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度達7.8公里的北京城市中軸線,分為三部分:核心部分是紫禁城,在城市規劃中稱為“故宮中軸”,景山以北稱“北中軸”,天安門以南稱“南中軸”。
在南中軸上,不同時代修建的建築與道路留下了數不盡的歷史之謎,既有附會傳說,也有精心的設計理念。
前門樓子真是九丈九嗎?
這裡所說的前門樓子指的是正陽門城樓,民間有“前門樓子九丈九”的傳說,正陽門歷經多次存毀與重修,民國五年(1916年),瑞典學者奧斯伍爾德·喜仁龍第一次對北京的所有城牆和城樓進行了實地測量,並繪製出測繪圖,正陽門城樓的測量結果是通高42米,如果換算為市制,約合13.86丈,遠遠高於九丈九,和相傳“前門樓子九丈九”的說法不一致。2005年,北京市古代建築研究所對正陽門城樓採用先進的測量儀器又進行了測量,得出了更為精確的資料:正陽門城樓通高(從地平線到門樓正脊上皮)是43.65米,約合14.4丈,由此再次否定了“前門樓子九丈九”的說法。因而結論是:“前門樓子九丈九”只是個虛數,“九”為陽數的極數,是單數最大的數,“九”在中國是個崇高的吉祥數,象徵著至尊至大,多用於帝王,用在“九門之首”的“國門”正陽門上,象徵正陽門之高之大。
然而,在留存的文獻中還有一種權威的解讀:庚子事變中被毀的前門樓子就是九丈九。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陽門城樓被佔領的英軍焚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始修建,十二月,直隸總督袁世凱、順天府尹陳壁,因復建正陽門城樓,奏《為正陽門樓原建丈尺無案可稽謹會同酌擬辦法請旨事奏摺》中寫道:“敬謹馳往詳細勘估,一面諮部調查舊卷,稽考原建丈尺,以便有所遵循,旋準工部覆稱,該部自經庚子之變,從前案卷全行遺失無存,臣等迭次往復函商,博採輿論,原建丈尺既已無憑稽考,惟有細核基址,按地盤之廣狹,酌樓度之高低,並比照崇文、宣武兩門樓度酌量規劃折中辦理。”
這段話大致的意思是,正陽門城樓沒有資料留存,只有比照崇文門和宣武門尺寸進行修復。他們進一步查考了正陽門與這兩門的關係:“查正陽門大樓舊址面寬十三丈另六寸,較崇文,宣武兩門大樓面均增二丈有奇,……今擬除城身不計外,正陽門大樓自地平至正獸上皮止,謹擬九丈九尺,較崇文門大樓高一丈六尺二寸,較宣武門大樓高一丈六尺八寸。”
從這些文字上可以清晰地證實正陽門城樓為九丈九尺,而且絕不是大約的數字,所比照的崇文門和宣武門高度均有“二寸”和“八寸”的單位,文中關鍵的表述是“今擬除城身不計外”,也就是說:“九丈九”是從城臺之上到屋頂最高處的高度,由此可見,正陽門作為當時的“國門”,是非常有講究的,這些尺寸不是隨意而來,在這篇奏疏中,對正陽門的描述也有“拱衛宸居”“為中外觀瞻”“固若金湯”“垂之永久”等文字,同時形容正陽門為“輔弼吉星”,這“九丈九”看來不是說說而已。
正陽門兩側所開門洞也有“九”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朱啟鈐為解決前門地區的交通,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其中,以正陽門城樓為中心點,在城樓的兩側城牆上開闢門洞,這項工程解決了北京內城與外城的交通問題,這在當時也算是不小的壯舉。
這項工程是對稱地在正陽門東西兩側各開闢門洞兩座,也就是說開通了4座新的城門,看似簡單的四個門洞,並不簡單,因為在此處的任何工程,都非同一般。這項工程的規劃與建設很好地處理了與城市中軸線的關係,這兩側的門洞及道路,首先要考慮對稱的特點:兩側所開通門洞與正陽門的距離是相等的,更有意思的是兩側的門洞均各寬9米、高8米,形狀也是完全一樣的,“9”乃是陽數中的最大數,而“8”則是陰數中的最大數,這樣的改造不僅解決了交通問題,又體現出中軸突出、左右對稱,使既有的中軸線格局得到很好的體現,傳統文化理念得到了相應的延續。
南中軸路寬“紅線”80米
城市南中軸路是由前門大街、天橋南大街和永定門內大街組成。從元代開始,元大都麗正門外向南是出京城的官道。明以後,隨著天壇和山川壇的建成,成為皇帝祭祀御道,在北京城市道路中級別甚高。
這條道路的起點是正陽橋,始建於明正統四年(1439年),橋面為三幅結構,中間一幅橋面為“御道”,整個橋面遠寬於京城九門中其他各門的護城河橋。這一點可以從《乾隆南巡圖》中得到印證,在這幅圖中,正陽橋被四道欄杆隔成了三條道路,橋南是正陽橋牌樓,清代成書的《宸垣識略》記載:“(正陽橋)其南綽楔五楹,甚壯麗,金書正陽橋清漢字”,與橋同時代建成,其造型為五間六柱五樓式而得名“五牌樓”,寬約30米左右,透過橋與牌樓的寬度可以大致瞭解到前門大街的寬度。根據史料來分析,自明朝起,前門至永定門大街的南中軸路西側為珠寶市、糧食店、鋪陳市一線,東側為肉市街、果子市、西草市一線。當時的珠寶市西側一線至肉市街東側一線的寬度,在北端為68米左右,至珠市口處為80米以上,到天壇北路口時已達百米以上,在天壇北路口以南,寬敞的綠地背後是天壇與先農壇的壇牆。因此可以確定這條大街當年建成時的寬度在70米至90米。至明末,前門大街兩旁的市場“搭蓋棚房、居之為肆”“侵佔官街,擁塞街道”,原本廣和樓是臨街的,後來一些店鋪擋在了前面,使它棲身於街裡,形成了前門大街後來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城市規劃中,引進城市建築控制線的概念,其中紅線是城市道路兩側控制沿街建築物或構築物的界線。1954年開始定南中軸路紅線,以天安門中點和中華門(1958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拆除)中點連線向南延長至永定門為其中線,紅線寬110米。1958年,紅線寬改為120米,1959年,又加寬為140米。1970年,擬在前門廣場東南角建華北樓飯店(後來未建),又將中軸線的寬度規劃提到了議事日程。當時,所定140米的寬度難以實現,但作為城市脊樑的中軸線,也不能過窄,於是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考慮,對中軸線的寬度做了調整。從歷史角度考慮,明初的前門大街,從正陽門至天橋路口的街寬為70米至90米,從維護老北京城的風貌出發,對前門大街的紅線寬度,取其明初街寬的平均值,定為80米。1992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從保護舊城中軸線的要求出發,明確把這條大街的紅線定為80米。
建築高度不超20米
前門大街兩側基本上是商號,六必居、廣和樓可以追溯到明代,店鋪兩層樓的居多,北京謙祥益始建於清朝道光年間(1840年),是三層樓;位於大柵欄街瑞蚨祥綢布店,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焚後重建,是前門一帶現今儲存基本完好的清代商業建築,是當時店鋪形式的典型,此店為兩層建築,高11.62米。清末民初,前門大柵欄一帶,二三層木結構及磚石結構的旅館多了起來,其中煤市街第二旅館為三層木結構,也有一些飯莊建了兩層樓房,但高度都在15米以內。這時候也出現一些中西合璧建築,最高有四層樓,位於前門外廊房頭條的勸業場,前身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的京師勸工陳列所,因火被焚後重建,重建後的京師勸工陳列所是近代商業建築的新形式,地上3層,地下1層。建於1937年的交通銀行,位於前門西河沿街,地上四層,算是周邊比較高的建築了。
舊時天橋南大街幾乎沒有什麼樓房,放眼望去,東邊天壇的祈年殿自然而然進入人們的視野,其實,這也是古代北京環境設計所追求的效果,祈年殿是明清兩朝舉行祭天及祈谷儀式的神殿。祈年殿殿高31.8米,加上三層殿基合計高6.3米,通高38.1米,是當時最為高大的古建築之一。與祈年殿相通的是丹陛橋,南連圜丘成貞門,北接祈谷壇南磚門,這座不是橋的橋,其南端稍高出地表,北端高出地表逾4.5米,檯面青磚海墁,史書稱為海墁大道,因其下有兩孔涵洞而又被稱為丹陛橋。丹陛橋將圜丘與祈年殿結為一體,構成了一條天壇的建築軸線。清乾隆年間始植樹于丹陛橋兩側,柏樹蔥鬱,兩週邊不允許有建築。總之,古代的北京城“平緩開闊、對稱有致、節律有序、輪廓豐富”的空間格局,也適用於南中軸。
為了保持這種格局,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對前門至永定門大街兩側的建築高度進行控制,1979年規定此處建樓房為4層至6層,1985年公佈的《北京市區建築高度控制方案》提出前門大街珠市口以北沿街200米以內,珠市口以南沿街100米以內,建築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1987年作了一次調整,把珠市口以北定為建築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的地帶。1992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劃定了大柵欄歷史文化保護區,明確規定:珠市口以北大街兩側建築定為12米,只有這樣才能保護中軸線的開闊,體現箭樓的巍峨,也可以領略天壇祈年殿的雄姿。當人們站在天壇北路口看正陽門和祈年殿時,為了保證良好的視線景觀,規定珠市口以南兩側的建築控制在18米以下也是適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