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國慶節前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率70人代表團來到中國,開創了蘇聯史上最大規模、最高級別的訪華之行。
上兩篇文章,飛春讀傳介紹了訪華背景、簽署的檔案,和在中國19天所遊歷的11個城市。
今天講此次訪華的最後一個關注點:如此大規模的訪華,安保工作是如何做的?
事實上,19天的在華行程中,蘇聯克格勃全程周密部署,但還是出了幾個小插曲,說意外也算不上,但事關領導人安保工作。
一、第一次意外情況:降落
1954年9月29日上午11點,北京東北郊的首都機場,天氣晴好。
一架龐大的銀白色運輸機,尾部印著蘇聯標誌,徐徐降落。它就是伊爾-14,蘇聯領導人出訪專用機。
早已在機場等候的人群走向前去,準備迎接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
不料,人群向自己靠近時,這架伊爾-14忽然又向旁邊移動,遠離了人群。
大家停下了。
人群中,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氣喘吁吁地跑來,問怎麼回事。
原來,這架飛機上乘坐的並非是赫魯曉夫,而是赫魯曉夫的隨從和工作人員。
他們走下機艙,也來到人群中,翹首以盼赫魯曉夫的飛機降落。
15分鐘後,廣播裡傳出通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的飛機,現在正式降落。”
之後,每隔不久,就又傳出一次通知:布林加寧的飛機開始降落、米高揚的飛機開始降落……
首次降落的飛機並非赫魯曉夫專機,這點不僅中方迎接的人群不知道,連該機的機長也不知道。
根據原計劃,此次出訪的隨從人員的飛機,是跟在領導人專機之後的。
但直到降落,看到迎接人群激動的情況,機長才發現情況不對,他們把他的飛機,當做了赫魯曉夫的專機了。
所以,機長急中生智,趕快把飛機拉向一邊,等候真正的專機降落。
這一事先未告知的機組變更,是出自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主席謝洛夫之手。
從莫斯科到北京,飛機在蘇聯境內的3個機場,停了3次。從最後一個機場出發後,謝洛夫悄悄變更了專機次序,赫魯曉夫等領導人的,臨時排在了後面。
據蘇方隨行人員後來披露,這樣的安排,當時只有謝洛夫和他的副官知曉,目的是為了“防止空中或地面的攻擊”。
不過,這險些造成外交禮儀的差池。
二.克格勃的安保力量
此次出訪,人數70餘人,級別最高,為此,蘇聯出動了12架飛機。
赫魯曉夫、布林加寧、米高揚、謝洛夫、斯維爾尼克、福爾採娃,這6人各乘一架伊爾-14專機。
其餘安保、生活保障和工作人員,分別乘坐其他飛機。
另外,他們還空運過來了他們的汽車。
彼時,新中國成立剛5年,國民經濟剛剛啟動“一五”計劃,國家工業發展極其困難,說白了,很窮。蘇聯最高級別領導人來訪,他們自然不相信中方的安保實力。
所以,他們不僅配備了豪華、可靠的大飛機,還在飛機上拉來了10輛領導人的專用汽車。
10輛汽車中,3輛是吉斯裝甲防彈車,供赫、布、米乘坐;其餘7輛吉斯吉姆車,供代表團成員和警衛人員使用。
在華19天,這些飛機、高階轎車,圍著赫魯曉夫在中國十幾個城市穿梭、飛行,須臾不離左右。
飛機12架、汽車10輛,每架飛機和每輛車,都配有專職乘務人員和司機,還有指揮飛行的蘇聯空軍指揮官。光這些人都有幾十人了。
赫在華期間,12架飛機只用了5架,剩餘的6架供代表團工作人員往返於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傳送檔案資料用。
因為,此次訪華,中蘇簽署了許多檔案,包括軍事、科技和經濟援建方面的落地協定,所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還有1架飛機,停在南苑軍用機場上不動,作為臨時機動備用。
三、克格勃對中國交通的印象
最高級別的訪問,當然需要最高級別的安保。
蘇聯方面的安保負責人,是克格勃老大,謝洛夫。中方的負責人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
這裡有一個插曲,可以多說兩句。
10月5日,兩人在交流安保工作時,提到了道路交通問題。
據當時在場的中方人員朱瑞真回憶,兩人談到了蘇聯派到中方的技術顧問,一個叫卡爾捷耶夫的人。
謝說,此人比較老實,工作勤懇,但比較笨。他是城市交通方面的專家,不過“據我看,他在北京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他說,根據他看到的情景,北京大街上,“腳踏車與行人在汽車中間來回穿梭行走,哪能不出車禍啊!”
“坦率地說,北京的交通秩序,不如莫斯科,莫斯科不如東柏林,東柏林不如西柏林。在希特勒時代,他們主要靠罰款,現在主要靠嚴格的交通規則,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謝洛夫所說不假,新中國成立5年內,中國尚未建立自己的交通法規體系,工業未興,交通參與者多為人力、畜力,汽車極少,交通問題尚構不成社會問題。
不過,在謝洛夫提出這個問題後不久,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具體為1955年8月6日,新中國第一部交通法就頒佈了,它就是《城市交通規則》。
裡面規定:車輛行人均靠右行駛。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右行通行制。
其背後,可能也與蘇聯專家的建議不無關係吧。
四、飛機廁所裡發生“意外”
赫魯曉夫來到中國,竟然帶著防彈裝甲車,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其實,他們防範的並非中國同志,而是敵對勢力。
此次赫魯曉夫想要到中國經濟最活躍的上海等沿海地區走走看看,所以克格勃特別擔心東南沿海地區的形勢。
行前,謝洛夫專門就這個問題問過羅瑞卿,會不會有臺灣方面的空軍來騷擾。
在上海,謝洛夫無心隨赫魯曉夫看市容,也無心隨米高揚逛夜市吃餛飩,他找來在上海空軍司令部工作的2名蘇聯顧問,開啟軍事地圖,看國民黨空軍基地位置。
在發現金門、馬祖離杭州很近時,他立即向赫魯曉夫彙報,建議縮短在杭州的逗留時間。
1950年代的宣傳畫
赫魯曉夫從北京到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廣州、武漢,然後回北京。這四五天的遊歷中,多數情況下乘坐的是中國火車。幾架專機則隨專列在上空同步飛行。
聽了謝洛夫的建議,他決定乘飛機飛廣州。
這一細節可能有點杞人憂天,但其所慮也不無道理。根據當時背景,兩岸關係尚不穩定,老蔣還在夢想著“光復”。
尤其是,美國還在從中作祟,在赫魯曉夫來訪之前,正和臺灣準備籤什麼“共同防禦條約”。
這一切,不得不讓情報系統及其發達的克格勃,有所戒備。
克格勃只管執行,不負責向大家解釋。
代表團臨時改變路線,引發了內部不解。
中方的隨行翻譯師哲,事先不知,聽到立即飛往廣州的決定後,怏怏不快,埋怨謝洛夫事先沒有通知他。
就因為這個事,謝洛夫再次戒備起來。
在安排專機的時候,他不讓師哲與赫魯曉夫同機,而是把他安排在了其他專機上。赫魯曉夫的專機上,只有一箇中國人,即衛士長李樹槐。
即便如此,在李起身去洗手間時,謝洛夫迅速把衛生間在外面鎖上。李以為廁所的門鎖發生了“意外”情況,誰知是人為。
直到快到廣州時,廁所的“意外”才解除。
這一變故,導致飛機落地後,赫魯曉夫和迎接他的廣東領導陶鑄,見面了卻沒有翻譯,只能打手勢相互問好。
15分鐘師哲的飛機落地後,赫魯曉夫才叫苦不迭地拉著他說:“快來救救我們吧!”
克格勃是蘇聯在1954年至1991年專設的情報機構,全稱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其知名度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和以色列的摩薩德,並稱世界四大情報機構。
從赫魯曉夫的訪華諸多細節安排中,可見一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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