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古柏烈士（存疑）
前言
1956年，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中偶遇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古柏在中央蘇區時的曾任毛主席的秘書，1935年3月古柏在湘粵邊領導遊擊戰爭時，被國民黨軍包圍，為掩護戰友突圍不幸壯烈犧牲。
會議間隙，曾碧漪談到了兩年前在瑞金地方政府的幫助下，找到了她與丈夫古柏唯一的兒子古憶民。毛主席聽說後也十分高興。
兩人閒聊時，毛主席偶然問起：
“當年殺害古柏同志的兇手抓到了沒？”
曾碧漪搖了搖頭，毛主席心中十分傷感，事後親自下令公安部：
迅速查清古柏犧牲的經過，嚴懲兇手。
毛主席的秘書——古柏
提到毛主席的秘書，或許很多人都會想到胡喬木、想到田家英。胡喬木是1941年到毛主席身邊，而田家英則是在1948年。
不過兩人誰都沒有古柏早，1930年5月，毛主席任紅四軍前委書記時，古柏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而兩人結緣，源於1929年毛主席率領紅四軍進入尋烏縣考察。
圖|1931年毛主席在中央蘇區
古柏是江西尋烏縣人，1906年出生。
1922年古柏在梅城廣益中學求學時，曾積極領導了學校愛國反帝學潮運動，200多名學生憤而離開了廣益中學，古柏聯合了幾個志同道合的進步學生，一起在梅城創辦的學藝中學，並以全梅學生會主席的身份，出席了1925年夏在廣州省城舉辦的學生代表會議，聲援省港大罷工。
1925年12月，古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古柏任梅城武裝鬥爭委員會委員，並受派遣前往武漢尋找黨中央，取得聯絡後被派往尋烏領導武裝運動。由於尋烏暴動失利，古柏又返回梅城繼續參加革命運動。
1929年紅四軍進入尋烏後，旋即成立了尋烏軍事委員會，古柏任主任委員、中共尋烏縣委書記。
進入尋烏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已經在江西、福建邊界等地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為了瞭解中國農村與小城市的經濟情況，鞏固政權，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影響，毛主席立即著手在尋烏進行調查。古柏以尋烏縣委書記的身份陪同毛主席進行調查研究。
透過古柏的介紹，毛主席結識了不少尋烏當地的人，獲取了第一手的資料，在古柏的協助下，毛主席整理了十幾萬字的材料，回去以後就整理了一份《尋烏調查》的報告。
圖|毛主席《調查工作》複製件
報告全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前三章著重闡述了尋烏的政治區劃、交通運輸和商業狀況，後兩章詳細的說明了土地關係與土地革命的情況。
毛主席回到軍部後，高興地對朱德提起古柏：
“有收穫，這個縣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況，他忠厚隨和，寬以待人，在尋烏各界都有朋友。”
毛主席在《尋烏調查》中，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鄔黨的書記古柏同志。”
值得一提的是，古柏的夫人曾碧漪時任尋烏縣蘇維埃婦女部部長，也協同參與了這次調查，由於尋烏當地人鄉音難以聽懂，曾碧漪就兼當了翻譯，並負責毛主席的文書整理工作。
同年古柏調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自此以後便一直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歷任紅一軍團前委秘書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前委秘書長。
圖|尋烏調查
1931年中央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佔據主要的領導地位，這一時期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和建議都被排斥，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
由於支援毛主席正確的主張，古柏也遭到錯誤批判，不僅被撤銷職務，還被開除黨籍。古柏後來被安排到中央糧食部任徵糧突擊隊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走上長征之路，古柏留在贛南領導遊擊戰爭。
中央紅軍撤離蘇區不久以後，蔣介石指揮大軍兵分三路進入中央蘇區，大肆屠殺革命群眾，為鼓舞蘇區人民鬥志，以項英、陳毅領導的蘇區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決定，集中剩餘的力量，伏擊由瑞金向會昌國民黨軍東路軍3師。
古柏在瑞金、會昌組織地方隊伍正面作戰；羅屏漢率留守的紅二十四師在瑞金的謝坊塘灣崗設伏；由福建獨立團在瑞金河東牽制阻擊敵人增援。
由於敵眾我寡，加上古柏率領的地方隊伍原本就武器簡陋，我軍傷亡慘重，為儲存有生力量，古柏不得已率領倖存的50餘名赤衛隊員沿閩贛邊境撤離，突圍轉移到了尋烏南部的嶺陽山區，與李大添領導的尋南遊擊隊匯合。
圖|尋烏調查紀念館陳列的紅四軍軍旗
蘇區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以及阮嘯仙率領的贛南省機關人員被圍在了于都仁風山一帶，項英、陳毅緊急命令古柏的赤衛隊以及尋南遊擊隊搭救。
雖然項英、陳毅領導蘇區中央分局兵分九路突圍，但大多都傷亡慘重。
古柏率領的赤衛隊以及尋南遊擊隊也被打散，大部分都犧牲，最後突圍而出不足10人。古柏決定繼續率領隊伍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帶，繼續積蓄力量再戰。
1935年2月，古柏率領隊伍來到安遠、尋烏交界地帶，打聽到了尋烏南與廣東龍川交界地帶活躍著一支游擊隊，為保險起見，古柏決定派人聯絡。
過了七八天左右，派出去的人回來告訴古柏，在廣東龍川縣境內的上坪鴛鴦坑附近活躍著一支“五興龍游擊隊”，並且派去的人已經與該游擊隊接上了頭。
古柏十分高興，立即開會決定，李大添率領的游擊隊繼續留守，古柏親自率領幾個人，趕赴龍川縣聯絡“五興龍游擊隊”。
早年古柏曾在龍川蘇區指導工作，對當地並不陌生，而且為了保險起見，古柏到龍川之前，曾吩咐人叫他化名“柏花”。
只是沒想到的是，古柏這一次的聯絡行動原本十分秘密，不了才剛到鴛鴦坑沒幾天，就遭到了國民黨軍的突襲，為掩護隊友突圍，古柏奮不顧身的一個人引開了敵人，最終身中數彈，壯烈犧牲，犧牲時年僅29歲。
圖|毛主席辦公地點
由於訊息閉塞，古柏犧牲後很長一段時間不為人知曉。
1937年秋，尋烏古氏修訂族譜，要了解古柏生平以及在紅軍中的任職，委託準備前往延安的四川廣漢中學教師、古柏的二哥古梅寫信詢問毛主席，並請毛主席為古柏做傳。
古柏犧牲的訊息，直至此時才被人所知曉。
毛主席不勝傷感，親筆為古柏題詞：
“吾有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三十年前的真相
作為土地革命時期紅軍的高階指揮員，古柏的犧牲對於我黨而言，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比較奇怪的是，古柏聯絡鴛鴦坑游擊隊時，用的是化名，敵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兒，況且鴛鴦坑的五興龍游擊隊在當地堅持作戰多年，始終安然無恙。為何才與古柏聯絡上，就遭到國民黨軍地方武裝的偷襲？
整個過程實在是充滿了疑問。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關切下，公安部迅速成立了調查組，調查古柏當年犧牲之真相。
公安部安排副部長周興親自落實這件案子的查辦，周興與古柏是當年中央蘇區時的老戰友，曾任贛西南中路軍總指揮部秘書長，得到指令後，周興迅速向廣東省公安廳發去專項案件督辦的指令，廣東省公安廳迅速指示龍川縣公安局，組成專案調查組，查詢當年真相。
圖|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周興
只是想要查清真相是不太容易的，畢竟已經過去了30年，當年經歷過這些事兒的人，大多也都長埋黃土。
專案調查組透過走訪當年古柏戰鬥過的贛南、閩西、粵北等地，查閱了不少的相關資料，並透過有關部門聯絡到了古柏的夫人曾碧漪，漸漸還原了當年的事實真相。
有一種說法認為，古柏聯絡龍川五興龍游擊隊，是為了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可根據一部分五興龍游擊隊老隊員的回憶，當時在古柏口中未聽說有關遵義會議的事情，可見這種說法純屬臆測。古柏之所以趕往龍川，目的就是為了聯絡當地的游擊隊，壯大紅軍力量。
龍川蘇區也屬於是老革命根據地，古柏曾赴當地指導工作，因此對當地的情況並不陌生，五興龍游擊隊中，有不少隊員當年還曾參加古柏在贛南的“三二五暴動”。雖然當地宗族姓氏觀念很強，可作為革命老區，群眾基礎也非常好。
古柏率領幾人前往龍川縣聯絡當地的游擊隊，先於之前派往龍川的幾名隊員見了面，當時這幾名隊員被五興龍游擊隊安排在上坪鴛鴦坑半山腰上，住在竹棚裡，這裡是當地紙廠工人居住的地方。
鴛鴦坑本身屬於粵贛兩省交界地區，屬於三不管地帶，由於地處偏僻，山高林密，因此便於游擊隊活動，而距離鴛鴦坑最近的兩個村子，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一部分青年不堪忍受地主惡霸的壓迫，所以有很多青年都參加了紅軍。
古柏到鴛鴦坑後，與五興龍游擊隊隊長劉國洲及隊員劉邦開會面，兩人都是龍川人，十分熟悉當地的情況。
圖|古柏烈士與妻子曾碧漪（存疑）
不過不湊巧的是，五興龍游擊隊剛在一次激戰中被打散，兩人也是到鴛鴦坑來尋找隊友的，他們也沒有想到，能在這裡與中央紅軍的來人接上頭，因此心情十分激動。
從兩人的口中，古柏瞭解到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尤其是鴛鴦坑這樣一個適宜於游擊隊生存發展的地方，古柏決定留在當地等五興龍游擊隊隊員都會合後，再做其他打算。
古柏化名“柏花”後，有一天晚上，跟隨兩名隊員一起到附近赤米畲的紙廠做思想工作，到紙廠後才發現，幾個工人師傅都不在，只有一個人守著紙廠。
看著三個陌生人到來，這個工人有些心慌，古柏主動與他打招呼：
“師傅莫怕，我們是路過的，今晚來你這裡借地方衝個涼（洗澡）！”
古柏說的是尋烏客家話，由於龍川距離尋烏本身就很近，所以很快就拉進了距離，兩名隊員也各自介紹了自己後，四個人很快就興致勃勃的聊開了。
這個工人名叫王應湖，也是龍川本地人，約莫30來歲年紀，平常在家務農，閒暇時受紙廠僱傭來當雜工。古柏等人趁機對他進行思想教育：
“跟廠裡師傅們說，大家不要怕，紅軍和游擊隊是為窮人做事的。”
得知眼前幾人都是游擊隊的，王應湖心情也十分激動，甚至游擊隊員還把身上的槍解下來給王應湖把玩。
圖|毛主席
可惜的是，古柏對王應湖事無鉅細，可王應湖卻動起了歪心思。
王應湖本身就是當地二流子，好吃懶做，對紅軍的宣傳教育根本就聽不進，反而幻想著一夜致富，山下對紅軍的懸賞王應湖早已經眼饞多日，眼前這三個紅軍，無巧不巧撞到他的面前。
有一次，王應湖挑紙到龍川上坪街售賣，順道將古柏等人的訊息出賣給了鄉公所的王敬卿。
王敬卿一開始根本就不敢招惹紅軍，要是一不小心小命兒玩兒完了，還領什麼賞錢。王應湖後來又找了兩個鄉民，想要伺機搶奪古柏等人手中的槍支，結果鄉民知道紅軍時為窮苦人做事，都不肯跟他去，還警告他不要打歪主意。
不過，王應湖在地主王福均的脅迫下，又到鄉公所去報告。這一次王敬卿感覺事關重大，於是仔細地盤問了王應湖。
“鴛鴦坑有紅軍多少人？他們有多少槍？”
王應湖回答：“大約有紅軍上十人，槍七八支！”
“鴛鴦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帶路去嗎？”
王應湖回答：“我帶你們去！鴛鴦坑的地形就像畚箕一樣，從山腳下兩邊的山路去包圍，紅軍肯定無路可逃！”
王敬卿感覺事關重大，當即與龍川上坪小隊隊長黃居成說明情況，黃居成立刻請示龍川縣警衛隊駐貝嶺中隊隊長曾開華，調來了黃卓所屬的警衛隊第二小隊，共同制定了圍剿鴛鴦坑紅軍的計劃。
古柏也萬萬沒有想到，只是見過王應湖一次面，結果就惹來了災禍。
圖|龍川縣青化村古柏烈士紀念碑
1935年3月6日天剛矇矇亮，古柏起身打了幾瓢涼水準備 系列，發現了正上山的兩隊荷槍實彈的人，趕緊叫醒了熟睡的游擊隊隊員。
古柏沉著指揮戰友突圍，並命令大家：
“大家邊打邊退，快到後山去，我來掩護！”
隊友們沿著山道撤退後，古柏也準備跟著一起撤退，結果被掃過來的子彈擊中，古柏當即倒在血泊中，一個突圍到後山的戰士返回接應古柏，看到古柏倒下，趕緊上前背起他就跑，察覺到古柏傷勢沉重已經停止了呼吸，於是不得已之下，又放下了他，並解下了他的隨身配槍。
懸案告破
古柏是紅軍時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將領，不過由於犧牲時並未洩露身份，所以古柏遺體被敵人找到後，敵人並不知道他是誰，只是覺得他是紅軍裡的“大官”。
由於搜捕得緊，當年一些一同被圍的游擊隊隊員，鄺基楊（紅軍通訊員）、羅法珍（紅軍班長）、劉接茂（紅軍組織幹事）等人都稱：
對古柏以及一名犧牲的廖姓同志的遺骸未做收斂。
專案調查組也從附近青化村村民劉潤旭證實了這一說法。
“在鴛鴦坑打仗後，鴛鴦坑的紙廠就廢了。幾年後我去修理時，只在紙廠附近發現一些人骨頭。當時很害怕，我就壯著膽子，把這些人骨頭掃攏在一起，撿了一些樹枝及垃圾一起用火燒掉了。”
專案調查組也從當年經歷人口述中還原了事實真相後，據此認定兇手：
“古柏同志及一戰友的不幸，是由王應湖告密及偽警衛隊小隊長黃居成積極的結果，而警衛隊第二小隊長黃卓亦是同謀之一。”
時隔三十年，當年懸案的兇手，如今還在嗎？他們是否是逍遙法外呢？
圖|尋烏縣城鎮山路尋烏革命烈士陵園——古柏烈士紀念碑
案件調查清楚後，龍川縣檢察院提起公訴，龍川縣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後宣判：
兇手之一、黃卓（時任偽警衛隊第二小隊隊長），早於1952年8月，因歷史問題被逮捕，後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在內蒙古服刑。後調回追責予以加刑後，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兇手之二、黃居成（時任偽警衛隊小隊長），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兇手之三、王福均（地主）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兇手之四、王敬卿（時任鄉公所所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兇手之五、告密者王應湖，是古柏被害的直接原因，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古柏被害3年後，他的妻子曾碧漪才接到了丈夫遇害的訊息，而有關丈夫究竟是如何被害身亡，自始至終都不清楚。直至1956年毛主席下令徹查，才還原了當年事情的真相。
案件前後審理清楚，兇手伏法後，曾碧漪才略感寬慰。1957年、1997年，曾碧漪協同兒子古憶民兩次到龍川祭奠，以慰古柏在天之靈。
20世紀80年代，經上級批准，尋烏縣在鎮山公園內修建了古柏烈士紀念碑，1984年7月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親自為古柏烈士紀念碑題寫了碑名，並揮毫題詞：
“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