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恩（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科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新一代人工智慧的發展，在更深層次展示了大資料的重要性。正是在大資料基礎上，匯聚了資訊科技發展過程中生髮的新認識論旨趣。從電子計算機到智慧演算法的哲學研究，新的認識論旨趣相繼出現，不僅在計算機哲學研究中有程式認識論，而且在智慧演算法的哲學研究中提出了演算法認識論，這些都是不同於面對既存自然世界認識的認識論旨趣，屬於相對於描述認識論研究的創構認識論探索。創構認識論旨趣源自創構活動，創構是資訊創生意義上的整體建構，而創生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基於大資料的創構活動展示了從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到創構世界的發展，其中不僅意味著從描述性認識到創構性認識，而且意味著從描述認識論到創構認識論的映象擴充套件。
電子計算機的誕生，使認識論旨趣開始發生重要分化。基於計算機程式，人們提出了程式認識論(procedural epistemology)；根據演算法的發展，關於演算法的哲學研究又提出了演算法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algorithm)。而作為創構活動的更高層次基礎，大資料使程式認識論和演算法認識論等共同認識論旨趣匯聚成同一發展進路，呈現出相對於描述認識論的創構認識論路徑。
一、大資料作為創構的基礎
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具有創生性和整體性的創構概念應運而生。[1]29創構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創造，它具有整體性，而且這種整體性趨向造世規模，這是以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為標誌的資訊文明發展趨勢；創構也不同於一般的建構，它具有創生性，創生是無中生有的創造，這與資訊的本性密切相關。作為信宿和信源間的感受性關係，[2]資訊與物能的根本不同，在於物能是守恆的，而資訊卻可以在物能基礎上創生。創構意味著的整體性創生，只有在大資料基礎上才成為可能。大資料基礎上的創構不僅是一個物資料化和資料物化的過程，而且是資料透過虛擬技術等手段物件化的過程。
人類文明伊始，我們面對自然界，就開始形成資料，甚至屈指數數、結繩記事和石子進位等就已經是物資料化的最原始方式，只是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人們得到的都是小資料、樣本資料。但是，即使再原始的資料，也意味著一個物資料化的過程。與物資料化過程相對應，人類實踐中也早就有資料物化的過程，按照藍圖(不管是思維中的還是圖紙上的)修建橋樑，根據圖紙設計建造房屋等，就是最日常的早期典型例子。工程領域和所有物能性創造發明，都是與單純描述不同的建立和構造活動，只是在大資料的基礎上，具有創生性的資訊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特別是3D列印的出現，資料物化及其與物資料化所構成的重要關係和機制才得以清晰呈現。事實上，物資料化和資料物化這兩個過程可以構成一個雙向迴圈，只是這個雙向迴圈唯有在大資料基礎上才能看得更清楚：一方面，我們朝著量化世界的目標走得越深入，物資料化和資料物化的雙向迴圈就越完整；另一方面，這個重要雙向迴圈越是完整，大資料就離我們越近，越具有整全性。
大資料通常被看作規模大到傳統資料庫技術不能處理的資料集合，這是大資料的技術定義。但大資料不是一種單純的技術，而是基於資訊的存在。作為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資訊存在的重要性隨著大資料的發展越來越凸顯。在資訊文明時代，資訊存在具有與物能存在一樣的存在論意蘊。
資訊科技特別是大資料的發展越來越清晰地表明，關於資訊的研究，成了當代最基本的重要課題。由於資訊成了必須在科學和哲學一體化發展中才能理解到位的複雜問題，關於資訊的界定學界先後提出了一百多個定義，但仍未達成共識。而在一百多個資訊的定義中，維納的資訊闡釋，成了資訊科學和哲學一體化研究的出發點。維納將資訊和物能並列，認為“資訊就是資訊，不是物質或能量”。[3]與物能並列的資訊，不僅具有與物能同樣的存在論意義，而且具有物能存在所不具有的本性。正是由於資訊，大資料成了人類資訊文明的基礎。[4]作為資訊文明的基礎，大資料具有決定資訊文明不同於物能文明的重要特性：規模整全性、實時流動性、結構開放性和價值生產性。
大資料的規模整全性指的是大資料的“大”不是純粹的量的概念，這個“大”的意味是全。大資料的“大”之所以遠不僅僅是一個量的大小問題，是因為單純的資料量大並不構成大資料與小資料的原則性區別。大資料與小資料的根本不同，在於其基本特徵是趨向規模整全。大資料不僅意味著資料大，而且意味著維度全。大資料之所以維度全，就是因為大資料的獲取只有最基本因而也是最少的在先預設。
所有資料的獲取都有在先預設，關鍵是在先預設的層次。在先預設的層次一方面取決於取樣所設定目標的具體程度，另一方面取決於基本理論預設的層次。樣本資料的獲取都具有科學理論層次的在先設定，而大資料由於不必有像取樣那樣的具體預設，其在先預設一般都將基礎確定於存在論層次，這是最基本的哲學層次。在先預設越基本，預設就越少，資料相應維度越全。雖然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全資料，就像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物，但以人類使用為標準，則可以就使用需要把大資料看作是趨向於全資料的存在。由此，在資訊文明層次，大資料可以進一步看作不僅在規模上大到而且在維度上全到就使用需要而言的全資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大資料與小資料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大資料不是根據預先設定的具體目的，由抽樣形成的乾枯資料標本，而是活的實時資料。抽樣形成的資料，就像動植物標本，是乾枯失活的。一張平面照片，角度和動作等都是固定的。而作為動態反映事物相互作用過程的資料流，大資料則具有與現實過程同步關聯的實時性。
實時性是大資料的另一個重要特性，這與技術裝置的資料處理速度密切相關。對於人類來說，作為人類資訊文明的基礎，大資料的存在不僅取決於資料本身，而且取決於技術裝置的資料處理速度，因為資料處理速度決定了實時資料流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大資料涉及其與人類使用的關係，涉及大資料的人類使用。這是資訊與物能甚至與人類直接相關的重要體現，也是人與世界聯絡更為密切的方面。樣本資料在取樣後就從現實世界割離開來，從而與現實程序沒有了實時關聯，而大資料則是實時資料流。在小資料時代，人們只是獲取標本；而在大資料時代，我們所獲得的則是一個生成的資料基礎。正是高速流動的資料，為大資料提供了趨向與現實生活同步的過程性。資料流速是個至關重要的維度，它造就大資料的實時流動性。這種不是凝固而是自然生成的資料流，隨著資訊文明的發展，不僅越來越成為人類生存的直接基礎，而且是一個面向人類發展不斷擴大開放的世界。
作為人類新的生存和發展基礎，大資料還具有至關重要的結構開放性。大資料的結構開放性源自實時資料採集只有最基本的預設，正是這一特徵使大資料構成資訊文明的創構基礎。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大資料遠不只是最初的文字，而是越來越多來自商業過程、機器、網路特別是像智慧手機等移動裝置那樣的人和物、人和人乃至物和物的互動，包括電子郵件、照片、音訊、影片和監視裝置等。大資料來源和型別的多樣性，所帶來的不是我們在資料庫時代所理解的結構化資料、半結構化資料和非結構化資料，而是結構開放的資料，這意味著資料結構的開放性。人類關於資料結構的認識，不是完全決定於資料本身，而是涉及大資料相關關係的理解。由於大資料的特點之一是資料太多但資訊不足，大資料“難”在理解，因而資料探勘與人的理解能力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大資料對於人類的關係和意義才那麼複雜豐富，價值才那麼與眾不同。
大資料的規模整全性、實時流動性和結構開放性，意味著大資料具有價值生產性，它構成資訊文明的意義生產基礎。作為大資料的技術理解，相對於取樣資料價值密度低，資料探勘是沙裡淘金，但在哲學層次可以看到，大資料的意義與人的需要的關聯性，決定了大資料的價值取決於價值生產，取決於人對大資料相關關係的理解，取決於人對大資料所反映的自身需要及其發展的理解，甚至取決於人對自身發展的選擇。也正是這些，決定了大資料具有與人及其需要的重要關聯，即大資料與人及其需要的發展內在相關的價值生產性。[5]正是大資料的價值生產性，構成了大資料之於人類的特殊存在論意義。
大資料的規模整全性，對於既存具體事物的認識以及全新事物的創構，均具有量化的整體觀照功能。大資料的結構開放性，為創構全新事物敞開了一個無限的可能性空間。大資料的實時流動性，則為創構全新事物、把握人類需要及其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和具體手段。正是規模整全性、實時流動性和結構開放性，造就了大資料特有的價值生產性，為創構全新事物奠定了價值基礎。大資料價值的關鍵，就在它取決於人類對這一關係的把握：大資料相關關係組合與人的需要及其發展之間的關係。大資料時代一個新的存在論基礎，就是大資料相關關係。
大資料相關關係給人類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臺，使之得以根據需要及其發展並基於相關關係而創構出新的硬體和軟體，這就是創構世界的重要程序。在創構世界的過程中，其關鍵不再侷限於人使用的工具和所處的環境，而是人本身的資訊化，人越來越以資訊的方式存在。[6]人本身和周遭世界的創構，必定生成一個新的世界層次，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屬人世界。這樣在哲學層面就有了一個新的發展：從改變世界到創構世界。傳統哲學主要強調人類能夠認識世界，馬克思特別強調人類能夠改變世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7]關於馬克思這一觀點的內在邏輯，我們可以作進一步展開：在資訊文明時代，改變世界已經發展到創構的規模，或者說，我們今天不僅是在認識和改變世界，而且是在此基礎上創構世界。
從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到創構世界，這一發展的重要基礎正是不同於物能的資訊，不同於大自然的大資料。大自然是既存的天然基礎，大資料是創生的創構基礎。由於資訊具有物能所沒有的創生本性，大資料相關關係蘊含著創構世界位元層次的無限可能性空間。創構世界一方面在既存自然世界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不是直接對既存物能存在的改造，而是基於物能存在的資訊性創生，由此所發生的新的物能改造只是資訊物化的結果。正是資訊性創生，使大資料基礎上的創構活動既不同於人類一直就有的物能建造，也不同於對既存物件的描述。
由於大資料基礎上的資訊創生活動涉及新的世界層次的創構，因此我們可以達到一個新的更高整體層次。由此整體層次回顧哲學發展史，就不僅能更到位地理解已有事實，而且能看到新的事實。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人類有兩類基本的活動：一是探索自然存在的既存事物；二是創造自然存在的世界從來沒有過的全新事物。這兩種不同的活動意味著兩種不同的認識：對既存事物或世界存在規律的認識和對創造新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前者主要是描述性質的，是一種描述活動；而後者的發展則經歷了兩個根本不同的階段。在數字化之前，由於物件主要是守恆的物能，活動是創造性質的；而在數字化技術誕生之後，由於物件主要是創生性的資訊，活動提升到創構性質的，從而發展為一種與描述相對的創構活動。
描述是對既存物件的符號、語詞等的摹寫，創構是從未存在的感性物件的創設。之所以稱之為感性物件，一方面是為了區別於觀念及其體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僅指由原子構成的新硬體等物能存在；而且包括由位元(bit)構成的資訊存在；前者主要是物能物件，後者主要是資訊物件。由於物能和資訊的不同，兩者之間具有原則區別：一方面，基於物能的建構只能在改變的意義上進行，而基於資訊的創構卻可以在創生的意義上進行；另一方面，物能物件作為實體存在訴諸人的感覺，而與此正好相反，數字化的資訊性物件則透過訴諸人的感覺給人實體存在感。而模型則居於描述和創構之間，在兩者關係和關聯機制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從發展過程看，模型是從描述到創構的過渡形態；另一方面，模型又處在描述和創構內在關聯的環節，屬於在兩者基礎上更高層次發展的結果。
面對既存世界，由於大自然被認為是進化鬼斧神工的傑作，或者被認為是上帝所創，我們只能認識和描述它。在大自然面前，人類自己的物能活動相對只是藉助已有之物的小打小鬧。而當大資料為人類提供創構的無限空間和可能性後，我們便能利用位元越來越隨心所欲地真正開始造物，甚至設計不同於自然世界的生活世界的規律；如果需要，所設計的規律還可以與自然界的物理規律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由此，不僅創構活動普遍興起，認識也在描述基礎上發展到創構，而且從造物上升到造世，從造物哲學發展到造世哲學。[8]無論在認識活動還是實踐活動中，人們都逐漸進入造世模式，獲得造世眼光。
造物基礎上造世眼光的獲得，使作為基本活動的描述世界，逐漸同時轉向創構世界。而創構世界使作為創構前提的規定空前凸顯。我們在描述自然世界時，雖然也涉及描述的前提——思維規定，[9]但我們都自然而然、自覺不自覺地以各種方式把這種思維規定看作物件世界本身固有的規定性。而當我們為自己的創構做出前提性規定時，我們不僅不能也不會否認規定由我們自己做出，這一點，在關於智慧演算法的研究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在智慧演算法的哲學研究中，美國懷俄明州立大學哲學系計算機博士賓?希爾(Robin K.Hill)教授就數字對規定做了深刻的闡明：“在數學方面，我們對數字的成功和協同使用是一個給定(a given)——被不予爭論地規定(stipulated without controversy)——的基礎，供哲學家在其之上進行建構。”[10]58在這裡，規定的主觀設定性質不容置疑，只是在以人的需要及其發展為根據的同時，必須有程度不同的客觀依據。而在我們對自然世界的描述中，作為前提的規定也具有幾乎同樣的性質。只是在對自然世界的描述中，由於要得到物件的實踐回應，也由於由此而來的客觀依靠傾向，我們能夠把自己做出的思維規定歸結為客觀規定性。①造物甚至造世的情景使人們意識到，事實上，這兩種情況都是創構，只是前者憑靠的主要是客觀依據，而後者所根據的則主要是主觀需要；前者所依靠的是實踐中物件世界的回應，[11]所進行的主要是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活動，後者所依靠的則是人的需要，所進行的主要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意義生產活動。當我們面對自然界的時候，我們的描述只是對創構的客觀根據的反映，而創構則是對來自實踐的主觀需要的反映。創構過程對這種主觀需要的反映，在智慧演算法中表現得最為集中。
演算法不僅是創構的基本方式，而且是創構的具體機制。作為創構實現的具體機制，關於演算法的深入研究成了越來越重要的新課題。在科學和哲學一體化的層次，希爾給出了演算法的深刻定義。在這一更具哲學意蘊的定義中，人工智慧演算法是“有限、抽象、有效並且符合規律的複合控制結構，在一定的規則條件下完成特定的目的”。[10]57由這一演算法定義，可以看到演算法的豐富認識論意蘊。智慧演算法的發展則會使我們在認識領域遇到越來越多具有創構性質的問題：可以設計什麼樣的智慧演算法?應當設計什麼樣的智慧演算法?——這些都隱含著“是”和“應該”一體化的問題，所反映的正是創構性認識不同於描述性認識的特點，也是反思創構性認識的核心內容。智慧演算法不僅為創構性認識提供具體機制，而且奠定了創構性認識的更深層次基礎。作為資訊性創構越來越佔據核心地位的機制，智慧演算法表明人類在創構活動中具有和在描述活動中截然不同的地位。
在人們對自然物件的描述中，不僅同樣必須有預設和成見，而且也存在價值負載，但這只是影響我們對自然物件的認識；這種認識透過實踐，也可能對自然物件造成重要影響，典型的比如由於認識原因造成的自然生態破壞，但這種影響由於是外在的，因而是有限的，描述的影響不至於直接滲入環境本身。而創構過程則完全不同，預設、成見和價值負載等不僅直接進入創構過程，而且進入甚至決定前提性規定，這就像在自然環境中能影響和決定物能存在，決定所創構環境的性質和特點。創構產物對人類的影響與世界對人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構成了一種對稱性的雙向迴圈影響和機制。這不僅關係到理論和實踐關係的具體機制，而且使智慧演算法本身越來越具有倫理的性質。科學理論中的自然法則是自然存在和發展的描述性規律，演算法則是創生新的存在的創構性規律。由此，在創構性認識活動中，人類的責任也就全然不同。
描述的前提性預設可以透過前提性反思批判，使之合理化甚至完全更新，這被理解為接近物件真相的過程，人類認識的發展正是這樣一個自然過程；在創構過程中，前提性預設的更新甚至合理化，則可以意味著現實工程的推倒重來。創構活動越是靠近造世層次，這種完全推倒重來就越難以想象，甚至越不可能。事實上，這正是有些物種在生物進化過程中被淘汰的根本原因。這兩個看上去不同的結果，卻具有同樣的性質：描述的知識體系或者創構的資訊系統都是在特定前提性規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創構性的智慧演算法和描述性的客觀摹寫又存在很大不同，一個在根本上是客觀反映，一個在根本上是主觀設定。客觀描述是就既存物件而言，而主觀創構則是就將要創立的物件而言的。兩者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就是創構是直接的實踐過程，這正凸顯了智慧演算法的實踐本性。如果做一個簡單的類比性解釋，可以認為格式化式重寫是與下述轉換相對應的概念：創構發展過程和描述發展過程的正規化轉換。隨著這一正規化轉換的發生，自然而然就不僅有了創構認識論，而且有了基於創構認識論對描述理解的深化而重建的描述認識論，有了在這種意義上相互對應的描述認識論和創構認識論的區分。
關於描述性認識和創構性認識的反思，從而形成兩種不同的認識論，這在計算機程式創構性質上日益凸顯，兩種不同的認識分化之初就已經開始。認知科學特別是人工智慧演算法的發展，則使這一過程完成了某種迴圈，從而構成了雙向迴圈機制。
由於資訊科技和認知科學的發展，在關於認知系統設計的研究中，人們將認識論旨趣初步分成程式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程式認識論旨在研究如何建立認知系統，而描述認識論則旨在研究如何描述系統執行時的功能。”[12]正是在程式認識論基礎上，基於對虛擬技術的反思，人們對這一認識論維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大資料則給我們提供了進一步深入理解這種認識論的真正基礎。在關於認知系統設計的認識中，由於首先是創構一個認知系統，然後再描述其執行功能，因此相應地，程式認識論在先，描述認識論在後。首先是如何建立認知系統的問題，然後才是怎樣描述系統執行功能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描述認識論是關於如何描述系統執行功能的理論，這在認識論上與描述一個既存自然物件等價，只是在以往的認識論研究中，主要是如何描述既存物件，不創構自然世界，因而是更廣義的描述認識論。大資料基礎上資料物化過程的凸顯和虛擬技術的發展，使人類擁有“上帝之手”，從此人類就不僅僅是從事新硬體的創制，不只是造物，而是甚至涉及世界層次的創構。因而與描述認識論相對應，創構認識論更符合資料物化特別是數字化(位元)虛擬技術條件下，大資料出現之後資訊時代的認識性質。
在關於工程的哲學反思中，早就有諸如工程哲學等的探索，這已經是創構認識論的研究，但這些主要是對物能基礎上的創構的反思，只有在大資料特別是人工智慧的發展中，才在資訊(位元)的基礎上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創構認識論。
隨著智慧演算法的發展及其哲學研究的深入，演算法認識論的提出使創構認識論有了更完整的基礎。希爾在上述演算法定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演算法認識論(the epistemology of the algorithm)概念：“哲學的考慮促使我們提出演算法認識論，特別是在不同於其他學科演算法的學習中，也許可以運用實驗哲學來確定計算機科學界內外人們對演算法的看法。”[10]57作為演算法的更深層次認識論研究，演算法認識論為創構認識論奠定了更雄厚的基礎。
演算法認識論不僅進一步凸顯了資訊性質創構創生性的更深刻意蘊，而且使創構認識論旨趣進一步凸顯。因此，認識論旨趣可以真正從描述認識論發展到創構認識論，由此就有了描述認識論和創構認識論的分化。
描述認識論是研究人類認識中以符號、語詞和模型等摹寫既存物件的性質、結構、前提和基礎、發生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等的理論；而創構認識論則是研究人類認識中創設從未存在過的感性物件甚至世界層次的性質、結構、前提和基礎以及發生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等的理論。[1]38由兩種不同認識論旨趣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認識論研究，既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又具有共同構成更高層次哲學認識論的相互性關係。
在描述認識論研究中，出發點是與物件相符合，描述被認為主要是儘可能真實、精確地反映既存物件的活動或結果，因此在人們看來，描述認識論更具求真的特質，其主要特徵是追求客觀真實，其目的則是用思想重建既存物件。描述以是否符合物件即更加以真實性為衡量標準，主要基於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因果關係，不僅反映“是什麼”，而且回答“為什麼”的問題。而在大資料基礎上，創構則主要根據人類需要及其發展，創設滿足人類既存需要，甚至開發人類新的需要並滿足這種新需要的感性物件，典型的是新資訊物件的創生以及透過資訊物化而有的新物能物件的創設。因此，相對於描述認識論而言，在創構認識論中，“真”為存在論前提，在此基礎上更具求善求美的特質，其主旨是意義生產，主要特徵是創生和開發價值。由於創構的直接目的是根據人的需要及其發展，創設從未存在的可感物件從而滿足人類需要，因此，創構認識論以創構物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為認識的根本衡量標準，主要基於面向預想中的可能結果，創設和調控因素體系，根據新探索出來的“為什麼”，創構新的“是什麼”。[1]37-38創構認識論的性質和特點，在演算法尤其是智慧演算法中表現得更為典型。
隨著智慧演算法的發展，在演算法層面可以看到更典型的創生和創構性質，從而在更深層次導向創構認識論，這使作為創構前提性預設的規定及其設定和更新發展空前凸顯。與創構性認識和描述性認識性質的不同相對應，創構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描述認識論的前提性規定是對既定和在先存在物件的某種反映，因而本體論就成了比它更基礎的研究；而在創構認識論中，由於創構活動以創構物件為目的，因而本身就包含前提性規定的預設，創構物件的基本規定也是認識論研究的物件，這就具有和描述認識論完全不同的性質。在描述認識論研究中，毫無疑問也有知識體系的前提性預設，但這是認識論或知識論意義上的前提性預設；而在創構認識論研究中，前提性規定預設卻是存在論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創構認識論具有與存在論一體化的趨向。正因為如此，創構認識論意味著整個認識論整體層次的提升。
在對人類認識活動的反思所形成的整個認識論中，描述認識論所關注的更多是認識活動中的客觀根據方面，創構認識論所關注的則更多是認識活動中的主觀需要方面，兩者綜合為更高層次、更廣泛意義上的認識論，這就有了真、善、美——真理性和合理性的更高整體層次呈現。作為創構活動中對認識和實踐的反思，創構認識論所處的關係，完全不同於描述認識論與存在論、價值論、倫理學和美學等的關係。創構是在涉及“設計本體”(designing ontologies)的基礎上進行，因而涉及創構認識論的存在論維度；創構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以人的需要的滿足和發展為最終目的，因而涉及創構認識論的價值論維度；由此還可以相應看到創構認識論的倫理學維度和美學維度。這意味著創構認識論不僅將帶來認識論的發展，而且將促進整個哲學層次的提升。
數字技術特別是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演算法的發展，使人類的創構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隨著資訊文明的發展，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越來越是創構性質的，描述和創構成為一對越來越重要的基本概念。[13]而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正因為大資料為創構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礎。由於資訊文明時代大資料的發展，使與描述性認識不同的創構性認識空前凸顯，從而使哲學認識論發展到一個由描述認識論和創構認識論構成的更高層次。在這一哲學認識論整體層次，創構認識論具有描述認識論不同的性質和特點，進一步深入理解兩者的關係，對於整個哲學認識論甚至哲學本身的不斷髮展，具有機制層面的推進作用。
首先，在描述認識論中，認識程序主要是從區域性到整體的過程和機制；在創構認識論中，認識過程主要是從整體到區域性的過程和機制。創構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的這一關係，意味著兩方面的整合必定導向更高層次的整體認識機制。由於描述認識論經歷了長期發展，相對比較成熟，開展創構認識論的研究就不僅是在相互映照中進一步推進描述認識論研究，而且是提升哲學認識論乃至哲學整體層次的重要工作。
其次，在描述認識論中，認識結果的確定性、可靠性和意義主要取決於是否與物件相符合；在創構認識論中，認識結果的意義則取決於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從創構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的這一關係，可以看到兩者整合的空間。這一空間的整合，必定意味著哲學認識論更高層次性質的整體湧現。在兩者的相互映照中，怎麼在更高層次思考創構認識論的客觀根據和描述認識論與人的需要的關聯，就是兩者整合的一個基礎層面。
再次，描述認識論主要是從現在追溯過去，創構認識論主要是從現在構建未來。創構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的這一不同，展示了哲學認識論進一步發展的時態維度；將從現在追溯過去的描述認識論和從現在建構未來的創構認識論相結合，就意味著基於其上的哲學認識論時態維度的開拓，而其意義將不限於認識論。
最後，描述主要是對既存物件反映的反思，創構主要是對新事物表達的反思。在描述的因果模型中，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相關關係，沒有相關關係的地位。而在創構的因果模型中，則不僅有豐富的相關關係，而且包含了在大資料相關關係基礎上創構的具體機制。創構認識論和描述認識論的這一深層次複雜關係，則意味著更大的哲學思考空間，不僅意味著大資料相關關係對因果關係研究的推進，描述的因果模型和創構的因果模型及其整個研究空間的新探索，而且將在此基礎上，把人類思維的發現機制和發明機制整合為一體，從而在發現和發明同體共鳴的更高層次，催生與傳統認識論不同的哲學思考。
註釋：
①關於描述和規定，詳見王天思：《描述和規定》，刊於《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原文參考文獻：
[1]王天恩.大資料中的因果關係及其哲學內涵[J].中國社會科學，2016(5)：22-42.
[2]王天恩.重新理解“發展”的資訊文明“鑰匙”[J].中國社會科學，2018(6)：26-49.
[3]Norbert Wiener.Cybernetic,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132.
[4]王天恩.資訊文明論[J].南國學術，2015(3)：22-29.
[5]王天恩.從資訊文明基礎層次研究大資料[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9-29(2).
[6]王天恩.資訊文明時代人的資訊存在方式及其哲學意蘊[J].哲學分析，2017(4)：18-30.
[7][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8]王天恩.資訊文明與中國文藝語言創新[J].中國文藝評論，2018(9)：15-22.
[9]王天恩.“創構時代”的思維規定[J].南國學術，2019(3)：376-388.
[10]Robin K Hill.What an Algorithm Is[J].Philosophy &Technology,2016(1):35-59.
[11]王天恩.理論和實踐關係的歷史反思和當代刻畫[J].思想理論教育，2018(9)：4-10.
[12]Johnl Pollock.Procedural Epistemology[M]//Terrell Ward Byhum,James H Moor.The Digital Phoenix: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8:17-34.
來源：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2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