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王朝。和夏朝相比,商朝的歷史更加清晰可見。商朝有明確的歷史記載,也有相應的遺址相證明。和西周相比,商朝的疆域範圍又更加難以確認。
歷史上,古人對商朝疆域有大概的描述,這些資訊是我們研究商朝疆域的重要資訊。《戰國策·魏策》記載:“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戰國策·魏策》記載得稍微細緻一些:“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根據《戰國策》和《史記》的內容,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商朝的疆域北到常山(恆山)、南到黃淮、東到漳河,西到太行山,也就是現在華北平原一帶。
《戰國策》和《史記》描寫的商朝疆域比較小,應當是商朝內服的範圍。商朝推行內外服制度,內服是商朝可以直接控制的地區,外服是臣服於商朝的地區,屬於其勢力範圍。例如,今天河南西部和山西地區,存在著崇國、邘國、黎國等方國,他們雖然不屬於內服,但是卻是商朝分封的諸侯國,甚至周也曾經是商朝的諸侯之一。
《淮南子·泰族訓》記載:“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也就是北到燕山、南到交趾(越南)、東到大海、西到西北的沙漠。這個疆域,應該是秦漢時代的疆域規模,不可能是商朝的。《淮南子》這本書也恰好寫於西漢時代,這裡描寫的範圍是秦漢之際人們所瞭解的世界範圍。
近代以來,人們透過考古發現來確認商朝的範圍。1928年,中國正式開始挖掘殷墟遺址,為商朝考古奠定了基礎。此後,人們以殷墟遺址的青銅器等為基礎,確立了殷商考古文化的範圍。此後,在中國許多省份都發現了類似於殷墟文化的青銅遺址,如湖北的龍城遺址、江西的新幹大洋洲遺址等。於是,有許多學者提出這些遺址就是商朝在長江流域建立的據點,因此商朝的疆域是跨過了長江。
然而,這種以考古文化來圈定疆域的問題太大了,因為一個朝代的文化影響範圍往往會遠遠大於其疆域範圍。例如,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在古代都是印度文化圈,出土的文物和印度文物十分相似,能說東南亞就是印度的疆域嗎?但,中國許多學者在這方面的確出現過許多錯誤。
1947年,考古學者在吉林和赤峰發現了同時期的青銅文化,就有人援用周武王的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再考慮到武王伐紂繼承了商朝的疆域,於是將東北劃入到了商朝。21世紀初,有考古學者在廣東博羅、梅縣、揭東、佛山等地發現了殷商時代的墓葬群,有人認為商朝已經在廣東建立了據點。
實際上,在很早之前,蘇聯學者就在西伯利亞、外蒙古一帶發現了受到商朝文化影響的“卡拉蘇克文化”,如果按照以上的說法,那西伯利亞、外蒙古豈不是屬於商朝的疆域範圍?這反而說明:我們不能以考古文化影響範圍來確認商朝的疆域範圍。
實際上,想要確認商朝的疆域並不難,我們還得從內外服制度著手。上文已經提到:內服大概就是現在的華北平原一帶。商朝滅亡之後,西周將幾位重要的王族成員分封到商朝的內服地區,形成了衛、燕、魯、邶、鄘五國,其中燕、邶、鄘位於殷商核心地帶,為“三監”。又分封紂王后裔為殷國。這些諸侯國,基本都在華北平原。
再來看商朝的外服地區。在西部,山西高原南部、河南西部和渭河流域有商朝的許多分封國,包括周、崇、邘、黎等,再往外圍則是鬼方等,不屬於商朝的勢力範圍。
在東北方向,商朝的勢力範圍應該到達了遼西走廊。歷史上,商朝就是從東北進入了中原地區,商朝滅亡後,一些商朝部族又在箕子等人的帶領下返回東北,出現了箕子、孤竹等國。《史記索隱》載:“高湯三月丙寅封孤竹”。商朝滅亡後,孤竹國的伯夷和叔齊不食周慄,餓死首陽,成為了佳話。建國之後,考古學家在遼西一帶發現了孤竹國遺址。
在東方,商朝的勢力範圍曾經包括蒲姑、萊國,也就是包括了整個山東半島。蒲姑是商朝的諸侯國之一,《漢書·地理志》記載:“殷末有蒲姑氏,為諸侯”。商朝滅亡後,西周將奄國的國君趕到了蒲姑,並設定魯國來鎮守這一帶。萊國,佔據山東半島大部分地區,是子姓諸侯,可見是商朝的核心諸侯之一。該國直到春秋時期才被齊國所滅。
在東南方向,商朝的疆域越過了黃河,但是尚未到達淮河干流,更不能到達長江。商朝時期,在淮河地區開疆拓土,和這裡的“淮夷”發生了戰爭,而淮夷中最強盛的為徐國,位於蘇北地區。《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商紂為黎之搜,東夷叛之”。紂王曾經和發大量的軍隊討伐他們,《左傳》:“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在正南方向,商朝的曾經和楚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爭。《詩經·商頌》歌頌了商朝和荊楚的戰爭,“撻彼殷武,奮伐荊楚”。但是商朝是否將楚國納入到版圖之內?我認為是沒有的,楚國和商朝一直處於敵對的狀態。到了商朝末年,楚國和周國聯合對商朝發動戰爭,楚國於是接受了周的分封。
綜上所示,我們可以確定商朝的疆域是北到遼西,東到大海,西到渭河流域,南到黃淮地區。最新的高中歷史教材說:“商朝的政治勢力與文化影響東到大海,西及隴山,南跨江漢,北至燕山”。可見,新教材的提法還是非常理智,提到的是商朝的政治勢力和文化影響範圍,並未提及疆域面積有如此規模。