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快去同敵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這裡很痛快!”
這句話,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川軍代表”王銘章犧牲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王銘章口中的“這裡”,無疑是抗日戰場,那麼,與“這裡”相對的“那裡”又是哪裡?王銘章這裡“這裡很痛快”裡,隱藏了他太多的情緒,而這個情緒,無疑直指“那裡”!
要解開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並不難,因為早在上抗日戰場前夕,即1937年9月12日,他於四川德陽駐地誓師時,就曾對著將士們說過,他說:“要用熱血報國的具體行動,來贖回他二十年來參與內戰危害人民的罪愆。”
王銘章這句話裡的“內戰”,無疑就是他死前沒有說出的“那裡”。作為血性的四川男人,他早已厭倦了內戰,所以,當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策略時,他心裡對這個策略滿是厭惡之情。
王銘章覺得:日本正侵略中國,中華男兒當以保家衛國為己任,其他的都應當放下。所以,當他終於等來抗日的機會時,他心裡比誰都高興,而這一次,他和他的122師也已做好了誓死報國的準備。
出川抗日時,四川老百姓給他們送來一面大錦旗,上面寫著:“天府子弟,抗日報國”。那日,對著這面旗子,王銘章曾慷慨激昂地對將士們說:
“我們出川是為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生死去戰鬥。我們下定了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不把日本鬼子趕出國門,決不生還。”
對著將士們喊完話後,王銘章又回到新都家中和夫人、子女們話別。四川的抗日情緒最為高漲,所以,他的夫人、子女雖捨不得他,但他們都為他驕傲。王銘章看到夫人和孩子們看向他的眼神裡滿是尊崇和不捨,他於是深情地對他們說:
“我出川的目的是打敗侵略者,收復失地,我已做了充分準備。我走後,你們要和睦相處,子女要聽話,好好讀書。”
離家抗日僅僅半年後,徐州會戰前夕的1938年3月,王銘章和122師奉命駐守滕縣。滕縣是日軍進攻徐州的必經之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下令:讓他無論如何也要守住滕縣、拖住日軍,只有如此,才可以為徐州會戰爭取時間。
王銘章接到任務後便知道這是一個極其嚴峻的任務,因為他所率122師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日軍,他們一個團只有四挺重機槍,4門迫擊炮。而日軍則不僅有飛機、大炮、裝甲車等先進武器,日軍的人數也是王銘章所率部隊人數的數倍。
李宗仁當然知道王銘章他們不可能守住滕縣,他的本意是讓他們拖住日軍等待精銳部隊湯恩伯的援軍。
3月14日開始,日本精銳部隊第十軍團對滕縣發起無數次猛攻後,王銘章他們等待的湯恩伯援軍遲遲未到。王銘章和將士們只得一面死守,一面拼命加強防禦工事。
見王銘章等拼死抵抗,日軍發動了更加猛烈的攻擊,他們出動了20餘架飛機在縣城上空轟炸。誓守滕縣的王銘章對城中部隊說:作為軍人,要“受命不辱,臨危不苟,負傷不退,被俘不屈”。
在王銘章等的拼死抵抗下,中國守軍嚴防死守,敵人猛攻兩天兩夜,損失了大量將士,竟也沒能突破滕縣。
而此時,王銘章的部隊已經死傷大半,餘下的也多已負傷。因知道他們已經不可能守住,他不得已再次向孫震請求支援。孫震給他們的回覆依舊是:死守,等待湯恩伯集團解圍。孫震在電報中告訴他們:“湯部的先頭部隊昨日已到臨城,其後續部隊亦正陸續趕到。”
接到電報後,王銘章昭告全城官兵:“決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保衛戰持續到17日凌晨時,敵我雙方的傷亡都已相當慘重,滕縣城下屍橫遍野。
日軍著急了,他們進入中國戰場以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頑固的堅守,天快亮時,他們再次集結炮兵、裝甲車等重型武器,集中火力猛攻城牆。眼看滕縣已經守不住了,孫震承諾的援軍則遲遲不見蹤影。
此時的王銘章眼裡滿是紅血絲,他看著所剩無幾的負傷將士,心似在滴血。四天的血戰中,他們已擊斃了2000多日軍,可此時,他們依舊沒有等到一個援軍。絕望的王銘章給兵團代長官孫震發了最後一份電報,電報內容是:“決心死拼,以報國家。”
17日下午,本已負傷的王銘章身中數彈後壯烈犧牲。犧牲前,他對著前來救治他計程車兵說了文開頭的那句:“你們快去同敵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這裡很痛快!”
這句話,也成了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言。
王銘章犧牲後,滕縣城內不幸落入日軍之手的川軍,全部以相互扔炸彈的方式自殺殉國。這次戰役中,僅有極少部分將士(一說兩三百)突圍。
滕縣保衛戰雖然以慘敗告終,但它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它打擊了日本人的囂張氣焰,也為接下來臺兒莊的大捷爭取了寶貴時間。
李宗仁後來曾在回憶中感慨:
“如無滕縣之固守,焉有臺兒莊之大捷!川軍以寡敵眾,寫成川軍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王銘章犧牲後,得知訊息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悲痛萬分。他當即命令軍長孫震:“設法派員到滕縣將王師長銘章忠骸運出”。
當時的日軍並不知道王銘章師長在戰鬥中犧牲,所以清理現場時,他們並沒有在意他的遺體。若非因此,孫震所派去的衛兵李紹焜未必能在當地人王宜恭的幫助下,順利在一處“半掩半露的一堆四具屍體群中”,發現王銘章遺骸。
之所以將王銘章的遺體稱作“遺骸”,是因為當他的遺體被找到時,距離他犧牲已經過去9天,他的遺體已經開始腐爛。
因為不能確認該遺骸是否為師長王銘章,李紹焜和王宜恭將該遺骸先移至東北門外美國基督教會墓地暫存。臨走前,他們將遺骸上的一顆“金釦子”取了下來。
而王銘章的遺體之所以難以辨認,除了因為其遺體已高度腐爛外,還因為當日他犧牲後,他的隨從副官李少坤特地將他的隨身證件、手錶等取下收藏,他這樣做,自然是為了不讓敵軍發現他的遺體。
金釦子被交到孫震部下王文振手中後,他當即紅著眼說:“這就是王銘章軍長的”。
3月28日,即王銘章犧牲整整11天后,王銘章的遺體才終於被從滕縣運到了沛縣。眾人發現,此時王銘章的面目已經完全無法辨認了。隨後,長官部派來的人,透過其身上穿著的灰布面料皮大衣、棉馬褲、毛襪、布鞋等確認:這正是王銘章的遺體。
王銘章的遺體被確認後,全國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王銘章遺體被運送到徐州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親自前往守靈。當他看到王銘章的軍裝上全是血跡、腹中腸子和泥土“血肉模糊”成一團時,不禁淚流不止。
李宗仁當即便脫下自己的上將軍服,讓士兵們給王銘章換上了。
為了儘快讓王銘章入殮,李宗仁親自前往了徐州最大的棺材鋪:為英雄買棺材。李宗仁身著軍裝抵達棺材鋪時,他的眼睛紅腫著。棺材鋪老闆聽聞他要買最好、最貴的棺材後,似乎瞬間便明白了棺材的主人是誰,於是他忙點頭道:
“您要買最貴的棺材?我早聽說王銘章將軍血戰殉國的訊息了。報紙上天天刊登新聞呀!在下也是中國人,焉有不愛國之理?您隨小的來。”
李宗仁跟著老闆到了最後一間倉庫後,只見大架子上供著一尊大棺材,棺材上寫著:“棺中之王”。見李宗仁一直盯著這四個金字,老闆忙介紹說:
“我祖祖輩輩傳承做棺材,從明朝景帝朱祁鈺皇帝時代至今。這個棺材是楠木製成,原本打算給明朝、清朝皇帝使用,可是未用朱漆,所以留存至今……”
李宗仁一邊聽著,一邊繼續盯著棺材上的四個金字,他似乎在尋思著什麼。就在此時,老闆的聲音再次響起,他道:
“王之中棺!這不是給王銘章將軍準備的嗎?歷經數百年,難道列祖列宗有先見之明,為我國抗戰英烈備下如此豪壯之物?”
聽到這兒,李宗仁開始大聲反覆讀著棺材巨匾上面的4個大字。“王之中棺”,“王之中棺”……
李宗仁確定:這口棺材,是最適合裝殮抗日將軍王銘章的一副。於是,他轉身預備和老闆談價錢。讓他沒想到的是,他剛問價格,老闆卻直搖頭。李宗仁正奇怪時,老闆開口了,他說:
“王銘章將軍能在槍林彈雨之中指揮國軍將士與日寇血戰、為國赴死,我願獻出此棺木略表寸心,是理所當然,您命令官兵即刻抬走,安撫英靈乃我祖輩之意願!”
聽到這兒後,李宗仁緊緊握住了棺材老闆的手,他想說什麼,可因為哽咽,他最終只吐出了“義士”二字。沒人知道棺材鋪老闆姓甚名誰,但他當日的義舉,讓無數後世人,尤其川人記住了。
王銘章的遺體被裝殮在這口名貴棺材後,李宗仁的心裡才稍舒了一口氣。
5月9日,王銘章的靈柩被運抵武漢大智門車站,聞訊而來的萬餘武漢百姓前往迎靈。那天的天氣灰濛濛的,老天似乎也在為英雄哀悼。
隨後,國民政府在武漢漢口(漢口特別市黨部)為王銘章舉行了公祭儀式和追悼會,全國各戰區、各軍政機關和人民團體,均致送了輓聯和輓詞等。
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吳玉章、董必武等人送了:“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增光”的輓聯。新四軍將領葉挺、項英挽以“民族之光”。
蔣介石除了追授王銘章為上將外,還親自為他題寫了3塊牌匾,它們分別是:“民族光榮”“死重泰山”和“烈比睢陽”。
武漢公祭儀式結束後,川軍將領王銘章靈柩被運回四川老家。
回老家的路上,王銘章靈柩所經之處,鞭炮聲不絕於耳,沿街的機關、單位、商店、住戶均高懸王銘章遺像,設祭臺,以香果、鮮花祭悼忠魂。
一路上,全國民眾都在迎送他,當王銘章靈柩抵達民生公司碼頭時,碼頭迎接王銘章靈柩的有300多個單位共7萬餘人,中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吳玉章、八路軍代表羅炳輝也在其中。
其場面之悲壯感人,實屬罕見。
王銘章的靈柩抵達老家四川新都縣後,其場面更是驚人。當日,新都縣各界人士舉行了盛大的迎靈儀式。
早已聽聞丈夫遺體被運回的夫人葉亞華,不肯接受丈夫已經犧牲的事實,檢視血衣,看到遺體所穿破毛襪是她親手所補綴的、口內鑲填的金牙也和丈夫生前一樣後,她才終於接受事實,並扶棺大哭。
王銘章的遺骸被運回新都縣後,被安葬在了專祠墓園。1943年1月1日,各界群眾在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及新都王銘章墓園,舉行了王銘章銅像揭幕及公葬典禮。
王銘章犧牲後,共留下了三子一女,其中,長子王道鴻、次子王道義和女兒王道潔為原配周華裕所生;三子王道綱為二夫人葉亞華所生。
長子王道鴻後來和原國民黨將領汪雲翔長女汪慧仙成親,並生下了王銘章長孫王德明。50年代時,王道鴻成為了四川南屏縣的一名教師,70年代回到成都後離世。
次子王道義成長過程歷經過諸多磨難,他後來定居在了湖北蒲圻市,並曾任蒲圻市(赤壁市)政協常委。
相比兩個兄弟,王銘章女兒王道潔的人生明顯更加平凡,她結婚後生育了劉從遠、劉恆志、劉婭玲三個子女,其女兒劉婭玲曾擔任過湖北赤壁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王銘章的三子王道綱是王銘章四個子女中最小的一位,他也是王銘章與葉亞華唯一的孩子,王銘章犧牲時,他年僅11歲。
50年代時,王道綱隨母親前往澳門探親,後又隨母前往臺灣。
到臺灣後,母親葉亞華擔任了空軍文學課程的教官,軍銜是准尉。或許是因為在單親家庭長大的緣故,王道綱對世俗的婚戀全無興趣,後來他終身未娶,只一心向佛,長期在臺北新北寺生活的他,還給自己取了法號:愷因。
2005年,王道綱與年近百歲的母親葉亞華落葉歸根,並定居在了四川成都。
2015年3月17日,王銘章犧牲77年紀念日當天,年已89歲的王道綱專程前往成都市新都區新桂湖公園,在親人攙扶下走到父親墓地前後,他深鞠了三個躬後喃喃對父親道:
“我又來看您了,您看我們現在的生活,你可滿意?”
直到父親犧牲幾十年後,王道綱依舊無法忘記父親犧牲後的種種,他經常對人說:“我父親軍裝上有七個彈眼,七個啊!”
對於王道綱而言,唯有今天中國的繁榮,方能撫慰父親的亡靈。
最後,祈願:今日的盛世,能如王銘章一樣的英烈們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