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雲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難也。”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時的這一段名言，本來是評論文學創作不能一味求異，同中見異才更見高明。以之評論學術研究，也頗為貼切。
學術研究當然要重視選題的新穎，但經常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想法，檢索學術史，卻發現他人已著先鞭。未來的學術研究，恐怕拼的不僅是選題的新穎，更重要的是要拼研究的深度、廣度與高度。真正高明者其實無懼選題相似，以更高的眼界和更敏銳的洞察力，將相似的選題做得更深入、更有境界，大力推進學術史，遂能避雷同而推陳出新，此即類於金聖嘆所言“犯之而後避之”。
彭玉平教授的治學，固多新創領域，但尤擅“犯之而後避之”。他的《況周頤與晚清民國詞學》,研究的物件是詞學熱點人物況周頤，卻能對況周頤的詞學本體理論、修擇觀及批點實踐、創作業績、文獻考量、生態考察及其影響之下的詞學因緣,均作深入的文獻考索和理論闡發，使全書14章，章章不乏創見，殊為難得，其對學術史的深度開掘值得充分重視。比如作者發現況周頤的“重拙大”之論，以厚穆為之本,追求“萬不得已”之詞心及“煙水迷離”之詞境,其間有著獨特的結構譜系，與王鵬運此論原本推尊的“南渡諸賢”的關係實有矛盾之處。況周頤在表面彰揚“重拙大”的同時，卻暗中對從印學、書學、畫學等移植過來的“松秀”說,賦予了自然清疏等新的詞學內涵，此雖為其詞學暗流,卻悄然接續著詞體的本色觀念。況周頤的“詩餘”論，認為詞之情文節奏皆有不同於詩的獨立文體價值，並非由詩降格以成，是一種崇尚詞體而反對傳統“詩餘”解說的“贏餘”論，有力拓展了傳統“詩餘”說的理論內涵。王國維詞學與況周頤詞學，以前多將之視為對立面，但仔細對比，發現他們在“清疏沉著”這一關於詞之基本特性上有著合流跡象。況周頤曾為劉承幹代撰《歷代詞人考略》，此由今存劉承幹日記以及上海圖書館所藏劉承干與況周頤、朱祖謀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證實，此書不僅更能代表況周頤真實的詞學主張，而且書中梳理的詞人源流、生平小傳、詞風評價,實際上構成了現代詞史和詞學史的雛形。如此等等，可謂新見迭出，觸處生春。況周頤研究看似難以置喙，彭著卻犯而能避，將況氏研究及民國晚清詞學研究都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彭著是如何做到“犯之而後避之”的？竊以為“高明之思”和“情境之實”是頗具方法論意義的關鍵兩點。
所謂“高明之思”，指思想要具有理論高度，思考問題能站在全域性或通觀的立場，這樣在面對同樣命題時不致矮人觀場，人云亦云，而能透射思想的銳利和眼光的獨到，自成一家之說。比如前人探究況周頤詞學理論，多圍繞“重拙大”“詞心”“詞境”花費工夫，很少注意到《蕙風詞話》《歷代詞人考略》中包含著其他諸多新穎的詞學觀念,彭著則別具隻眼，拈出“松秀”說、“哀感頑豔”說、“潛氣內轉”說、修擇觀等，極大豐富了況周頤的詞學思想和詞學格局。如“松秀”說，上引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之語，復辨其與厚、寬、自然、疏俊、風度等之間的關係，最後總結松秀“以自然為底蘊，側重筆法張弛有度，強調傳達清勁之氣，主要體現在字面音節和結構脈絡中”。這既是況氏詞學研究的一大創穫，也為中國詞學增添了一個新的範疇和術語，意義非凡。其實即使“重拙大”“詞心”“詞境”等看似耳熟能詳的術語，學界也多捫盤扣燭，霧中觀花，彭著則能從況周頤詞學整體來思考，在詞史源流中確立其位置。如他指出晚清與宋末相似的“末世”情懷與審美特點是“重拙大”說提出的現實背景,故況周頤以夢窗詞為切入點的“重拙大”說，乃遙接賙濟由夢窗而臻清真渾化之論，近契晚清風行南北的夢窗詞風，但與況氏整體的詞學譜系及晚清民國詞學時顯背離，彰顯出晚清民國詞學的一條重要源流和主流譜系，因此對況周頤“重拙大”說的梳理，就兼備了詞學史意義。
當然，再高明的理論，如果只是從理論到理論，停留在較虛的抽象辯證的層面，其意義也是有限的。如何有效避免空中樓閣，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窘境，則非築之於“情境之實”不可。所謂“情境之實”，不僅指文獻的徵實，而且指文獻語境與生命情感的真實還原。一方面要對原著、原文或某一具體觀點有忠實而深度的瞭解，一方面要對研究物件有“瞭解之同情”，體會其矛盾之處和言外之意，如此才不致扭曲或遮蔽前人。
仍以況氏最著名的“重拙大”為例。彭著注意從文獻和學緣兩方面清理其發展流變，細析況周頤之語境與“重拙大”之本義，指出重、拙、大三者雖各有側重各具內涵,但彼此滲透互有關聯；其醞釀於賙濟等人,端木埰初顯成說端倪,王鵬運集為一說,而至況周頤始在形式上將其確立為自身詞學的核心地位。在況氏的實名著作中，從明面上看，確實給人偏重南宋詞的印象；但是在況氏具體的詞學批評實踐和託名之作中，卻展現出另一幅更接近本心的不同面貌。況氏作為“重拙大”底蘊與外象的常用批評術語“厚”與“穆”，即均非限於南宋的範圍,而是包括了五代兩宋甚至元代等相當廣的範圍；特別是在託名劉承乾的《歷代詞人考略》中，不僅將“重拙大”並稱之說刪之殆盡,而且另立以“清疏”為本體特徵的“北宋風格”，況周頤的理論門面語與批評實際之間有著相當遠的距離。彭著結合況氏的個性指出：
況周頤天賦詞心,正在清豔疏朗一路,而這種詞風落腳點其實也在五代北宋,只是因為在青年時受到前輩如端木埰、王鵬運等的諄諄告誡,才不得不在痛苦思考五六年後轉變詞風,這同樣使得他在撰述詞話時,也處於前輩教導與內心信奉的矛盾之中。他敬重端木埰、王鵬運等人,但無法從觀念上全力追隨,所以只能在諸種實名詞話中將“重拙大”等說懸為標杆,但在20餘年不斷出新的詞話中,其實也一直無心對“重拙大”說有更多發明,只是基本上作為一種標籤存在而已。而在託名的《考略》等著作中,則再無心理顧忌,直歸本心。
這種分析綜合運用文獻學、文藝批評學、性格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知識，化靜態的文獻考索為動態的生命體貼，使人得以辨明主流門面話語與況周頤自身詞學之間的差距及其錯位,更好地從整體格局上了解晚清民國詞學的主流與潛流、貢獻與侷限、體系與矛盾等，閱之但覺情境俱實，實有起況氏於九原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高明之思與情境之實，似乎是彭玉平教授一以貫之的治學特點。他稍前的一部力著《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研究的物件是更為熱門的人物王國維，同樣不僅有文獻上的追根窮底和情境還原，更有理論上的高屋建瓴和深入研判。
（作者：張劍，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