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象牙山男孩
1938年12月中旬，張雲逸到達第4支隊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東湯池，對高敬亭進行耐心地說服、教育。同時，他又以堅決認真的態度，向第4支隊廣大幹部傳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東進方針，強調軍隊要服從黨的領導。他還派幹部深入各團，做幹部、戰士的工作。
對擁護黨的東進方針、如實反映情況而被打擊、排擠的幹部，張雲逸採取了極慎重的態度進行處理。他一方面向高敬亭說明，軍部和第4支隊都應執行中共中央的東進方針，第4支隊廣大幹部要求積極執行中央的東進方針是對的，不應指斥和打擊；另一方面，他動員被打擊、排擠的幹部回第4支隊工作，團結高敬亭共同貫徹中央的東進方針。
一、高敬亭為何對東進不積極？
但高敬亭對東進不積極，意欲在舒、桐、廬一帶建立抗日根據地。其理由為：
一、形勢有利。日軍西侵，國民黨軍隊向西潰退，這一地區已成敵後。第4支隊英勇抗戰，收復了這個地區，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二、地形有利。這裡屬大別山餘脈，地形險要，進可攻，退易守。
三、共產黨的基礎好。中共地方組織工作活躍，並掌握武裝。
四、群眾條件好。這裡接近老區，有光榮的鬥爭傳統。
五、人民生活比較富裕，是部隊賴以鬥爭和生存的好地方。
因此，高敬亭對要求第4支隊離開皖中、佔領皖東的指示持保留意見，只是同意派部分部隊開到合肥以東一帶活動，支隊指揮機關仍停留在舒城東、西港衝。
12月底，為了第4支隊的進一步發展，張雲逸到當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所在地金寨，向桂系第21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張雲逸原籍廣西，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在國民黨軍隊中尤其是在桂繫上層軍政官員中有較大的影響。中共中央派張雲逸來江北，也有此考慮。
廖磊雖然一直尊重和敬仰張雲逸，但談到新四軍的活動時，廖磊表面上表示支援，實際上卻加以限制：“你們沒有供給，兵要精，不要多。”
張雲逸當即反駁道：“我們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們為什麼要住在大別山，不住在安慶、合肥；蔣介石為什麼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就是因為中國的抗日力量不夠嘛！”
張雲逸越說越激動，“你們不給我們發炮，發槍，叫我們怎麼去同日本鬼子打仗？你們還限制我們部隊在津浦路西15公里以內活動，叫我們怎麼去開展游擊戰爭？”
1938年4月，新四軍第4支隊奉命首先挺進到皖中的時候，曾派出張學文、林英堅等協助皖中、皖西黨組織負責人李世農、張愷帆、桂蓬、曹雲露等人，發展了一支遊擊武裝。經過張雲逸的努力爭取，廖磊不得不給予這支遊擊武裝以“江北遊擊縱隊”的番號。
但為了限制新四軍發展，國民黨當局規定新四軍不得就地自籌軍餉，不得收繳民槍。
張雲逸由金寨返回無、廬地區後，以合法名義，以他從江南帶來的軍部特務營為骨幹，並將無、廬地區黨領導的一部分游擊隊和人民自衛軍統一整編為江北遊擊縱隊，以孫仲德為司令員，黃岩為政委，桂蓬為政治部主任，擔負開展皖中地區的抗戰任務。張雲逸還恢復了由於項英的“精兵主義”錯誤影響而被解散了的9團建制，以詹化雨為團長，胡繼廷為政委。
張雲逸見高敬亭對東進不積極，只好結束在皖中的活動，於1939年2月由舒城來到皖東，直接領導第4支隊8團和江北遊擊縱隊，開闢皖東地區。
這時，儘管張雲逸己掌握了四千多人併到達全椒地區，但高敬亭手上還有六七千人。為了調整和加強江北部隊及發展工作，葉挺、項英準備在江北設立指揮部，建立第5支隊和皖東抗日根據地。
1939年3月29日，葉挺致電蔣介石：“職軍江北支隊現位於沿江，為含山、巢縣、全椒、亮山、定遠縣一帶，擔任津浦南段及沿江作戰，總計高(敬亭)、周(鳴駿)兩部官兵九千餘人，與軍部隔江相距頗遠，以往工作聯絡因之欠密切。現因該部急需調整及傷病兵員之救護治療與軍需之補充儲積各項工作亟待解決，職擬4月間前往巡視，並將軍部職員分撥一部於舒城附近暫設指揮部或辦事處，藉資便利。”
二、3月30日，葉挺、項英把設定江北指揮部一事也報告了毛主席和劉少奇
毛主席等批准了新四軍軍部的部署。3月31日，蔣介石也覆電葉挺：“該軍長擬巡視江北支隊並設指揮部或辦事處一節，準如所請。”
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面對國民黨的壓力，項英表現了妥協態度，並於1939年4月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關於江北工作方針》：
(一)在軍事上，向北、向東發展，以津浦線為中心積極行動，控制該路，另一部控制淮南路。
(二)(略)
(三)在政治上，以鞏固擴大統戰為主……。
(六)……目前不宜提出創造皖東抗日根據地的口號作號召。
否則，使同盟者害怕而使我更防範和限制。……
對於項英的錯誤主張，中共中央進行了堅決糾正，並對華中抗戰進行了全面部署。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發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指出，江南地區國民黨的統治力量雄厚，且對中共武裝諸多限制，新四軍要在江南求得發展將十分困難，而地處長江以北的鄂、豫、皖、蘇等省的華中廣大地區，則有很大的迴旋餘地。
這個地區儲存有一萬數千人的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因此華中是我黨發展武裝力量的主要地域，並在戰略上華中亦為連繫華北、華南之樞紐，關係整個抗戰前途甚大”。該指示特別強調蔣介石已批准新四軍在江北成立指揮部，“我應利用此機會來作發展的佈置”。
基於這樣的分析，中共中央做出如下的決策：“從華北、陝北派遣一批幹部與武裝南下華中，江南也須立即抽調軍政幹部渡江北上華中，東南局及新四軍應決心抽調一批營以上軍政幹部到江北”，成立江北指揮部，使之“成為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
中共中央在這份指示中強調指出，此一指揮中心“應有大將主持”，希望東南局及新四軍領導“顧全全國局勢及華中之重要，抽調大員及大批幹部到江北”。
4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再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項英的錯誤：
- 目前，我黨、新四軍在皖東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目前在一切敵後的任務都是建立根據地)。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不必把這任務秘密起來，而應當主要努力去做。
- 二、但依皖東目前情況，我們必須長期努力進行統戰工作，堅決打擊漢奸和頑固分子，盡力擴大黨和群眾運動，推動地方進步，才能達到建立根據地的任務。
- 三、……迅速擴大和鞏固新四軍為皖東抗日武裝的主力，並積極向東、向北發展，建立後方，而不是單純地以控制兩條鐵路為目的(因控制兩條鐵路，對我們工作無大幫助，也控制不了)。……
- 五、……對堅決反對我黨、新四軍的頑固分子，必須實行堅決的鬥爭，不要輕易讓步。……
為了貫徹黨中央和東南局的指示，迅速開啟皖東抗戰局面，1939年4月底，葉挺軍長帶領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等領導從皖南到江北。
羅炳輝很捨不得離開陳毅。在陳毅送他上路時，他緊緊地握著陳毅的手說：“我真不願離開，情願做你的副手。和你一起工作，心胸豁然。就是你罵我、打我，我都情願。”陳毅勸他說：第5支隊的工作很重要，你的擔子更重了，應該去。這樣，羅炳輝才依依不捨地出發上路。
三、高敬亭的錯殺與平反
5月5日，在葉挺的主持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舒城東湯池宣佈成立，由張雲逸任指揮，徐海東任副指揮，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
5月9日，葉挺、張雲逸、鄧子恢赴舒城西港衝高敬亭駐地，向高敬亭傳達了中共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部關於江北部隊的有關指示，敦促高敬亭率支隊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隊東進皖東地區。
正在這時，中共中央4月24日關於江北部隊的“中心任務是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書面指示也傳到江北。
5月11日，葉挺主持召開第4支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軍委和軍部關於第4支隊東進皖東抗日的指示。
第4支隊大多數幹部擁護中央軍委和軍部有關東進的指示，高敬亭當時也表示擁護東進，但行動上依然對中共中央的決定有牴觸行為。
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接獲高敬亭問題的報告，並研究了第4支隊的情況之後，於6月15日覆電江北指揮部，決定撤銷高敬亭的第4支隊司令員職務，另從延安派原紅25軍副軍長徐海東前往淮南，擔任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4支隊司令員。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時，由於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32歲的高敬亭在青龍廠被錯殺。
兩個小時以後，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示將高敬亭送延安學習。然而，人死不能復生。這位在鄂豫皖蘇區曾經使國民黨軍聞風喪膽的赫赫戰將，就這樣付出了他年輕的生命。
高敬亭於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鬥爭中是於革命有功的。尤其是他臨危受命，重建紅28軍，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堅持了大別山革命戰略支點，為革命保留了一批幹部和一支革命武裝，成為這一地區革命的一面旗幟；抗戰開始後，他又較早地實行了戰略轉變，在改編談判和率隊挺進皖中抗戰中，是有重大貢獻的。
但由於長期脫離中共中央的領導，在國共合作抗日的轉變時期，高敬亭對抗戰全域性形勢和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缺乏瞭解，滋長了居功自傲的思想，不信任、不尊重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派到第4支隊工作的幹部，對離開山地，到平原水網地區作戰信心不足，懷疑上級要第4支隊東進皖東指示的正確性，行動上猶豫遲疑，錯失了開闢皖東的一段大好時機。
高敬亭有錯，但錯不當殺，採取過渡辦法進行冷處理效果會更好。
1975年11月30日，毛主席親自批示有關部門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並於12月14日在審查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澄清了高敬亭的問題。
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敬亭同志參加革命後，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雖在4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通知》對高敬亭的功過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正式宣佈對高敬亭給予平反，恢復名譽。
江北如此一折騰，極大地影響了新四軍的發展戰略。好在挺進蘇南的第1、第2支隊迅速壯大起來，從初入江南時的四千多人，到1939年1月已經發展到一萬四千多人。且陳毅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就已經開始謀劃東進、北上的發展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