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國”是最適宜於人類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勢險固、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地方稱為“天府”或“天府之國”。在中國歷史上， 曾先後出現過9個“天府之國”。 它們是關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區、太原附近、閩中地區、瀋陽一帶、武威地區和臺東地區。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這些“天府之國”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則與人為因素息息相關。由於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差異，有的“天府之國”長期存在，影響很大，有的則曇花一現，轉瞬即失。歷史時期“天府之國”的形成與演變，對於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據史書記載，戰國後期，關中盆地和北京一帶就先後獲得“天府”的美譽。秦漢之際，關中成為著名的“天府之國”，成都平原開始躋身於“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稱為“天府之國”。隋唐兩代，關中盆地高度發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國”的美名。宋遼夏金時期，北方地區戰爭頻繁，社會動盪，而江南地區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成為新的“天府之國”。到元明清時期，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墨客津津樂道的“天府之國”，而閩中 、盛京(瀋陽)、涼州(武威)、臺東等地也有了“天府之國”的美稱。近代以來，關中等老天府或趨於衰落，或有了新的稱謂，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國”的稱號。如此算來，在中國歷史上，共有9個“天府之國”。這些“天府之國”分佈在西北 、西南 、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不同的地理單元。其中關中盆地、北京一帶和成都平原影響較大，其他幾個地區知名度則相對較小。本文擬對這些“天府之國”的具體情況加以探討，希望有助於大家對“天府之國”的認識。
一、關中盆地或關中平原
關中盆地(平原)位於陝西中部，被山帶河，金城千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古稱“陸海”，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國”。從文獻記載來看，關中作為“天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後期，作為“天府之國”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秦漢之際。歷史上最早把關中稱為“天府”的人是蘇秦，最先將關中稱為“天府之國”的是張良。自戰國至於明代，關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國”的美譽。關中盆地的基本特點是山環水繞、沃野千里。秦嶺山脈、渭北山系與黃河形成天然屏障，涇、渭、灞諸水從八百里秦川上流過，非常適宜農業生產和人類生活。
早在舊石器時代， 這裡就有人類繁衍。夏商周三代，這裡曾是西周王朝的統治中心。到春秋戰國時期，經過秦人的開發，這裡已變得相當富庶。故蘇秦在公元前338年對秦惠王說:“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戰國末年，秦國在渭北地區修建了著名的鄭國渠， 進一步優化了關中的生態環境，促進了這裡的農業生產，提高了秦的綜合國力，從而很快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雖然秦朝二世而亡，但關中的統治基礎依然很好。正因為如此，楚漢戰爭結束後，劉敬建議漢高祖定都關中。他認為:“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漢高祖身邊的大臣多勸他建都洛陽。認為“洛陽東有城皋，西有餚殳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漢高祖猶豫不決。張良對他說:“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餚殳、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漢高祖決定奠都關中。自從張良給關中戴上“天府之國”的桂冠之後，人們便開始將關中稱為“天府之國”了。
秦漢兩代十分重視對關中地區的開發與經營。秦統一全國後，徙各地富豪 12 萬戶於咸陽。漢初徙齊、楚大姓及韓 、趙、魏王室成員 10 餘萬口到關中，又徙諸郡豪民於關中陵邑。另一方面，在關中大力興修水利，不僅擴大了舊有的灌溉渠系，而且興建了白渠、成國渠、漕渠和龍首渠等規模較大的工程。班固《西都賦》雲:“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民謠中也有“涇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 億萬之口”的說法。渠道兩岸萬頃農田得到灌溉，呈現出一派富庶繁榮的景象。此外，這一時期還在關中推廣冬麥，又採用先進的犁、耬等生產工具，推廣代田法和區田法，透過集約使用水肥，實現精耕細作，奪取高額豐產。隨著中外農業文化的交流，黃瓜 、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經濟作物也開始在關中種植。於是關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農業區。司馬遷在《史記》中說 :“關中之地 ，於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眾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見關中盆地的富庶程度。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中地區多次遭受戰爭的摧殘，但不少人在談到關中時仍不約而同地稱之為“天府之國”。如西晉時，東海王司馬越表徵鎮守關中的王模為司空。王模的謀士淳于定對他說“關中天府之國， 霸王之地”， 建議他繼續鎮撫關中，不到朝廷任職。十六國時，苻登等人與姚萇爭奪關中地區的統治權。古成詵對姚萇說 :“三秦天府之國 ，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 、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為高歡所迫，欲逃往荊州。柳慶對他說:“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建議他前往關中投靠宇文泰。北周時，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於謹對北周太祖說:“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 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在這個大分裂的時代，關中地區雖受到破壞 ，但在全國仍處於領先的地位 ，還是當時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國”。
隋唐時期，關中作為帝都長安的所在地，受到世人的高度關注。隋朝末年，李密對楊玄感說:“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升不足為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 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 萬全之勢。”建議他西入關中，奪取天下。楊玄感未予採納。劉文靜和裴寂對李淵說 :“晉陽之地，士馬精強， 宮監之中 ，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衝幼， 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李淵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起兵晉陽，奪取關中，建立了唐朝。為了解決長安城的物資需求，唐王朝大力發展漕運，同時加大了關中的開發力度。到唐玄宗統治的開元天寶年間，關中達到了繁華的頂點。但安史之亂使關中地區遭受了一場浩劫。程元振勸唐肅宗遷都洛陽。但郭子儀委託兵部侍郎張重光上奏說:“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 秦漢因之，卒成帝業。”顯然，儘管安史之亂對關中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關中在唐人的心目中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長安城為朱全忠所毀，關中的地位隨之大幅度下降。
五代以後，關中地區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經濟形勢每況愈下。不過，仍有人將關中稱為天府之國。如宋“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三朝北盟會編》的作者說，關中“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若關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也。經略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倍，所以為國家計者，至矣盡矣”。張闡也有類似的說法：“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
這說明，到兩宋時期，關中地區已經衰落，但它的影響依然存元明之際，關中的地位繼續下降，但人們還對它保持著“天府之國”的歷史記憶。如在蒙古國晚期，憲宗蒙哥大封同姓，讓忽必烈在南京和關中之間選擇封地。忽必烈的謀士姚樞對他說“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建議他選擇關中。於是忽必烈據有關中，成為關中的統治者。明初朱元璋與群臣討論建都之地， “或言關中險固金城， 天府之國”。朱元璋對此表示認可，但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南京。《大明一統志》在講到關中形勢時仍沿用關中是“天府之國”的說法。此外，明代的不少學者在論及建都形勢時，也都對關中的形勝表示讚賞。如邱睿在其《大學衍義補》中說：“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故言定都必先焉。”有人甚至從風水的角度，說關中是“中龍”所在，認為“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渭，表裡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
但到了清代，關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國”的美譽。“天府之國”僅見於方誌的記載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懸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三輔南有江漢，北有河渭，隴以東，商雒以西，厥田肥饒，所謂陸海。東有函谷、蒲津，西有散關、隴山，南有武關，北有蕭關、黃河，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清朝滅亡後，再也沒有人把關中地區稱作“天府之國”了，甚至就連生活在關中地區的一些人，都不知道關中曾經是“天府之國”，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了。這是多麼令人傷感的事。
二、北京小平原
東臨渤海，西靠太行，南環河濟，北枕燕山，水深土厚，自然條件相對較好。這一帶被稱為“天府”的歷史，也可追 溯到戰國末年，但它真正受到重視，被稱為“天府之國”則是明代以後。北京小平原在戰國時代是燕國的領地，燕國的都城薊就座落在這裡。蘇秦在離開秦國後，奔走於齊、趙、魏、秦諸國之間，設計防止齊國攻燕，並發動五國攻秦，成為燕國的重要謀士。為了鼓勵燕文侯爭霸的決心，他對燕文侯說：“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因此，北京小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稱。
但由於當時燕國自然環境不如關中，經濟相對落後，知名度相對較低，蘇秦提出的這個“天府”，並沒有引起其他人士的共鳴。故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西漢時北京一帶分屬廣陽國及涿、漁陽諸郡，屬幽州刺史部。東漢設廣陽、漁陽、涿郡，屬冀州。秦漢兩代，農業生產有所發展，手工業也有所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京小平原曾是“前燕”的中心區域。由於社會動盪，戰亂不已，北京一帶也受到戰火 的摧殘。但當地人民仍努力從事社會生產。如三國時代在北京近郊的永定河流域，修建了攔水壩戾陵遏，開鑿了車箱渠等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為北京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由於遠離全國的政治中心，加之經濟相對比較落後，北京小平原一直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 隋唐時期，薊城在北方地區的軍事地位重要起來。隋以薊為涿郡治所，並開通了南迄餘杭，北到涿郡的南北大運河。唐代改涿郡為幽州，改薊城為“幽州城”。唐太宗徵高麗，即以幽州城為大本營。唐玄宗時實行重外輕內的軍事部署，在北方設定8個節度使，幽州是范陽節度使的駐地。天寶十四載（755），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 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了叛亂，給中原地區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同時 也給北京小平原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安史之亂以後，北京小平原在全國的地位有所下降。
五代宋遼夏金元時期，北京由遼南京、金中都發展為元大都，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公元 936 年，石敬瑭為了當皇帝，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遼太宗派兵佔據幽州城，並將它變成遼的陪都，稱之為“南京”、“燕京”。在遼代，北京一帶雖然與內地缺乏聯絡， 但仍不失為一個人口稠密、市井繁華的大城市。北宋前期曾多次打算收復燕雲十六州，結果均以失敗而告終。12 世紀初葉，金人崛起，滅遼、滅宋，將都城從松花江邊的會寧遷至燕京。1151 顏亮改建燕城，兩年後正式遷都於此，改名“中都”，使之成為金王朝的統治中心。金朝末年，中都毀於戰火。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的東北郊外修建了規模宏大的“大都”城。從此，北京一帶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明代遷都北京，有人出於維護統治的目的，對北京的地理形勢進行重新審視，認為北京是“天府之國”。史載明成祖即位後，“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大明一統志》的作者說：“京師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我太宗文皇帝龍潛於此，及纘承大統，遂建為北京 而遷都焉。於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之勝而為萬世不拔之 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邑之盛未有過焉者也。”明人章潢在《圖書編》中也說：“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 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自唐虞三代以來都邑之盛未有過焉者也。”清代的統治者認定北京是“天府之國”，並有意識地進行宣傳。如乾隆十二年敕撰之《皇朝文獻通考》雲：“京師為古燕薊之域，地勢雄厚，滄海環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諸關口衛其後，據九州之上游，南面而臨天下。自古天府之國無過於此。”乾隆三十九年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雲：“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 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而太行之山，自平陽之 絳西來，北為居庸，東入於海，龍飛鳳舞，綿亙千里，重關峻口，一可當萬，獨開南面以朝萬國，非天造此形勝也哉！”在《畿輔通志》原序中說：“京師故燕冀地，抱衛齊，連晉趙，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長城為屏障，憑太行為股肱。潞水南趨，直沽東下，達濟汶以通漕運，所謂金湯千里，天府之國也。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中也說：“建都之地，自古為關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餘如汴、如金陵， 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議者以關中為第一，北平次之，洛 陽為下。愚竊謂不然。”在他看來還是北京最好。
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北京作為“天府之國”存在一定的缺陷。《五雜俎》的作者說：“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 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群雄奸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三、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位於四川盆地西北部，氣候溫潤，“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是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具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在中國古代，最早把成都平原稱作“天府”的人是東漢末年的諸葛亮，而最早把它稱為“天府之國”的則是唐代的陳子昂。從東漢末年到現在，成都平原一直保有“天府”和“天府之國”的美名。成都平原的特點與關中相似，具有“沃野”和“險塞”。
先秦時代，成都平原在開明氏的統治之下，時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頗為艱難。公元前316 年，秦惠王派大將司馬錯入川，設定蜀郡，修築棧道，加強了蜀地與關中的聯絡，使蜀成為秦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十年後，秦昭王使李冰修都江堰，“蜀守冰鑿離堆，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都江堰修成後，灌溉蜀、廣漢、犍為三郡，既除水害，又利農業，不僅便利了交通，而且使蜀中生態環境得到最佳化，逐 漸成了最適宜人類生活的地區之一。故清代學者朱鶴齡說：“史稱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蓋成於李冰，而肇於秦漢時期成都平原有所開發，開始躋身於“天府”之列。
秦朝滅亡後，楚漢戰爭爆發，劉邦以益州、漢中和關中為大後方，最終戰勝了項羽。故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漢景帝時，郡守文翁發動百姓疏鑿都江堰寶瓶口以下河床，引內江水灌溉繁縣（今 彭縣、郫縣及新都縣部分地區）農田 700餘頃。其後武陽縣（今屬彭山、蒲江）攔蒲江水修築大堰，開六水門引水灌溉農田。東漢時，將都江堰的歲修工程從民間自理改為政府主持。 並在廣都等縣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綿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漢代繼續在成都平原擴大水稻種植的範圍，大體上形成了北直綿陽，南到樂山的水田農業區，旱作區也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西漢元始二年，成都平原耕地面積有所增加，基本形成了渠——塘灌溉系統和多種經營蓬勃發展的農業景 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 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到東漢末年，成都平原的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果實所生，無飢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上述資料表明：成都平原在秦漢時期開始繁榮。
三國時期，成都平原迅速崛起，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一個亮點。從某種意義上講，成都平原的崛起是與蜀漢政權和諸葛亮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諸葛亮在治蜀期間，對都江堰格外重視，專門設定堰官進行管理，同時徵調丁男 200人對都江堰進行保護和治理，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左思在《蜀都賦》中描繪說：“溝洫脈散，疆裡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 4《蜀都賦》由此可以想見蜀國經濟的繁榮景象。可以說，諸葛亮治蜀期間，是西南開發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遺憾的是，後來諸葛亮六出祁山，病死於五丈原，蜀漢為西晉所滅。
西晉時“蜀有倉儲，人復豐稔。”但到東晉南朝時期，譙縱一度割據益州，致使“益土荒殘”，與江南地區相比，逐漸喪失了領先的地位。好在後來蜀地的農業得到恢復，織錦、井鹽等手工業也有了發展。雖然不像三國時期那樣受人關注，但仍保持著“天府”的形象。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螺旋式發展，到隋唐時期，成都平原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區域，成為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
隋末天下大亂，“唯蜀中豐靜”。唐代為了開發四川盆地，曾修建過許多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擴建都江堰灌區，增加益州和鼓州的溉田面積；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沖積平原上興建水渠，以灌溉綿州和漢州境內的農田；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平原上興建堤堰， 以灌溉眉州境內的農田。因此，成都平原經濟飛速發展，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陳子昂多次上疏盛讚巴蜀的富足。他說：“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 “蜀為西南一都會， 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 “夫蜀都天府之國， 昂《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到唐代後期，以益州為中心的成都平原，生態環境良好，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經濟僅次於揚州，故當時有“揚 一益二”的說法。由於蜀地“土腴谷羨，儲從易辦”，故每當中原有事，關中受到威脅的時候，唐代帝王都要駕幸巴蜀。 宋元明清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也發生了東移、南移、北遷的變化，遠離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的成都平原在全國的地位有所下降。此外，這一地區在北宋前期、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還遭受過戰爭的巨大創傷。但在戰爭的間歇階段，成都平原相對較為安定，在“湖廣填四川”的過程中，成都平原的勞動力進一步增加，資源也得到一定開發，曾出現過“家給人足，民庶晏然，年穀豐衍”的局面。元末劉楨建議徐壽輝部將紅巾元帥明玉珍在四川稱帝，說“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所謂天府之國”。而明玉珍在重慶建立夏政權後，派人向朱元璋誇耀四川的富庶時也說四川“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明人蔡清稱：“蜀西南也， 自古說蜀道難，然其險處亦只在蜀門。若到其地，則所謂沃野千里， 天府之國，似乎果平易矣。”。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江漢之源既滌，則岷眉為城郭，南中為苑囿。緣以劍閣，阻以石門，而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國也。”值得注意的是，時人所說的天府之國主要是指成都平原，而不是四川全境。故明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川中郡邑，如東曠，城皆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餘州縣一片真土，號稱沃野，既坐平壤，又佔水利，蓋岷、峨發脈，山才離祖， 滿眼石壟，抱此土塊於中，實天作之，故稱天府之國雲 。”四川的富庶更令人稱羨。“四川天府之國也，其民數十兆，既庶且富。”當然，成都平原的富庶也是有限的。
有人曾對四川這個“天府之國”提出質疑:“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蜀之賦足以自國 ……然不聞轉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費庫藏 甚少，溢羨陳陳之積，其說何耶?”不過，晚清之後，其他“天府”相繼衰落，四川地區仍享有“天府之國”的美稱。
四、其他地區
除上述地區之外，太原一帶、江南地區、閩中地區、瀋陽一帶、武威一帶和臺東地區也曾被稱為“天府之國”。這些地方往往是因受到某個人的鐘愛，或是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被稱為“天府之國”的。雖然也具有“天府”的某些條件，但作為“天府之國”，知名度相對較小。
(一)太原地區。太原古稱“晉陽”，位於太原盆地北部，是歷史文化名城。春秋戰國以來，太原盆地逐漸得到開發。到南北朝時，有“天府之國”之稱。《北齊書》記載 :“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兼中書舍人 ……邕非唯強濟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進多途， 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帝又嘗對邕曰:‘太后雲唐邕分明強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 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 ……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帝嘗登童子佛寺，望幷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曰 :‘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在隋朝末年，太原成為唐王朝的發祥地，故唐代統治者對太原高度重視。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親至太原視察。唐高宗派李責力擴建太原城池。武則天以太原為北都，派精明強幹的崔神慶為幷州長史 ，神慶架橋築“中城”，把東西二城連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使幷州成了名符其實的北方重鎮。但安史之亂後，這一地區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已經沒有人把這裡稱為“天府之國”了。
(二)江南地區。江南河湖眾多，雨量豐沛，日照充足，是名聞遐爾的魚米之鄉。秦漢以前，江南地區地廣人稀，生產落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給當地注入新的活力。經過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朝”的開發，江南經濟有了長足發展。盛唐時期，南北經濟基本持平。安史之亂後，中原板蕩，唐王朝在財政上不得不倚重於“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宋人李觀說:“嗟乎! 江淮而南，天府之國。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顯然，在宋人心目中，江南地區已經是“天府之國”。明清時期，已經沒有人再把江南稱為“天府之國”。但江南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是很高的。當時有“蘇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諺，其推重於此可見一斑。
(三)閩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帶。福建在宋代有了較大發展 ，到明代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人們在習慣上稱之為“八閩”。位於福建東南部的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人口分佈較為合理，糧食作物的種植和經濟作物的栽培達到較高水平 ，商品貿易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 。明代學者屠本 非常喜歡這裡 ， 他在《閩中海錯疏•原序》中說:“禹奠山川，魚鱉鹹若。周登俎豆，魴鱧是珍。海鏡江珧，虎頭腳憑。蝦寄、蟲解變、蛤化鳧， 奇形異質，總總林林。閩故神仙奧區，天府之國也。並海而東，與浙通波。遵海而南，與廣接壤。其間彼有此無，十而二三耳。”因此 ，就有人把閩中稱為“天府之國”了。當然，在歷史文獻中，這種稱呼並不多見。
(四)盛京即瀋陽。位於遼河平原中部，是滿清王朝的發祥地。這裡海拔較低，屬暖溫帶季風型大陸氣候，物產也較為豐富。清代有學者從尊君的角度出發，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欽定滿洲源流考》的《國俗•物產•御製盛京土產雜詠十二首》:“盛京山川渾厚 ，土壤沃衍。蓋扶輿旁薄，鬱積之氣所鍾，洵乎天府之國，而佑啟我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王業也。”清高宗到了盛京，認為該地“洵乎天府之國，興王之會也”。其後《欽定滿洲源流考》的《國俗•物產•御製盛京土產雜詠十二首》亦云:“盛京山川渾厚，土壤沃衍。蓋扶輿旁薄，鬱積之氣所鍾，洵乎天府之國，而佑啟我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王業也。”於是，盛京也就躋身於“天府之國”的行列。但終清之世，將盛京稱為“天府之國”的人多。辛亥革命之後，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再也沒有人說“盛京”一帶是“天府之國”了。
(五)武威古稱“姑臧”、“涼州”，地處甘肅河西走廊東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 ， 河西相對比較安定，“姑臧稱為富邑”。三國時，姑臧為涼州治所。到十六國，前涼、後涼均建都於此。前涼張軌至張駿時， 曾對姑臧進行過大規模的改造，使其成為河西地區的政治中心。北魏以後，涼州人口大量內遷，姑臧趨於衰落。至唐代，這裡又出現繁榮的盛況。唐人沈亞之說:“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安史之亂後，涼州一度陷於吐蕃，就像河西地區的其他城市一樣，“一淪異域，頓化為龍荒沙漠之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宋元以降， 河西走廊一帶的經濟有所恢復。清人吳大成對涼州十分讚賞，他在《西夏書事》中寫到鹹平六年(1003)冬十月趙保吉襲破西涼府時說 :“得西涼則靈州之根固。況其府庫積聚，足以給軍需、調民食，真天府之國也。嗣後保吉身亡，德明終能保守靈、夏，豈非涼州畜牧甲天下， 藉以養成銳氣哉 !”這是將武威稱作“天府之國”的惟一記載。
(六)臺灣東部地區。至於把臺灣東部地區稱為“天府之國”， 也是清代才有的事。清初鄭成功準備收復臺灣的時候，有“荷蘭甲螺何斌負債走夏， 盛陳[臺灣] 沃野千里， 為天府之國，且言可取之狀”。《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也說“臺灣為天府之國”，“臺東，天府之國也”。在清代，臺灣自然條件較好，且農業較發達的地區主要是臺東和嘉南平原。其所謂“天府之國”，主要是指臺東而言。
以上是歷史時期“天府之國”演變的基本情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千多年來“天府之國”演變的歷史軌跡。為什麼“天府之國”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這個問題是耐人尋味的。從關中盆地 、北京一帶、成都平原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來看，“天府之國”的形成與演變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為的影響，有時候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情況相當得雜。如關中盆地在周秦漢唐時期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俱佳，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也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而成為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國”。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了關中地區的開發，但也給關中帶來了巨大的人口壓力。人們為了生存， 期大規模開發土地資源，茂密的森林被砍伐破壞，水土流失加劇，地力不斷下降。到唐代後期，關中這個天府之國就出了問題。唐末五代戰亂頻仍，軍閥朱溫對長安城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致使關中人口外遷，水利失修，土地荒蕪、經濟衰退，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正如《欽定續通志•都邑略》的作者所說:關中為周秦漢唐古都之所在，“議都邑者以此為首選。然閱世久遠，盛極而衰 。所謂地絕其脈，水化其味者，非復秦、漢以前之舊”。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關中生態環境惡化的事實。此後隨著全國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轉移，關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不再受到關注，再加上自然災害的摧殘，殘破的景象長期得不到恢復。到了明清時期，江南經濟發展起來，關中在全國的地位繼續下降，最終失去了“天府之國”的桂冠。
總之，天府之國的形成，首先是當地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其次是人為活動的結果，開發了該地的資源， 發掘了該地的潛能，使該地變成了安全、舒適、富饒，並具有較大影響的區域。
天府之國的衰落，則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關，而生態環境的惡化，往往是惡性開發帶來的惡果。經過千百年的風雨滄桑，歷史上的這些“老天府”大多失去了昔日的榮光，但它在我們民族記憶的深處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天府之國”的演變所留下來的歷史啟示，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