得落淚了，尤其是夜色朦朧中，給這一幅畫面增加了百倍的偉大。”
——方大曾《保定以南》，1937年
在盧溝橋前線，方大曾採訪了奮勇殺敵的二十九軍將士，拍下身背大刀、步槍，守衛在盧溝橋石獅旁的中國軍人英姿。
返回北平城後，他寫成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洗印了照片，在一連數日的忙碌中，度過了自己的25歲生日。
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識》雜誌第6卷第10號上發表了署名“小方”的《盧溝橋抗戰記》及數張照片。之後，《良友》雜誌、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陸續刊發了他有關盧溝橋事變的專題攝影報道。
方大曾的通訊報道《我們為自衛而抗戰》。（整理自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
這些由記者親歷現場記錄下來的文字與圖片，在第一時間，向世人提供了中國全面抗戰發端的一手資訊，成為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
“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這是方大曾在《盧溝橋抗戰記》中作出的預言，這一預言很快成為現實，而方大曾的命運也被這場戰爭改寫。
《良友畫報》1937年7月號發表方大曾拍攝的盧溝橋事件組圖之一。(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不斷增兵華北，對平津進行軍事包圍，大規模戰事一觸即發。方大曾寄出《盧溝橋抗戰記》和照片不久，就收拾行裝，又一次離家，奔赴前線。
當時，中國方面的增援兵力在石家莊、保定一帶集中，方大曾便也來到這一帶採訪。他再次碰到範長江，還結識了上海《新聞報》記者陸詒和北平《實報》記者宋致泉。1937年7月28日，他們結伴從保定出發，北上長辛店。
“車抵良鄉車站，距長辛店還有25裡，前線炮聲已隱約可聞，小方從座位上跳起來對我說：‘聽，老陸！這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炮聲。’他坐不住了，隔了幾分鐘，又把我拖到車窗旁邊，手指青紗帳起的原野說：‘你看，我們的軍隊正在向前線開拔！’”
幾十年後，記者陸詒依然記得小方那張“年少、英俊、朝氣蓬勃”的面容，記得他頭戴白色帆布帽，身著白襯衣、黃短褲，挎著相機，足蹬跑鞋，精力充沛在前線奔走採訪的身影。
從長辛店下車後，方大曾告別同伴，獨自沿鐵路徒步，他笑嘻嘻地說要去拍鐵甲軍在前線參戰的鏡頭。
兩小時後，他從前線回來，跟陸詒說，自己剛給一個二十九軍青年戰士照了相，這位戰士只有16歲，高個兒、大眼睛、臉色紅潤，手裡拿著繳獲的日本軍官指揮刀和望遠鏡。說話間，一顆炸彈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顧地說：‘今天收穫不小！’”
方大曾拍攝的戰地照片。（整理自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方大曾有家難回，經範長江介紹，開始擔任上海《大公報》的戰地特派員。
此後，他奔走於長辛店、保定、石家莊、太原、大同等地，冒著槍林彈雨，一次次深入戰場，幾乎哪裡有戰鬥，哪裡就有他的身影。
1937年8月初，南口戰役打響，日軍發起對南口、居庸關的總攻，中國守軍拼死支撐，與敵人展開激烈肉搏，陣地得失幾度反覆。
方大曾拍攝的戰後慘象。（整理自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
方大曾就在這時，隻身出現在南口戰場最前沿。在通訊《血戰居庸關》中，他記錄了中國守軍肉搏日軍坦克的悲壯。
“第七連連長帶著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他們衝到這‘鐵怪’的眼前……不顧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裡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
他也記錄了戰鬥之慘烈與中國軍人鬥志之高昂。
方大曾代表作之一《聯合陣線》。（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陣地，但是這裡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長城！”
戰局動盪，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與範長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趕上日軍進攻大同，他轉移至石家莊。之後，聽說增援南口的衛立煌所部三師正與日軍激戰於永定河上游，方大曾帶上充足的藍墨水、稿紙和照相器材，急急登上北去保定的列車。
臨別時，範長江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方大曾平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覆你。”
此時，“戰地特派員小方”已經是報道抗戰的著名記者了，並且，像他這樣攝影與文字都出類拔萃的全能記者，當時幾乎絕無僅有。沒人料到，這顆橫空出世的耀眼新星，竟會一閃而逝，不知所終。
1937年9月，因保定戰況吃緊，方大曾退到距離保定東南約50公里的蠡縣，18日，他從這裡向上海《大公報》寄出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又給在邯鄲的親戚去了封信，說：“我仍將由蠡縣繼續北上，達到（範）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
1937年9月30日，《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在《大公報》上發表。自此，人們再也沒收到方大曾的隻言片語，也再沒有人見過他，這個身挎相機在平漢路前線不斷突擊的年輕身影，就這樣消逝在硝煙炮火中。
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是方大曾最後的文字。（整理自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
“時代的遺囑”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遺囑，一份留給以後所有時代的遺囑……當一切都消失之後，方大曾的作品告訴我們，有一點始終不會消失，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們正在世代相傳。”
——餘華《消失的意義》，1999年
在上海和漢口，範長江遇到過無數關心小方、向他打聽小方訊息的人。“我相信他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機智，足以應付非常事變，他的才能也應該為中國新聞事業，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多盡些力量。”他這樣想，也這樣答覆他人。
然而，一年又一年過去，小方始終不曾出現。
北京東城區協和衚衕10號，是方大曾曾經的家，1937年7月，他最後一次從這裡走出。
方大曾失蹤後，母親朱理至死不肯搬家，因為兒子離家前，她曾跟他約定：我反正就住在這，你什麼時候回來就到協和衚衕來找我。
方大曾的外甥張在璇記得，小時候他問外婆，別人都搬新家了，咱們怎麼不搬？“外婆說我不搬，我要等著我的兒子，等你大舅，因為我跟他約定了，他以後是要回來找我的。”
她就這樣在老宅等了32年，直到1969年去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悉心儲存和整理了哥哥留在家裡的底片。它們被套在粉色紙袋中，整齊碼放在一個棕褐色木盒裡，歷經戰火和種種動盪磨難，跟隨方澄敏從少女時代走到白髮蒼蒼，又在她過世前，被託付給家族的下一代。
方大曾自拍照。（選自馮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2006年3月16日，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70年的837張方大曾攝影作品底片，由其家人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這些珍貴的影像史料終於找到歸宿，成為全社會共有的財富，而那個早已離開、並一度被大眾遺忘了60餘年的背影，那個英俊、高大、不畏艱險，奔走於戰場上的年輕人，也在人們的懷念、發現與追尋中，重新轉身，向今日的我們走來。
馮雪松（左）正在拍攝《尋找方大曾》。（整理自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
2000年7月，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在央視播出。紀錄片導演馮雪松從1999年發現方大曾後，開始了對其生平持續至今的尋找，先後出版了《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等專著。
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紀念室”在保定落成。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保定成立。
2021年，獻禮劇《理想照耀中國》在《我是小方》單元中，講述了方大曾的故事……
參考資料：
《解讀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範長江新聞獎得主的閱讀筆記》，馮雪松主編
《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馮雪松著
《戰地萍蹤》，陸詒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